昨天谈到公民社会的话题，意犹未尽，促进公民社会进一步发展的关键环节是什么呢？也许是管理制度的变革。社会团体的活动质量和水平只是公民社会发育的一个标志，但是在目前是可能的突破点。

我们的《社会团体登记管理条例》第三条规定：“成立社会团体，应当经其业务主管单位审查同意，并依照本条例的规定进行登记。”第九条规定：“申请成立社会团体，应当经其业务主管单位审查同意，由发起人向登记管理机关申请筹备。”按照这个规定，成立社会团体，首先要经过上级业务主管部门的批准和同意。该条例颁布于1998年，延续了计划经济的管理模式。

      时代发展到今天，多元化成为当今社会最本质的特征，不可能再由国家进行统一的计划和管理。“上级业务主管部门”，这一计划经济时代所必需的职能管理机构，在很多方面已不需要了，也无法再进行所谓的“业务管理”。正如企业产供销、人员管理等均由企业自主决定，独立核算、自负盈亏，“上级业务管理部门”管什么？如何管？管了以后负什么责任？国家推行市场经济以后，除了一些行业性企业外，对企业的业务管理已经取消了，企业设立登记，也不再需要上级业务主管部门的批准和同意。但民间社会团体，却依然执行的是计划模式，这与社会阶层多元化、利益需求多元化的市民社会是不相适应的，也是经济管理和社会管理的不相适应。

     国家行政管理机关的改革，使得一些上级主管部门不复存在。如浙江台州温岭市的农民向当地民政局申请成立“温岭农会”，民政局答复是首先要通过上级主管部门的批准，但是“农会”的上级业务主管部门是政府的哪一个机关？他们如何管？管理的职权和依据是什么？承担何种管理责任等等？都很不明确。

再如北京、广州等地的房主们要成立“业联会”，谁是他们的业务主管部门？如果有一天乞丐要成立自己的社会团体，谁主管他们的业务？

    实际上，随着政府机构改革，机关数量、人员的减少，面对庞大的社会团体，即便是有业务主管部门，也只是一个形式上的主管，很难也无法进行实质性的管理。

    国家不批准这些社会团体成立，但他们实际上存在并在起作用。这些未经登记成立的社会团体，没有被正式的认可，他们就只能存在于体制外，这对社会的稳定发展绝不是一件好事。

    建议：第一，修改《社会团体登记管理条例》，取消业务主管部门的批准这一计划经济时代的产物，实行社会团体登记备案制度，第二，修改涉及社团管理的《社会团体登记管理条例》、《民办非企业单位登记管理暂行条例》、《基金会管理条例》、《民办非企业单位登记暂行办法》等,条件成熟时，研究制定专门的非政府组织法，使非政府组织和民间组织走向法治、健康、有序、光明的发展道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