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在各种攸关发展与民生的议题中，有各种不同的“身份”，今天的“身份”是西南交通大学乡村振兴与文化旅游发展研究院院长。https://mp.weixin.qq.com/s/0uEjHNJEd-qkQRBFvDwaNg

   一、“成渝双城经济圈”怎么可以忘掉广阔的农村？

“成渝双城经济圈”是本年度最热的议题之一，我至少都发表过10次以上的议论。乡村振兴是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建设的应有之义

到目前为止，人们对于成渝地区的“经济圈”、“科学城”、“交通线”、“开放高地”、“合作机制”等已经有广泛的讨论。但是，不要忘记广袤田野，不要乡村振兴，不要忘记成渝的区域性特点。

2019年重庆GDP为23600万亿，成都GDP为17000万亿，合并在全国GDP占比为4.1%，远低于“长三角”的23.6％，也低于“珠三角”的12.4%和“京津冀”的9.9%，总量偏小，发展相对滞后。2019年全国城乡收入比为1.84:1，成都为1.73:1，重庆为2.53:1，成渝地区拉通算为3.95:1，是全国城乡收入差距较大地区。重庆市情特点是，集大城市、大农村、大山区、大库区于一体，城乡区域发展差距较大。成都也是典型的“大城市带大农村”的超大城市，平原、丘区、山区各占三分之一，中心城区、近郊和远郊三个圈层之间的经济社会发展水平差异十分明显。正如没有月收入千元的6亿人口的小康，就没有“全面小康”，没有乡村的现代化，就没有全国现代化一样，没有成渝地区乡村振兴与城乡融合发展，也就没有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建设的成功基础。

每一座城市，都有它成长的故事，近代以来的城市化过程，记录着人类活动与城市形态变迁的历史。一般而言，一个区域城镇化率不到30%时，城市处于低水平缓慢发展阶段；一旦城镇化率达到30%，城市进入快速发展阶段，城市规模扩大、城市人口激增，这是一个“都想成为城市人”的过程。但当城镇化率达到50%-60%时，城市的拥挤、生产生活成本的倍增，开始促使人们到郊区置业、或者产居分离，产生了城市的“郊区化”和“逆城市化”过程，这是一个“都想成为乡下人”的过程。然而，当城镇化率到达70%以上时，人们会重新定义城市与乡村，重新布局城市发展空间，重新建立城市之间的关系，重新建构城市发展模式。2019年成都市常住人口城镇化率为74.41%；重庆常住人口城镇化率为66.8%。成都和重庆的城市发展已经走到需要蜕变和华丽转身的历史时刻。

城镇化进程并不都是“一路高歌”，也伴随农村人口、产业“空心化”与“经济凋敝”、“村落世代维系困难”和“村落组织崩坏”等现象。这差不多是城镇化到一定阶段都要面临的共同难题。上世纪60年代，欧洲一些国家就开始布局“城乡一体化与区域一体化”进程， 英国称为“建设新镇 ”、德国称为“空间重建”、荷兰称为“区域均衡发展”等；上世纪60～70年代，亚洲一些国家也进入这个阶段，韩国开始实施“工业促进计划”、“新农村计划”， 日本有“最美乡村”计划等。

国家不同，要解决的都是在特定发展阶段城市与农村的关系问题。乡村振兴的本质是城乡融合发展。世界上没有一个繁荣的都市可以建立在荒芜的田园之上。从“以乡促城”、“反脯农村”到“城乡融合”是“乡村振兴”的历史逻辑，也是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建设的现实基础。

     二、成渝地区乡村振兴与城乡融合发展方向在哪里？

     成都和重庆作为两个国家中心城市，地缘相接、人缘相亲、文化一脉，在“乡村振兴”方面也有不解之缘。2003年成都、重庆率先在全国实施“城乡统筹”改革试验，先后在2007、2009年共同成为全国统筹城乡综合配套改革试验区。在建立三次产业互动的发展机制；构建新型城乡形态；创新统筹城乡的管理体制；探索耕地保护和土地节约集约利用的新机制；探索农民向城镇转移的办法和途径；健全城乡金融服务体系；健全城乡一体化的就业和社会保障体系；实现城乡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建立促进城乡生态文明建设的体制机制等方面先行先试，积累了宝贵经验。目前正在全国深化的土地流转与经营、户籍制度与市民化、城乡产业互动与公共服务一体化等改革举措，与十多年前的全国统筹城乡综合配套改革试验区的经验密切相关。

