媒体和球迷一样，作为一种外在环境，往往会对教练员和运动员造成一定的压力。有人可能不理解，职业球员，一年挣那么多，会怎么连这点儿心理承受能力都没有？！其实，职业球员也是人，没有人生活在真空里，1996年底亚洲杯，刘越一个所谓的失误造成中国队在比赛最后阶段败给乌兹别克，造成国内媒体对刘越的一片口诛笔伐，96年2月在广州，中日队与美国队友谊赛期间，刘越对我说：”当时，我通过一些朋友了解到国内对我骂得很厉害，以至于后来每出一脚球，都觉得传丢了可能会挨骂，球是越踢越没信心。“那时，刘越刚从国奥队升格进国家队，人才23岁，去承受着一般人想像不到的压力。97年10月在科威特，我队2∶1力克对手，赛后回饭店一路上，我坐在大戚身边。戚指导手里拿着一张《足球》报，范志毅从后面探过身来说：“戚指导，借我看一眼。”大戚严肃地说：“看什么？看完以后胡思乱想！”随后，他把这张《足球》报叠了几折，最后折成拳头大小，攥在手里。我长期在队里生活，理解一名教练员减少球员压力的良苦用心。有时候，记者可能意识不到手里这支笔的厉害，一句随意的批评或发挥，可能会影响千百万读者啊！领导在单位批评你一句，你还会难受一会儿呢，更何况千百万人关注你关责怪你呢？

    94年，佩雷拉率巴西队在美国夺取了世界杯冠军。巴西队队员够职业了吧，心理素质够好了吧，可就在这届世界杯期间，佩雷拉坚持不允许一张报纸进入巴西队营地。佩雷拉的观点是：我干我的，你写你的，咱两家不搭界！在过去3年里，我阅读了大量足球专业报纸，见过太多添油加醋的、做过手脚的、甚至无中生有的报道，而且此类现象层出不穷，比比皆是，更有愈演愈烈之势。我甚至有这样一个念头，利用我在足球一线的优势，在某报上开辟一新闻打假专栏，名曰“假新闻现形记”，一周一篇，绝对不用发愁没的可写。

    霍顿也受假新闻的陷害，从性质上划分，假消息有两类，一类是故意制造矛盾，造成恶劣影响的，例如最近让霍顿拍案而起的三则报道。①霍顿放言中国教练水平低，增加其在国家队执教难度。②霍顿说俱乐部队医疗水平差，对队员伤病采取不负责任的态度。③霍顿说带李金羽参加奥运会是为了安慰其情绪。这三则报道直接造成了国家队主教练与俱乐部教练，俱乐部医务工作者和队员之间的矛盾。这种假新闻不打不行，还得早打，打不死就坏事。

    还有一类假新闻属于流毒不大，影响一般，打也打不过来，只能叱之以鼻，一笑置之。例如，我最近经常见到若干报纸编造这样一段霍顿原话：“中国甲A联赛比英超意甲水平还高，因此范志毅和孙继海应回国踢球。”其实霍顿是对比了范孙的一场英甲比赛和申花全兴二场甲A联赛之后，说这场甲A联赛的质量比英甲还高，范孙应该到更高质量的联赛里踢球。排除这名记者胡编的可能，至少他误把英甲当作英超，缺少足球常识不说，又信手拈来“意甲”与“英超”配对，再顺便发挥一下。澄清这种东西确实没有意义，但这球艺儿流行传播起来，也够缺德的。上海《新民体育报》新近刊登了一封球迷来信，大骂霍顿糊涂，指出霍顿水平低劣至此，竟认为甲A水平高于英超意甲！你说霍顿冤不冤？！

    霍顿是外国人，由于语言问题，便其与媒体之间多了一道障碍，一方面，这个障碍使他不知道什么报纸在说什么，除非我把一些“特别”文章专门汇报，他不用承受这种“嘻笑怒骂”带给他的烦恼与压力，他常自比大戚，说自己比大戚幸运得多，全因“视而不见”、“充耳不闻”。另一方面，他也害怕这种障碍增加了与中国记者交流的难度，造成一些语言上的误会，被一些有不良嗜好的记者钻了空子。因此，不管记者的英文有多好，他都不单独接受中国记者的采访，并一定要我担当“官方翻译”，消除理解上的差异。

    霍顿爱开新闻发布会，喜欢把我们队里的事向记者们解释得通通透透，因此我们这个队被誉为历史上最公开最透明的一支队伍。除去极个别情况，他不认为我们队里有什么“国家机密”值得保守，老百姓都有“知情权”。他来自新闻媒体更活跃的欧洲，他不想堵记者的嘴，知道媒体是群众喉舌，当然可以百花齐放，百家争鸣。他不怕批评，认为记者有权批评，但不要捏造事实。他常说，我愿意多开新闻发布会，这样记者们可以用我说的话骂我，不用编我的话骂我。霍顿对记者是很善意的，经常是有求必应，不逃避采访。为了把新闻发布会开好，他叫我印发书面材料，制作幻灯片，叫组织者给记者们发饮料，用白板又写又画进行讲解，绝没有“名人”的架子。我就是不明白，有些洋教练根本不爱塔理中国记者，狂妄之极，把中国足球骂得一文不值，我们有些记者反而为其鼓掌叫好，对其超之若鹜；而霍顿这个善良的“实诚心”人，却往往得不到宽容的舆论环境。我想可能他把我们的好话说得太多了吧！

