成都29岁人事经理因“强制猥亵”女员工被判拘役

“首例性骚扰判刑案”曝盲区

■律师： 若不报警，脖子伤痕证据不足

■判决书中根本没提“性骚扰”三字

■法学教授： 可在《劳动合同法》加入反性骚扰内容

 

◎文/《青年周末》记者  马军  实习记者  李光

 

在警方内部和检方内部都各有分歧的一起性骚扰案件，最终被提起公诉，29岁的人事经理因此被判“拘役5个月”。这就是近日被多家媒体报道的“全国首例性骚扰判刑案”。

如今国内不少省市纷纷对性骚扰作出比以往更详细的规定，但成都发生的这一事件反映出，性骚扰案仍存在较多盲区。

被告律师李国义对《青年周末》称：“因性骚扰而判刑，当事人在中国也是第一人。” 《妇女权益保障法》的起草人夏吟兰，则对《青年周末》剖析了专家们在制定和修订这部法案时引入“性骚扰”一词的困惑及难题。

■手机短信已成为性骚扰的一种主要方式（资料图片）  ◎供图/IC

■为避免可能的性骚扰，成都五块石汽车客运站从去年1月开始首次设立女性购票窗口  ◎供图/IC

 

判决书中没提性骚扰

■检察院对性骚扰提起公诉很罕见

29岁的人事经理刘仑，把一个名叫陈丹的女孩招进了公司，成为自己的新手下。但在这个女孩上班的第二天，他就对她实施了不轨行为，并导致自己当场被抓获，一直羁押至今。近日，他被成都当地法院判决为“强制猥亵妇女罪”成立，“拘役5个月”。

这一判决，使得刘仑被称为“国内第一个因性骚扰事件而获刑的人”。7月上旬，这一案件被成都当地媒体报道后，引起全国关注。

很少被认为是刑事犯罪的性骚扰，为什么会由检察院提起公诉？

根据当地媒体报道，事发经过如下：

今年3月12日，刚从成都某高校毕业的女孩陈丹，遭遇一场意外的性骚扰。她到当地一家高新技术公司上班的第二天，就被自己的上司刘仑叫到办公室，理由是要跟她谈谈工作。

当时是下午5点，公司员工已纷纷开始下班。陈丹并未怀疑什么，就进了刘仑的办公室。但没聊几句后，她愕然地听到刘仑说很喜欢自己，希望能交男女朋友。

“我已经有男朋友了！”陈丹当即表示拒绝。这句话让刘仑恼羞成怒，他关了室内灯光，强行将陈丹抱住要亲吻她。陈丹反抗，在这个过程中，自己的颈部软组织被刘仑的胳膊卡伤。但她仍然大声呼救，并奋力挣扎着跑出办公室。

此时，正在隔壁加班的另一部门负责人杨经理听到呼救声后，当即拨打110报警。民警很快赶到现场，将刘仑抓获。

刘仑的辩护律师、四川天天律师事务所律师李国义给《青年周末》记者发来了法院的判决书，其中所述情节与以上描写基本一致。

“以往一般都是女当事人提起民事诉讼，检察院提起公诉的确非常罕见。”李国义律师说，

 ■到底是否犯罪 警方和检察官都曾困惑

刘仑的行为到底是违法，还是犯罪？这个问题开始让成都高新区警方也感到迷惑。

根据成都高新区检察院公诉处谢佳处长对当地媒体的介绍：

起初有民警认为，刘仑行为确实对陈丹造成了一定伤害，但侵害程度并不严重，只能算作触犯《治安管理处罚法》，不构成犯罪要件。部分民警则否定这一观点，认为刘仑涉嫌犯罪。鉴于两种不同意见，高新警方决定向当地检察院求助。

公诉处谢佳当时获悉情况后，意识到事态严重，于是决定提前介入调查。

刘仑在接受调查中，辩称自己主要是想和陈丹谈恋爱，只是采取的方式不当，并非目的意义上的性骚扰。刘仑的行为到底是谈恋爱“过火”，还是犯罪？即便在高新区检察院内部，也出现了两种不同声音。