今天成渝地区的发展又置身于共同的国家政策平台。中央财经委员会第六次会议关于“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建设”的新定位，具有重要的战略意义。“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建设”是国家近年来开始实施的“区域协调发展战略”在成渝地区的政策落地和具体化。从全国发展版图看，成渝地区是国家战略大后方，是东南沿海通过中原地区联通西藏、云南的重要枢纽，是长江经济带的生态屏障和重要起点。从地缘格局看，成渝地区是沟通南亚与东南亚的重要通道，是国家南向和西向开放的门户，是西部陆海新通道建设的战略起点，又是国家“乡村振兴”战略实施平台。

在“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框架内，我们提出，成渝地区“乡村振兴”发展的未来是，作为中国长江流域经济带的重要组成部分，成为全国城乡融合发展体制机制建设先行区和示范区。在城乡要素自由流动、超大中心城市户籍积分制度改革、城乡有序流动人口迁徙制度、城乡统一的建设用地市场、农村产权保护交易制度、城乡普惠金融服务体系、城乡公共服务均等化、都市圈和城市郊区在体制机制等方面率先取得突破，使得成渝地区成为在全国完善新机制、创设新制度、产出新经验的沃土。

     三、如何选择成渝地区乡村振兴与城乡融合发展的路径？

2019年7月川渝两地签署《深化川渝合作推进成渝城市群一体化发展重点工作方案》在内的18个协议（方案），川渝深度合作发展进入新的阶段；另一方面，发生在川渝实际工作中的地位之争、资源之争，时有发生。在未来中国经济版图巨大变化过程中，特别是在中央做出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建设战略部署之后，川（成）渝两地深刻认知，如果川（成）渝之间，不能实现从“封闭竞争”到“抱团发展”，将愧对历史和未来。川（成）渝两地，已经在科技、教育、人才、产业等多方面合作共建政策平台，我们建议，在国家《关于建立健全城乡融合发展体制机制和政策体系的意见》（2019年4月）指导下，积极推动成渝地区乡村振兴与城乡融合发展领域的务实合作与发展。

一是建立成渝地区乡村振兴与城乡融合发展联动机制。由两地党委、政府主管领导牵头成立领导小组，协同两地农村和农业、文化和旅游、发展改革、国土资源和城乡规划等部门，协同推进成渝地区乡村振兴与城乡融合发展重大举措、平台、项目和步骤。除了政府部门的联动之外，用市场机制跨区域配置资源，激活社会组织参与乡村振兴和示范试点，是疫后恢复重建的迫切需要。

二是建立成渝地区城乡贫困人口收入适时保障机制。研究成渝地区2020年全面小康目标实现情况，巩固建设成果，建立长效机制，持续跟踪“相对贫困”、“多维贫困”“生态贫困”、“康后返贫”、“因病致贫”、“文化致贫”、“土地流转致贫”等新现象，适时提供政策供给，解决新问题。同时也给大量文旅企业、社会创业组织提供利用商业模式解决社会问题的难得机会。

三是两地携手在乡村振兴与城乡融合发展重点领域改革突破。积极培育城乡要素市场，在农村土地制度、宅基地

“三权分置”、集体经营性建设用地入市、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乡村金融等领域深度改革，建立成渝地区改革经验交流、成果汇总提升机制，条件成熟时，建立成渝地区统一要素市场，促进城乡融合发展。成都和重庆的一些做法走在全国前面，要紧紧抓住政策机遇，政商结合、实操运作，在项目落地的关键领域，不断有新的探索。

四是在两地协手共同发展具有鲜明地域特色的巴蜀旅游文化产业。巴蜀文化，包容豁达。在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建设中，不仅要促进城乡产业互动，也特别需要艺术植入乡村、科技助力乡建。打造沱江流域绿色生态文旅发展轴，共建巴蜀文化旅游走廊，打造更多美丽典范乡村、经典民宿、特色文旅产品等。诱人的人文魅力和宜居生活，是成渝乡村振兴的软实力。要系统总结成渝地区乡建典型范例，我们也计划适时推出乡村建设经典案例分析与研讨活动。

2019年5月我曾随团参加赴日本的乡村振兴考察活动，考察结束时，我写了下面这段话：

--- 发展的逻辑是在工业化、城镇化和现代化的一定阶段，必然呼唤一种回归：回归本源、回归自然、回归人性、回归生活。但不是“简单回去”，而是在生活美学、现代技术、自然生态和未来设计之间的价值重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