    在中国足协以及跟随两届国安队这三年，我对这个消极的舆论环境已经有了一定的承受能力，我知道很多报纸是以骂人为生的，记者发回的稿子由于批评力度不够，往往被二度创作，登上报纸时再冠以若干耸听闻的标题，而原作早已经面目全非了。我理解作者由于求全、追名、图利而进行适当炒作，但记者们也应该理解相信足球圈内的大部分工作者在兢兢业业地进行着辛苦而诚实的劳动。我们队守门员教练桑指导有感于舆论界苛刻的环境，对我说了这样几句话，我觉得很有道理。一“有一次，我对几个上海的记者朋友讲，文革期间，你们做记者的往往因为几个字没写对，几句话没说好，就被紧及文字狱，被群起攻之，无限上纲，最后闹得身败名裂，妻离子散。你们也需要积极和宽容的环境呀！可现在，你们反回头来，由于教练员运动员一场球没打好，几句话没说对，就大炒特炒，穷追猛打，这也不对啊。”我知道，现在有些记者夸大批评这个武器，在足球报道相对自由的环境中，用放大镜专找阴暗面，没有阴暗面制造阴暗面，文章貌似客观公正，实则主题先行，无病乱呻吟罢了。我给霍顿做翻译，目睹过上百次文字记者或电视记者的采访，而真正想坐下来探讨足球本身问题的，对我们训练比赛感兴趣的记者寥寥无几。每逢大赛当前，记者问得最多的问题是：您认为队伍能打到什么程度？您觉得亚运会能不能进前四？接下来就是：如果进不了前四，您是否会下课？霍顿几次在强忍着怒气回答完后，都忍不住发几句议论：“Sam，你说这问题我怎么回答，这不明摆着给你下套吗？我说能拿冠军，他们准说我盲目自信，信口开河；我说不能拿冠军，这比赛还打什么呀！三军未行，我主教练不能先泄气呀！我要说比赛一场一场打，重视每个对手，他们又得说我回避问题。所以我怎么说人家都能找个理由换个角度批评你一下。与其怎么说都不对，那我干嘛不说能拿冠军呀，起码我还能长长志气呀！你们记者不关心战术，不关心训练，不关心对手情况，不关心比赛本身，只关心什么目标、下课这些足球之外的事情，我是干教练的，搞业务的，一天到晚我老琢磨这个，我还带什么队呀！”

    上个月在上海，我经历了一次很难忘的新闻发布会，这使我很真切地感到这股“正面新闻消极报道”的浪潮。我队3∶0战胜了伊拉克国奥队，全场比赛气势如虹，三个进球酣畅淋漓，几近完胜对手，但你听听记者问的：“伊位克队刚到上海就比赛，是不是疲劳影响了他们的发挥？”“这场友谊赛中国队犯规达30次以上，请问有无必要？”“这场比赛赶上大雨，是不是伊拉克队不习水战？”“有人说您的战术是英国60年代的战术，您有何评论？”“有人说，您带李金羽去奥运会是为了安慰他的情绪，是不是有这么回事？”……我在旁边翻着，心里这个气啊，这比赛是白赢了，赢出一身毛病来！我知道这帮记者正研究明天骂人的文章怎么写呢。霍顿确实是个绅士，言笑之中竟然将这些问题一一化解，颇有些大将风度。我松了口气，心想明天报纸上总会有几篇肯定我们的文章吧。霍顿有在赛后了解媒体反映的习惯，所以第二天我买了很多体育类报纸研读，一看又是大失所望。我正要去向霍顿汇报，霍顿正好从饭店西餐回来，看见我手攥着一叠报纸，笑笑说：“报纸又没说好话吧。”我忙问：“你怎么知道？”他说：“西餐厅里有个服务生是个球迷。他见到我兴奋地说，昨天晚上你们打得真棒。但他脸色一沉，说，不过你可别看报纸，上面尽说坏话，没意思！”我们都苦笑了一下，霍顿说：“想得到两句表扬下真不容易啊，不打败伊朗韩国，不冲进奥运会，不打进世界杯，人家是舍不得夸我们的呀！”我很高兴霍顿能从这苛刻的舆论环境中找出前进的动力，也对他的大度颇为钦佩，但心里总是觉得不舒服。以前，人们都反对报纸上说空话说谎话，说报纸是群众喉舌，可是中伊之战第二天某些报纸上写的东西，恐怕与很多群众的想法相去甚远吧。

    其实，霍顿尊重记者批评的权力，并不是见批评就皱眉，在这一点上，他是个很大气的人。但是一旦消极报道成了媒体中的主流，确实能对球队产生不良的影响。足球对圈外的人来说只是个游戏，说来说去都不过只是个乐子；但对于我们这些游戏中人来说，却意味着辛勤的汗水和追求。当你看到自己没日没夜的劳动被别人动辄冷潮热讽、调侃一番的时候，执着的是很难像对待一场游戏那样豁达的。霍顿尽量与记者们保持着一种友好的工作关系，不利用记者为自己宣传，不想“买通”某些记者来建立自己的舆论阵地。我知道有些教练很愿意和记者交朋友，对谁都凶，但对记者不凶，适当的时候还邀请“亲信”记者来几篇表扬稿为自己求驾，霍顿说，维纳布尔斯在任开了一家酒吧，原我们队顾问鲍克斯顿是该洒吧的佳宾歌手。许多记者都爱前去消遣，然而消费一番后发觉账单不菲，每每这时酒吧经理都会善解人意地上来为记者挂账，其实就是让记者白吃。久而久之，不自觉的记者能欠下该酒吧上千英镑。写文章时想骂维纳布尔斯几句，这位老记就会先想起那几千英榜来，而后也就心虚手软，笔下留情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