谢佳力排争议，认为刘仑既然用手卡陈丹的脖子，已实施了暴力行为，造成陈丹脖颈软组织受伤，这足以证实刘仑实施骚扰行为属于强制性，性质恶劣，超出了一般人所理解的性骚扰，构成了犯罪，应追究刑责。

后来，法院在判决时采信了公诉人的这一说法。

■同事当场报警让性骚扰变成刑事案

这起性骚扰案有一个细节：同事听到隔壁办公室传出呼救，不是劝解而是直接报警，由此才将刘仑当场抓获。

这一环节在辩护律师李国义看来相当重要。

“一般在那种情况下，单位里的同事很少有报警的，而是选择私下解决。”此前李律师曾遇到过不少女性前来咨询性骚扰问题，但真正诉诸法律的只占很少一部分。大多都在私下协商解决，甚至不会走到起诉这一步。个别走上法庭的，一般最后也会被法院进行调解。

有网友对此评论：看来刘仑平时在单位混得太差了，这事都搞不定。

李律师甚至认为，如果当时没有同事报警，这个案子跟他以前经手的同类案子没多大不同，很可能私下解决掉，根本谈不上会判刑。

正是因为同事的报警，警方才迅速介入，并由此导致检察院的介入，从而才使得这起性骚扰变得不同寻常，由一起本来的民事纠纷变成了刑事案件。

那岂不是一个偶然因素起了决定作用？李律师认为的确如此。他说，这次虽然被告方被判有罪，但并不代表今后在同类案件中，女方从此就容易告赢了。

陈丹脖子上的伤痕，此前曾被媒体报道认为是一个重要证据。但李律师并不这样认为。他说，如果没有同事做人证，哪怕是留下了伤痕，被告人刘仑也完全可能辩称是其他原因造成的。

■警方及时介入证据才得到很好保护

事实上，这道伤痕、受害人的自述、同事证人的证词等，共同构成了一套较完整的证据链。警方在现场的及时介入，使得这些证据很好地得到记录和保存。

这样，李国义律师为刘仑做的辩护，就不在有罪无罪，而在于“有罪但罪轻，应减轻刑罚”。李国义对《青年周末》说，“如果要给刘仑做无罪辩护，胜诉很难，把握性可能最多只有50%。”

被告刘仑本人，也在法庭上当庭认罪。根据李律师的说法，一旦刘仑认罪，法庭就会给予减轻刑罚的考虑；而如果不认罪，败诉后可能判得更重。为了早日获得自由，一直被逮捕关押的当事人刘仑经律师分析利害后，同意律师进行罪轻辩护。

李律师的辩护意见主要为：对事实部分没有意见；被告人实际上是想跟女方谈恋爱，而且是临时起意，情节轻微，因此建议法庭给被告人一个机会，适用较轻的刑罚：拘役。

从“5个月拘役”的判决结果来看，法庭的确是给予了较轻的判决。相关法规规定，此类犯罪行为判处5年以下有期徒刑或者拘役。

■判决书中根本没提性骚扰

这起案子近日以“全国首例性骚扰判刑案”被全国媒体报道，很快就引起了法律界的关注。

记者看到，在一些律师和学者常去的法律论坛，基本都有对此案的讨论。普遍的看法是认为强制猥亵罪成立；刘仑的行为不带强奸目的，自然不能如有些普通网友所认为的那样是强奸未遂罪。

记者同时发现，在此案的法院判决书中，自始至终都没有出现过“性骚扰”一词。

该判决引用的相关法律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237条第1款：“以暴力胁迫或者其他方法强制猥亵妇女或者侮辱妇女的，处五年以下有期徒刑或者拘役。”

李律师对此解释说：这不奇怪，性骚扰目前并没有专门法规，仅在《妇女权益保障法》中有所提及，无法作为判刑的依据。更重要的是，这还牵涉到“性骚扰很难界定”这一老大难问题。

