加沙战地女记者：战火让人变麻木

    ■难忘同事女儿稚嫩的声音：“听，轰炸”

■卖口香糖的小孩可能再也见不到了

 ◎ 文/《青年周末》记者李光  供图/周轶君（除署名外）

“那个孩子我可能一辈子都见不到了。” 凤凰卫视女记者周轶君在电话那头对《青年周末》记者有些伤感地回忆着。她口中所提到的孩子是加沙的一个小男孩，大约５年前，还在加沙住的时候，她曾经在他那里买过口香糖。

2002 年到2004年间，还是新华社记者的周轶君是全世界唯一常驻加沙的国际记者。多次采访阿拉法特、阿巴斯、亚辛等中东关键人物。

去年12月27日以色列发动空袭，周轶君第一时间赶往加沙，但她被挡在城外，无法进入这个曾经生活过两年的地方。1月18日前，所有的国际记者被拒绝进入加沙。

1月15日，周轶君暂时离开加沙，回到香港。17日晚上，她在电话中向记者讲述了自己几次在加沙采访的背后故事。她说，“我正在跟台里申请再回加沙。”

◎周轶君说虽然这次没有进到加沙城里面去，但是翻出之前拍的那些照片，她能想象到，战火中的加沙都是一样的

 看着浓浓烟雾从朋友们的头顶升起

以色列方面自去年11月起禁止外国记者进入加沙地带采访。12月27日以色列开始对加沙地带实施大规模军事打击之后，直至今年1月18日首批外国记者进入之前，没有任何外国记者能够进入加沙地带采访。

青年周末：曾经战斗过的地方，现在却进不去，是什么感觉？

周轶君：对于我来说，这是我第一次去以色列不能进加沙。因为我在那儿呆过比较长的时间，就好像到了家门口但不能进去，当然有点遗憾。得知现在已经有少量外国记者进入了，我正在跟台里申请再回加沙。

青年周末：这是你第一次在加沙城外感受战争吧。

周轶君：对。之前在加沙城里面的空袭、爆炸我还是比较习惯的，这一次是我第一次在外面看。我们也试过靠得更近一些，离加沙城最近的时候只有1公里，看得非常清楚，整个城市上空全部是烟雾。那些烟雾下面是我所熟悉的人，眼睁睁看着一大团一大团浓烟从朋友们的头顶升起，那种感觉非常复杂，很难用难过或者其他什么词去形容。

法国《世界报》的记者对我说，“周，当我们回去时，那一定不再是我们认识的加沙。”

青年周末：作为电视记者，是不是比平面媒体的记者面临更多的危险？

周轶君：听见战斗机轰鸣声，不能避让，反而追着飞机跑的，只有电视记者。电视记者期望拍到导弹落地的刹那，升腾而起的浓烟和烈火——其他画面都已经不再新鲜。加沙当地媒体有点疯狂，不过凤凰不会要求我们去追导弹——没有一个故事抵得上人的生命。更何况，真正好的故事，“在前线稍后一点的地方”，不是爆炸的那个点。

青年周末：这几天最危险的时刻是什么时候？

周轶君：对于战地记者来说，我觉得与其说“危险”不如说是一种“威胁”，因为每个人被子弹击中、踩上地雷的概率其实是很小的。比较危险的一次是在斯代罗特，空袭警报响的时候正好去厕所，等我回来的时候所有的人都很紧张地问我去哪了，他们怕我出事，因为三枚火箭弹就落在离我们五六百米的地方。

关于危险的这个问题几乎所人都会问我，但这恰恰是我最不想回答的问题，每次给人的感觉好像是自己在极力渲染当时有多危险，真正经历过这种事情的人其实不太想说，因为说出来别人也体会不到你当时的感觉。

◎被烟雾笼罩的加沙  ◎摄影/高磊

 难忘同事女儿稚嫩的声音：“听，轰炸”

2002年6月至2004年4月，周轶君曾是当时惟一常驻加沙的国际记者。2004年4月，出于安全考虑，新华社命她撤离加沙。在这之后，直到8月份离开以色列，周轶君曾几次试图回到加沙，但终未成功。

青年周末：你还记得当年离开加沙时的情景吗？

周轶君：我记得在我临走之前，我和新华社在加沙的雇员阿马德通话告别的时候，哭成个泪人。那是我第一次哭得那么凶，好像要把自己抽干。我想起一天夜里，窗外狂泻14枚导弹的夜里，他3岁的女儿在电话里说，“听，轰炸——”那个稚嫩的声音我一直无法忘记。

