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个巨人：王俊生

九强赛失利以后，舆论的火力集中到了王俊生和霍顿身上，下课之声此起彼伏。说实话，为了国奥队出线，挨骂挨得最多的这两位真可谓到了鞠躬尽瘁的地步，而某些并未尽力的、说的比做的多的人士却策略地躲过了新闻界的“炮火”。上次我写《我说霍顿》，称我在戚务生和霍顿两位巨人身边工作，着实被人讥笑了一番，这次我再拉上王俊生，称他为第三个巨人，戚务生被骂倒了，但武汉队保组和红塔冲A使其又站了起来。今天，湖南台体育新闻已经为王俊生下课倒计时了，但我仍执著地相信，即便王俊生和霍顿都暂时顺应了民意而“下课”，他们也迟早都会重新站起来。

今年8月，《中国体育报》的记者在大连采访霍顿，问：“你作为一名外籍教练到中国执教，到底有没有压力?” 霍顿说：“我知道中国足球失败的历史太长了，广大球迷对我们这支国奥队寄予了很大的希望。球打不好，我对不起中国的球迷，对不起共同努力的教练和队员，对不起王俊生，我的压力来自于此。”中国队客场负韩国和主场平韩国后，霍顿见到王俊生后都一脸严肃地说：“对不起。”主场平韩国后，一些球迷围住东亚富豪饭店不走，球队连夜转移到松江吃晚饭，深夜三点才又返回东亚富豪饭店。当时，王俊生迎候在饭店门口，与霍顿握手，劝他注意身体早些休息。这使我想起当年戚务生执教时，每场比赛后王俊生都要等到戚务生参加完新闻发布会，再一起乘小车返回驻地。记得在大连中国队2∶4输给伊朗后，王俊生仍然等到戚指导从新闻发布厅出来，一同乘小车返回。当时，车外是球迷群情激愤，车内两人默默无语，对于王俊生来说，这叫承担责任。很多球迷都对《足球之夜》中王俊生在巴林满脸沮丧的特写记忆犹新，但你想到没有，国奥队巴林一战，胜负已无太大意义，王俊生完全可以不去巴林。为什么去?还是承担责任。

霍顿一直与王俊生保持着友好的合作关系，两人一有机会就坐在一起交换意见。10月3日中韩比赛的当天上午，开完准备会，霍顿和王俊生坐在两把椅子上谈心。霍顿说，客观地讲，国奥队走到今天，取得了一些进步。这种进步不是我个人的功劳，而是中国足球改革的功劳。五年来，这批队员留学巴西、德国和俄罗斯，增加了大量国际比赛的经验，尤其是近一年来，他们又在职业联赛的环境里锻炼，这为国家队水平的提高提供了根本保障。但是，足球比赛偶然性大，即使我们输了球， “联赛为本”和“走出去请进来”的思想也不能变。王俊生听了，一直不住地点头。现在回头看看，这次谈话的意义是很重要的。

奥运失败后，霍顿曾从上海返回北京，与王俊生在中国足协进行了两个小时的会谈。许多记者都打探会谈的内容，尤其对两人是否有过争执格外感兴趣。应该说，霍顿和王俊生的谈话是平静的，确实没有什么值得炒作的东西。由于两人在工作上的目标和利益都很一致，连性格也有相似之处，因此两人都能最大限度地彼此理解，从来没有什么大的争执。霍顿对我说，他曾在沙特首都利雅得任教，同城的对手就是拉扎罗尼带的队。霍顿自己俱乐部的主席是个王爷，经常请霍顿到别墅玩乐。他曾对霍顿说，你不适合做足球教练，适合下国际象棋。霍顿问为什么?他说，下国际象棋只要把准备工作做好，对对方的每个变招都能应对，这盘棋的胜率就大。你准备一场足球比赛细致得就像准备一盘国际象棋，但足球场上的偶然性太大了，该准备的都准备了，这比赛也不见得能赢下来。看来，王俊生和霍顿都该改行。为了这次九强赛，王俊生从七年前就开始准备了，而霍顿也可谓两年来一步一个脚印，但结果却输了。两人殊途同归，败了能说什么? 只能说在这个过程当中，我尽了最大努力，我问心无愧。但结果让球迷失望，我对不起大家。这也正是霍顿在巴林最后一次国奥队教练会上讲的话，当时桑指导落下了眼泪。

王俊生和霍顿合作愉快，因为他能尊重洋教练并且帮助洋教练。在政治思想工作方面，王指导注意研究队员的心理，想了很多办法解决具体问题。大家可能还记得王俊生在十强赛后新闻发布会上关于做队员心理工作的一个讲话，听起来有些难懂，但意思就是掌握给队员压力而又缓解队员紧张的火候，让队员在场上既能拼得出来，又要尽量放松。这次王俊生提出八个字——拼字当头，智在其中；有记者称之为太　嗦，“智勇双全”四个字即可。其实不然，“拼字当头”更突出了大赛中思想作风的重要性，这与霍顿几次讲“比赛打到这种程度，完全是心理的较量了”是同一个意思。今年5月在越南，我到王俊生房间汇报工作，瞥见他桌上放着一本书，名叫《心理咨询与研究》，可见他一直在努力揣摩运动员的心理，他在准备会上讲“ 本来不怕鬼，说的人多了，总闹得你心虚”，要求球员增强抗干扰能力；他讲“一个士兵过十次河，脚下的水每次都不同了” 来教育队员不能轻视同一个对手；他给霍顿讲孙子兵法和游击战争十六字方针，以此比喻球场上战术的灵活性。以上种种，都给霍顿留下了很深刻的印象。王指导曾几次问我：“小谢，你说我要不要参加教练例会，这会不会让霍顿觉得我在具体业务方面插手过多? ”我说，霍顿欢迎您去，我也希望您天天都去，这样您可以多了解些情况。坦率地说，我总是隐隐地觉得由于王指导在国奥队的时间并不长，只是比赛前后来，他得到的一些情况并不见得是很全面的，而且我不能保证所有的干部都能客观地向他反映霍顿的情况。至今，他对霍顿的某些认识，恐怕也是有些变形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