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趁李亚伟的个人诗集《豪猪的诗篇》出版之际,我重读了他的诗。最吸引我的,仍然是他的多样性和复杂性。有许多话题值得一谈。我发现要谈论李亚伟的诗,居然不得不从《中文系》开始。那就只有先谈它了。
李亚伟刚刚成年,就成了莽汉,写了很多诗。将近二十年来,各种各样的诗歌选本,在李亚伟名下,大多数就只选《中文系》,有时兼及《硬汉们》《苏东坡和他的朋友们》这两首,三首都是他21岁写的。很多人误以为李亚伟只写过几首诗。如果能统计出《中文系》的读者数目,那肯定是个惊人的数字。如果李亚伟能够追讨他应得的稿费,这首诗的收入也将是个惊人的数字。这个不可逆转的事实,弄得《中文系》成了李亚伟的代表作,成了他挥之不去的符号。弄得李亚伟本人偶尔也自嘲:“老子就只写过一首《中文系》。”
我也认为《中文系》不是李亚伟的代表作,也曾认为这首诗的广泛流传对理解李亚伟的诗很不利。这次重读这首诗,我有了新的看法,我愿意修正以前的看法。我发现《中文系》是李亚伟的护身符,它将一次次把李亚伟从被遗忘的边缘拉回来,过去二十年它做到了,我现在推测它在今后二十年、五十年也将发挥这种作用,当代的众多响当当的诗人在往后的岁月里被无情地遗忘时,李亚伟将凭《中文系》赢得他的新读者。
以上推测也许很可笑,但决不是信口开河,我有我的依据。《中文系》这首诗本身是一首好诗,语言明快,幽默,读起来有快感,也就是说它经得起阅读的考验,不会在往后的岁月里成为不堪一读的、仅仅剩下个名字的东西。我知道有些《中文系》的老读者已经厌倦了,但老读者的趣味并不能完全决定新读者的感触,就算这个老读者自以为在阅读方面具有不可一世的影响力,也做不到这点。当然,首要的前提是《中文系》能够有新读者来读它。这些新读者在哪里呢?爱好诗歌的新人都有可能,最主要的是中文系的学生。这就引入另外一个话题了,经过将近二十年的岁月淘洗,《中文系》已经和它的嘲讽对象(那个庞大的教育系统的一部分)发生了不可分割的关系,已经有人认为:要抹掉李亚伟的《中文系》,必须先清除中文系本身,而这是不可能的。对诗歌读者而言,中文系是个特殊的系统,每年都会有一部分新人怀着文学梦进入中文系,其中必有少部分人因读到《中文系》而眼睛一亮,而愿意读李亚伟的其它的诗歌作品。也许《中文系》的读者年复一年如同滚雪球一般壮大着。最关键的是,这些读者基本上未被恶俗污染,各位应该知道赢得纯真的读者意味着什么,这意味着李亚伟可以独立于各个时代那些势利的诗歌圈子而被人发现,他无须借助外部的努力就能够战胜遗忘。这首诗和人群中的眼睛互相发现。所以我说《中文系》是李亚伟的护身符。
(二)
李亚伟读过中文系,的确像他诗中所写那样不是个好学生。但正是这个他厌恶的环境造成了他的早熟,为他能够在21岁的时候就写出震憾人心的诗篇创造了条件。现在回过头去考察他的中文系,谁都会立刻发现,他读的中文系和后来的中文系是不一样的。
李亚伟能考上大学,完全是运气。现在看来,有点宿命的味道,决定性的时刻出现在地理考试的前夜,这个平时调皮捣蛋的16岁少年,在油灯下死记硬背了一夜,天亮时胡乱背了两道大题,就上了考场,我估计当他在试卷上看到他胡乱背的两道大题居然值几十分时,肯定笑了。正是这多出来的几十分把他送进了大学,命中注定要碰到万夏、胡玉、马松、敖哥等将来的莽汉。
那个年代,被大规模动乱耽误了青春的几代人一起涌进了大学,造成了年龄结构极其复杂的学生群体,李亚伟在他那个班级是最小的,最大的已经32岁了,最多的是20到28岁这个年龄的男女,很多都结了婚有了孩子。和这些老大哥老大姐朝夕相处、相互学习,其后果是李亚伟不可挽回地早熟了,他跳过了一般人都要经历的迷糊的青春期,读大学如同一脚踏进了社会。因为他年纪小,老大哥们都背着手来教他追女人,并且远远地观察,事后指出他约会过程中的不妥之处;老大姐只把他当小孩,心安理得地带他去看电影,根本不担心会产生流言。那时,每个人都看到了改变命运的希望,很多老大哥老大姐都在闹离婚,忙着重组家庭,不闹婚变的,也梦想着甩掉留在老家的妻子和丈夫,这些成年人把性生活弄得一点都不神秘了。许多惊奇的事情发生了,比如说:李亚伟上铺那个老大哥刚一毕业就娶了自己的女班主任为妻。另一方面,李亚伟、万夏、马松等等却因为年纪小,几乎没有什么话语权,一堆同龄人自觉走到一起,团结起来,靠拳头说话,被迫展示完全不守规则的生活方式。他们一起写诗、逃学、追女孩、喝酒、打架。这些活动后来都在《中文系》里反映出来。我们现在可以肯定:《中文系》的语言虽然通俗易懂,但在当时却是极端的语言。诗中没有不安的自白,只有快活的回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