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足球俱乐部的悲哀

上海申花的地震无疑是上海早些时候另一场地震的结果。

我个人对上海足球充满了感情，上海曾是我们国奥队的驻地，我更是在2000年和2004年分别在上海浦东和上海申花队工作；随着这次地震，申花将继浦东之后退下舞台，我心里不是滋味。

当初，上海市副市长龚学平和另一位领导，一个关注浦东，一个把持申花，这奠定了上海足球独特的传统，也是个脆弱的传统。

我和霍顿曾受到过龚老板的接见。小车在上海市政府临时办公的地点绕来绕去，最终在一个最安静的地方停了下来，进入一个小厅，龚市长热情地迎接出来。他不但认识霍顿，还认识我，夸我翻译的好，还建议我把户口从北京迁到上海，在上海安家落户。虽然我不打算迁户口，但真的是受宠若惊。他后来就给霍顿讲起了自己对足球的理解，充满了活力。他还说，都搞长传冲吊不好，要有些地面配合，但可能是看见霍顿脸上有了一些转阴，就忙说，我就是个球迷，随便瞎说。

我对龚老板印象很深，也一直在关注着他在政界的起伏，直到后来知道他出任了上海市人大的副主任。浦东俱乐部失去了一些动力，最终转手给有更大背景的中远集团。

2004年，我来到申花队做威尔金森的翻译。当时的总经理楼世芳在一些反对声中，接受了我去做这个敏感的位置。他说，东北人说，用就用拉翻过马车的人。我近距离观察楼总的感觉是，他是个很棒的文人，我能理解他的那份敏感和感性。

我们在他的带领下，去他原来管辖的上海大剧院的大包间里吃饭，席间有原董事长在座。我真实的感觉是，大老板并不真是个球迷。与许多老板不同，酒席宴间，他从来没有和威老爷子谈任何足球方面的话题，谈到球队的事情也是蜻蜓点水。对这一点，我和老威颇有些奇怪。

申花俱乐部给了我美好的回忆。这个俱乐部的财力更令我感到震撼。我告诉威尔金森最多的话就是，如果你对这个俱乐部还有不满的话，中国就真的承不下你了。三个月后，他仍然挂冠而去。记得当时有趣的一幕，是去上海市政府大院开联赛动员大会，男足女足聚在一起，市领导坐在前排讲话，还有优秀运动员代表做励志演讲，把几个老外看晕了，纷纷要求提前退场。开会前碰见中远的领队桑廷良，他看见我态度特别严肃，让我有了德比的感觉，事后我笑着怪他老人家立场也太坚定了。

后来楼总离开申花，办公室主任杨靖也回到文广，标志着这个俱乐部上层权力重新组合，SVA的痕迹加重。两年间，除了个别相熟的教练队员以及两三个俱乐部里的工作人员，对于这个申花我已经有了陌生感。随着国际远赴西安，卫平转让珠海，我在这个城市里的足球联系也越来越少。

老舍的《茶馆》以北京一座茶馆为舞台，展开了清末戊戌维新失败、民国初年北洋军阀时期和国民党统治崩溃前三个不同时代的生活场景和历史动向，前后半个世纪，上场人物六七十人，全剧没有中心的故事线索，各幕之间也缺少前后呼应的紧密的情节联系，但《茶馆》仍是一部最真实的历史。而我所经历的上海足球，前后跨度不过6年，但是生动地反映了中国足球俱乐部远远没有独立起来的历史画卷。

今天，这个短暂的历史在眼前流过，对于中国足球俱乐部的脆弱命运，我感到有些伤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