性骚扰定性难、取证难，没有明确判罚标准，长期以来都是律师界的“烫手山芋”。此前在国内发生的多起性骚扰诉讼案，绝大多数都因受害方证据不足而败诉。

一般来讲，“性骚扰”由于是在比较隐秘的地方实施，因此取证比较困难。性骚扰方式多以语言、文字、图像、信息、肢体行为等为主。由于取证较难，女方很难胜诉。在现实中，在历经性骚扰后，因证据不足或委曲求全，而选择沉默的受害者并不少见。

中国法学会婚姻家庭法学研究会会长夏吟兰教授通过《青年周末》告诫那些遭性骚扰所困扰的人：“遭遇性骚扰的职工应该注意保存证据。特别是一些性骚扰不是一次完成的，而是经常性的，对于这样的性骚扰来说，取证难度就要小一些。现在手机基本上都有录音功能，所以保留证据比以前相对容易一些了。”

此外，有律师认为，这起案件还给职场女白领们提供了一个借鉴，即：在受到性侵犯时，除了留物证之外，也要注意寻找公司单位里的证人。

  

“性骚扰”案仍存在较多盲区

■只有倡导性规定，没有性骚扰界定

国内法律首次涉及性骚扰，是2005年修订的《妇女权益保障法》。但为什么对性骚扰没有具体界定？《青年周末》对话了《妇女权益保障法及修订案》的起草专家、中国法学会婚姻家庭法学研究会会长、中国政法大学教授夏吟兰。

青年周末： 为什么《妇女权益保障法》在引入“性骚扰”这个词时，没做明确界定？

夏吟兰： 当时修订法案的时候，我们专家们也讨论过这个问题，但最后并没有达成一致，主要是因为“性骚扰”的界定确实比较困难。语言、行为、图像或者短信都有可能构成性骚扰，但是性骚扰的很重要的前提是被骚扰的人不愿意，即违背对方的意志，这个比较难以界定。

青年周末： 关键是“意志”难以界定？

夏吟兰： 对，比如说通过手机发的黄段子，我不知道你是否愿意，有时接的人觉得无所谓，但是有的人可能就不愿意收到这样的短信，他会觉得这对他是一种伤害。你说这算不算性骚扰呢？在这些具体情节上，哪些属于违背他人意志的，哪些不是，专家有不同意见。当时从立法角度不想一步到位，所以只是作了一个倡导性的规定，‘禁止性骚扰’，而没有对什么是性骚扰界定。”

 ■预防职场性骚扰，尚无专门规定

性骚扰分为工作场所的性骚扰和公共场所的性骚扰，前者也就是我们常说的职场性骚扰，对于职场性骚扰的预防一直被认为是一个难题。国外的法律在这方面有什么值得借鉴的经验呢？

青年周末： 国外在法律上对“性骚扰”有非常明确、详细的界定吗？

夏吟兰： 有很多国家确实有专门的反性骚扰方面的法律，他们的规定很明确，但是也有的国家尽管没有很详细的界定什么是性骚扰，比如欧盟对性骚扰的定义就比较宽泛，欧盟委员会在2003年5月曾经这样定义性骚扰：以对方非自愿的身体上或语言上的有性含义的进攻性行为，造成损害对方尊严、名誉，给对方心理造成恐慌、敌意、耻辱的后果。

青年周末： 这么宽泛的定义是不是对控制性骚扰行为起不到什么实际作用了？

夏吟兰： 不是这样的。尽管欧盟对性骚扰的界定比较宽泛，但是它在预防性骚扰方面有一套非常有效的办法。职场性骚扰更多的是占有优势地位的人对他的下级的骚扰，所以欧盟规定，一但有性骚扰的行为发生，哪怕这种行为不是上级对下级实施的，只是发生在普通员工之间，老板也要承担责任。这样的话，老板就会想尽办法来预防性骚扰，以避免自己遭到起诉。而在咱们国家，目前尚无此类的成文有效预防办法。

