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第三种声音-关于中国球员收入

　　我96年从北京外国语大学英语系毕业，因为热爱足球，放弃了似乎更挣钱的工作，选择了相对低薪的中国足协外事部。虽然一进足协就成了正式在编人员，但我的月工资只有700多元，所以曾很羡慕我在外企的同学，当时他们的待遇都在3000左右。这样的工资挣了一年左右，直到这么一天，外事处处长赵金福握住我的手说，“小谢，祝贺你，你终于可以光荣地为国家交税了！”后来，800多的工资又持续了相当长时间，我几次偷偷跑到外企人员服务总公司投递简历。那时候，我曾搭陆俊车回爸妈家，背后发足协牢骚，他还劝我要耐心一点，时间长了就会好起来。

　　可是，有时候你会惧怕看得到很远很远的时间。我曾觉得，只要我努力在足协工作，收敛自己尖锐的性格，我可能会在十来年后当上副处长，二十来年后当上处长，三十来年后退休。我会在外事处的小屋子里慢慢老去，每天走相同的路上班下班，从龙潭湖到足协这条8分钟的路上，我甚至会记住每一颗大树的样子。但我厌烦看见这个大半确定的未来，所以我选择离开。那是2000年初，我每月的平均待遇长到了2000多元。吸引我离开的当然还有上海浦东俱乐部开出的20万年薪，这个钱我在足协要挣六年。

　　我不值20万，天底下比我英语好的大有人在，更不用说更好的翻译了，谁给霍顿干这个翻译都一样。那时我只是中国足协出来的小孩儿，老板卫平更谈不上用我的足协背景干什么疏通的事情。但是在当时的足球环境下，我值那个价钱。工作5年来，我第一次看到了自己的价值，也终于可以帮爸爸妈妈为家里分担一些责任。当时大连万达队的翻译刘仁铁对我说，咱们学英语的就应该走技术的道路，这钱拿的干净踏实。

　　中国所有足球运动员挣的工资和奖金也是干净的。人都是商品，只要有这个市场，你值这个价格，老板就愿意给。这个世界是有钱人控制的，会买的永远算不过会卖的，没有哪个基业已定有钱有势的老板会做赔本的买卖。中国的球员球踢得不好，但在国内这个环境里，他们是最好的，普通球员走到国家队的艰难不亚于大本生考博士。在足球技术方面，他们是全国最优秀的二三十人，只要市场同意，他们就有资格挣最高的工资。在翻译界，最优秀的翻译一年拿几百万的大有人在，我看着心里憋屈没用，有本事自己努力提高业务去。更何况这个社会里有太多的人拿了比国家男足队员多得多的钱，他们都是凭本事挣的吗？！

　　我反对假球赌球，但我永远不反对靠技术挣干干净净的钱，尤其不反对来自于市场调节的合法收入。球踢得臭，大家不看你了，球票没人买，电视没人播，广告无人做，市场就没了，大伙儿收入就完蛋。这两年球员收入直线下降，就是市场这支看不见的手在起作用。当然，这个市场的垮掉除了球踢得臭之外，还与市场的管理者无力用法制的手段规范市场，并由此简单粗暴地破坏市场有直接关系。十年之内球员工资的涨落都是太必然与合理的事情。2004年，我在上海申花这个富得流油的俱乐部任主教练维尔金森的翻译，某个主力正因为工资问题和俱乐部僵持，而他当时的目标月薪是一万多元。这里面实在没有多少或者对错的问题，都是市场定价而已。

　　在这个社会上，看过太多不公平的事情，所以我觉得只要是靠自己的本领挣干净的钱，大家就都是兄弟，挣多少都对。我没有仇富的心理。而且，我还希望中国的老百姓都多挣些钱，为未来减少一点不安。人们常常问我，谢强，你离开足协到底后不后悔。对这个问题，我很茫然，离开足协后的6年时间，我挣到了在足协根本挣不到的钱，但是，我的生活并没有因为这些真的变得很轻松。因为现在我没有足协那样坚实的医疗保证，再没有什么单位会分我房子，因公因私的衣食住行都需要自己花钱，没有一点可以报销的可能，更大的不安是你再也无法享受到像在足协那样可以预见的安稳的人生大道。球员给老板打工也是如此，面对自己短暂的运动生命，面对剧烈运动可能造成对身体的损害，面对后半生的不确定性，他们中的大多数人都是像我们一样的普通人，渴望在能挣的时候多挣点钱，为后半辈子减少些负担。了解这个圈子的人都知道，真正的所谓大款也就是少数人而已。

　　我不想为个别没有道德感的球员说好话，我只是觉得我们的舆论应该看主流，应该支持靠技术吃饭的人多挣点钱，尤其支持体育从国家拨款改走市场养活自己的道路。关于球员和普通百姓收入差距大的问题，我只能说，这个问题的另一面是，与欧美的普通民众比较起来，我们老百姓的收入太少了。

　　都是老百姓，钱多也多不了多少，少却能少得可怜，加上无权无势，生活都有各自的不容易，就别内斗了。所以不想捧谁，也不是骂谁，我叫它第三种声音，这也正是我写博客的初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