出加沙的那一天，几个小时后，我躺在耶路撒冷绿油油的草坪上，看瘦骨嶙峋却一脸高贵的宠物狗经过身旁，看以色列儿童的风筝在蓝天白云间飘荡，我一句话也说不出来。

我走了，但他们呢？

青年周末：这次回到中东有没有见到当年的朋友？

周轶君：没有，因为进不去，我只能给他们打电话，但里面通信条件很差，有的时候一天都打不通。通了的话我会让他们注意安全，我也知道自己说的是废话，因为他们的工作就是往最不安全的地方去。加沙记者圈是个充满情义的圈子。虽然各为其主，竞争残酷，但在仅仅365平方公里的加沙，大家总是经历同样的空袭和枪战。有一天，我和一个当地记者开玩笑说，巴勒斯坦记者比普通巴勒斯坦人幸运，因为有冲突，才有高额收入。他沉着脸说：“你总有一天要走的，可这是我们的生活！”

青年周末：经历了这么多空袭和枪战，是不是让你越来越勇敢？

周轶君：时间长了以后，与其变得越来越勇敢，不如说变得越来越麻木。后来就觉得，开车去爆炸现场和开车去修理厂没什么区别。

青年周末：你好像很不愿意说自己很勇敢。

周轶君：因为这是我的工作。我在那里的时候听广播，有一个节目采访了加沙里面的国际医药组织的志愿者，他们是从塞浦路斯坐船，突破以色列的封锁线进入到加沙里面去救助伤者，一共80个人。他们才是真正勇敢的人。

我在巴以地区呆了两年，流血和死亡在我的意料之中，是我去之前能够想象到的，但我没有想到的是，人与人之间的仇恨是如此简单而深入骨髓，似乎仇恨是理所当然的。那些痛苦的面孔，他们看久了会非常麻木。所有一切，都在无希望中前进。这个地方只有旧的思维，新的算计。

青年周末：当地人看到死亡，也已经麻木了？

周轶君：我想不只是当地人，包括我们，包括你，巴以冲突的新闻看多了你会不会麻木？

青年周末：我们毕竟只是通过电视画面，可当地人看到的死亡是真实的场景，也会麻木吗？

周轶君：会，会，真的会。在贫穷、绝望和战乱中，人不再尊重生命。我们几乎不能改变战争的进程，所以我希望给大家一个提醒，人在战争中是很容易变麻木的。

◎加沙战火中的孩子

卖口香糖的小孩子可能再也见不到了

“在巴以冲突当中，你很难用幽默的语调写一些东西。但如果我们能以一种放松的眼光来看世界的话，你会获得更多的东西。因为我觉得笑容本身是有力量的，让你用一种正确的心态去关注你所生活的环境。”（周轶君）

青年周末：战争之外呢，最大的感受是什么？

周轶君：我感到的最多的是和当地人同喜同悲。我记得有一件事让我感到很幸福。有一个小孩子让我买他的口香糖。我当时在打手机没有搭理他，结果发现他在马路边上哭起来了。我马上去问他。他说他一天一笔生意也没有做成，父亲失业了，妈妈常年都有病，兄妹六个人都在加沙不同的角落卖糖、卖报纸。我听了挺感动的，就把他的糖全买了。

后来我在另外一个地方碰到他，我再次提出买些糖，帮他完成任务。但是他拒绝了，特别有尊严，他说我不是乞丐，你不用这样对我。有的时候我看到他，我会给他买一些奶粉，我说你可以上学。之后很长一段时间我没有看到他，但是有一天我在马路边的时候，他的一个同伴告诉我，说他上学去了。那一刻我眼泪差点掉下来。也不知道这个孩子现在怎么样了，别的朋友我好歹能通过电话联系，但这个孩子我想可能一辈子都见不到了。

青年周末：据我了解你在生活中是一个很爱笑的人，这次在以色列的这些天你笑过吗？

周轶君：（思考片刻）笑过。在斯代罗特的时候，当地人告诉我们，有办法投亲靠友的已经离开了。而留下来的人，选择用幽默，充当自卫武器。有一家理发店门前挨了火箭弹，理发师受到惊吓，但也从中获得灵感。他仿照火箭弹插进土里的样子，制作火箭弹模型，用假发包裹，编入模特儿的真发，创造了“火箭发型”。他说火箭弹不但能击中你的脑袋，更深入脑海——无论你离开斯代罗特多远，空袭警报声仍萦绕在耳。

几乎没有人会真的留起“火箭头”，但没有人不被这个创意逗乐。前来理发的居民说，“If you can’t beat it, laugh at it.（如果你不能打败它，那就拿它来开玩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