青年周末： 就是说要制定成文的规则？

夏吟兰： 对，就是通过制定这样的规则，明确用人单位必须承担的责任。既然老板是有责任的，那他就会想尽一切办法不让这些事情发生，采取一系列措施来预防性骚扰。比如说一个新员工来到工作单位，你必须告诉他哪些事情你能做，哪些事情你不能做，其中就包括哪些事情是属于性骚扰的；有的地方规定老板要见女下属，必须开着门；再比如规定办公室里不能悬挂裸体照片，否则就算是性骚扰，因为它可能会影响到别人；如果饭桌上有人讲黄段子，有人指出来你不能再讲了，如果他继续讲的话，就会构成性骚扰，马上就可以起诉他。

减少性骚扰行为发生的重点其实在于预防，“用人单位应当采取措施防止工作场所的性骚扰”是减少性骚扰行为发生的关键。

■应对性骚扰，没有一整套程序

青年周末： “用人单位应当采取措施防止工作场所的性骚扰”虽然已经写进了我们国家的《妇女权益保障法》，但是好像并没有像欧盟那样发挥真正作用，这是为什么呢？

夏吟兰： 这就是欧盟在性骚扰立法方面另一个值得我们借鉴的方面，它有一套完整的程序，明确了各个环节所必须承担的责任。在欧盟，一般而言，职工所在的机构会有一个防止性骚扰的部门，如果他认为别人对他进行了性骚扰，他可以首先跟这个防止性骚扰的部门反应，如果没有奏效，他可以向上级反应，如果还是没人管，他就可以到法院去起诉。而一但法院认定性骚扰成立，所有的部门都会因此承担法律后果，因为他们都是有责任制止性骚扰的，没有制止的话就要承担相应的责任。而我们没有这样一个完整的责任链条。

■没办法对性骚扰定罪量刑

青年周末： 目前我国除了《妇女权益保障法》，其他法律法规没有关于性骚扰的规定？

夏吟兰： 目前只有《妇女权益保障法》对性骚扰作出了明确规定，所以还没有办法对性骚扰进行定罪量刑。公民可以通过要求民事责任来保护自己的权益，因为这涉及到自己的人身权利。如果情节严重，触犯《刑法》，就构成性犯罪了。

青年周末： 对于前不久的“经理强吻新员工被判拘役”一案，法院的判决并没有提到“性骚扰”，而是引用了《刑法》中的强制猥亵妇女罪，您怎么看这个判决结果？

夏吟兰： 这案子要是在国外，肯定会被认定为性骚扰。如果这个案子立案的案由就是性骚扰，说明这个法官认为他的行为已经构成性骚扰了，只不过性骚扰情节比较严重，已经触犯《刑法》了，所以用《刑法》给他定的罪。“我觉得应该说‘他的行为已经构成性骚扰了，且情节比较严重，构成犯罪了，依据《刑法》判定……’，这样说的话，也符合《妇女权益保障法》的规定。”

■《劳动合同法》未加入相关内容

目前，湖南、湖北、河北、四川等许多省份都制定了《实施〈中华人民共和国妇女权益保障法〉办法》：“禁止以含有淫秽色情内容或者性要求的语言、文字、图片（像）、电子信息、肢体行为等方式对妇女实施性骚扰。”除此之外，关于性骚扰方面的立法，我们还有哪些工作可以做呢？

青年周末： 这些省份的地方性法规是不是已经够具体的了？

夏吟兰： 对性骚扰的界定来说已经比较具体了，但是对于实施了什么样的行为应该承担什么样的相应责任，还是没有具体的规定。当然，这也是因为地方法要受到的上位法的限制。

青年周末： 有人要求制定《反性骚扰法》，您认为是否有必要？

夏吟兰： 是否需要制定这样一个专门的法还需要进一步调查研究，我们现在对全国的状况并不是特别了解，到底在多大范围内存在这个问题，立法也不能贸然行事，虽然有些国家有明确的反性骚扰的法律，但是如何使这些内容本土化，还需要进一步的研究。不过可以在《劳动合同法》中加入一部分反对性骚扰的内容，这样至少可以对职场性骚扰进行规范。

  

链接一

50%性骚扰来自工作场所

统计数据表明：遭受性骚扰的多为职业女性。有50%的性骚扰来自工作场所，受骚扰最多的是30岁以下的未婚女性。北京红枫妇女心理咨询热线服务中心做过一项性骚扰调查，得出了这个结论。

也有专家指出，国内的立法可以借鉴发达国家的某些做法，比如成立一些专门保护妇女不受性骚扰的民间团体，保证受害妇女不是独自去面对压力，而是在身后有一个群体支持。此外，还可以成立一些带有公益性质的民间调查机构，具备专业的调查人员和调查设备，帮助受害女性解决取证问题，只收取少量的费用。

此外，政府还可以为性骚扰设立专门的投诉机构。

 

链接二

近年来性骚扰在国内法律层面的变迁

2005年12月1日起施行新修订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妇女权益保障法》，首次将“禁止性骚扰”明确纳入法律规范，明确规定用人单位应当采取措施防止工作场所的“性骚扰”。但怎么样的行为才算是“性骚扰”，法律并没有做出明确的规定。

《妇女权益保障法》中有关性骚扰的相关内容非常模糊，而且根本没有对什么是性骚扰进行界定。这类案子，法院如果要判，一般也多会引用其他方面的具体法条。

2005年12月起施行的修订后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妇女权益保障法》第四十条规定“任何人不得对妇女进行性骚扰；用人单位应当采取措施防止工作场所的性骚扰；对妇女进行性骚扰，受害人提出请求的，由公安机关对违法行为人依法予以治安管理处罚。”

在这里，虽然“禁止性骚扰”已明确纳入法律规范，但怎样的行为才算是“性骚扰”呢？该法规也没有进行明确界定。此后，众多省份纷纷出台自己的详细规定。

如2007年5月，《四川省〈中华人民共和国妇女权益保障法〉实施办法（修订草案）》规定：禁止以语言、文字、图像、信息、肢体行为等任何形式对妇女实施“性骚扰”；在工作场所对妇女实施“性骚扰”造成损害，单位或雇主有过错的，应依法承担相应赔偿责任。

7月20日的最新消息称，，《河北省实施〈中华人民共和国妇女权益保障法〉办法》修订草案正提交省人大审议。该草案对性骚扰的界定更加具体，将性骚扰明确为“带有性内容或与性有关的肢体行为、语言、图片、电子信息”等几种形式。

 

链接三

几起有名的性骚扰案件回顾

1.全国首例原告胜诉的性骚扰案：被告被判赔礼道歉

2003年10月，武汉市女教师何某诉上司盛某性骚扰案。武汉市中级法院终审判决认定被告侵扰原告事实成立，判决被告向原告赔礼道歉。这被认为是全国首例原告胜诉的性骚扰案。

2.北京首例性骚扰案：起诉反诉均被驳回

2003年11月，北京首例性骚扰案，方正女员工雷曼诉上司焦斌案。海淀法院进行一审宣判，认为原告提供的证据不能证明被告对其有性骚扰行为，驳回了雷曼的诉讼请求，同时，法院也驳回了焦斌反诉雷曼侵犯名誉权的诉讼请求。雷曼和焦斌各支付80元诉讼费。海淀法院审理后认为，性骚扰并非明确的法律概念，可以归属于名誉权范畴。

3.浙江首例性骚扰案：一审判决女职员获赔5000元

2003年11月，浙江省首例性骚扰案：温州市某调查事务所女职员谢某，状告该所负责人金某侵犯人格尊严纠纷一案有果。鹿城区人民法院一审判决，认定被告对原告的侵扰事实成立，被告须当面道歉，并赔偿5000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