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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先讲一个故事
1988年冬天的一个下午,在武陵山脉一处靠近原始森林的小木材站,我和一个卡车司机聊天,他曾是李亚伟的街坊。令我惊奇的是,从这个几乎不识字的粗人嘴里居然冒出来一句诗:“把你的道路称两斤!”他说是李亚伟写的。他说出这句诗时的口气和神情都表明这句诗让他非常地舒服。我后来熟读过李亚伟的几乎全部诗篇,没找到这句诗,但我敢肯定是李亚伟写的,是他遗失的某篇手稿中的一句。
现在看来,这件事可以当成是有关诗人李亚伟的一个寓言。我曾被深深地触动,也深深地记住了这句诗。由于这句诗从它所属的诗篇中飘逸而出,已经无法探究这句诗的具体语境,(像一只落单的孤雁飞过了我内心的天空。)但我认为它仍然无力逃脱李亚伟的诗歌世界,属于李亚伟的终究要归于李亚伟。我现在亮出这句诗,是把它当成理解李亚伟的密码来使用的。因为从这句诗里可以清晰地辨认出李亚伟的豪情、修辞、胆识、无畏,及其对道路的专注。点击这个密码,可以轻松进入描述诗人李亚伟生平的神秘界面。
●为什么要描述诗人的生平
诗歌史上总有某些特殊的具有爆发力的时刻,会产生某一方面的强力诗人,这类强力诗人由于过度专注于诗歌世界,他们会把诗歌与生活混为一团,彼此密不可分,乃至于我们要来认真探究他们的诗学时,才发现一般性的诗学研究方法不够用,必须作一定的变通,用比较多的篇幅来描述诗人的生平,这样才有希望解开强力诗人的诗学秘密,也才能解读那些特殊的具有爆发力的时刻给诗歌带来的启示。遇到这样的强力诗人,诗学就可以等同于诗人的生平描述,比如说屈原、陶渊明、李白甚至愁苦的孟郊,很难想象不描述他们的生平,会把他们的诗歌解读成什么样子。
现在,我们回顾1980年代的诗歌,可以清晰地辨认出那是诗歌史上特殊的具有爆发力的时刻,而李亚伟正是这个时刻产生的具有代表性的强力诗人,他像那些久远的前辈诗人一样,将诗歌与生活紧密结合在一起,要探究李亚伟的诗歌世界,就应该描述诗人的生平。
●序曲:一首寻常人写的打油诗
我将从阅读李亚伟各个时期的诗歌作品入手,来捕捉一个诗人的写作历程。作为当代诗歌中最了不起的个案,李亚伟的丰富性和复杂性都容易使人迷失方向,那些一般性的传记材料只会增添麻烦,我将尽力弃用这些辅助品,专注于诗歌本身。由于李亚伟的诗歌变化多端,他经常调转枪口朝自己开枪,要求这篇文章具有一致性结论是不现实的,因为没有任何现存的理论框架可以将李亚伟的诗歌制作成一种模式来供人分析研究,我们只能追随他的脚步,尽可能地勾勒出李亚伟的精神面貌、写作态度及其想象力的传奇。因为李亚伟的诗歌中始终贯穿着的幽默和穿透力具有不可替代的活力,本文将以大量的直接引用来达到诗歌言说诗人自身的效果。
据我所知,有关李亚伟的第一个传奇是在他出生那一刻产生的,言说他的是为他接生的护士,她仍然健在,她说:“那个李亚伟哟,他是穿龙袍来的。”所谓穿龙袍,是指婴儿降生时穿着完整的胎衣,是千万个婴儿中才会出现一例的生殖现象。这位护士用指甲撕开和剥离了这层薄膜,李亚伟才发出了他这辈子的第一个音节。对任何个人而言,诞生即存在。李亚伟有几首诗回溯到了他自己的这个重要时刻:“一九六三年我开启自身幽深的酒杯之口/以信徒之身耿耿而出涉过红酒黄酒和白酒/世上所有的树木都给我领路/凡人之躯开始病态地拖过巴山蜀水。”“在子宫里我几乎拒绝出生,但我想/也许有一个像样的女人我何妨不去试试运气。”“我从父亲的阴茎口向外窥视:她在哪儿?就在这个朝代吗?”“在胎前一棵古代的树下,我就拟定了给她的求爱信。”“当初父亲也没考虑甚至没皱一下眉/就把我生成了男人,要知道男人是压根儿不皱眉的。”这个时刻之所以值得一提,是因为它诞生的是一个有名的莽汉,而这个莽汉并不在乎“诞生在任何一个国家任何一个民族和时代。”他在乎的是另一种诞生,这种诞生包含着创世的最大幻觉,“在宇宙这只子宫里,我呆着,不安地等待着,吹着口哨走来走去……”他要写出他内心的旷世之作,这才是一个诗人的真正生日。
接下来当然是童年了,虽然李亚伟自称“两岁时就挽起袖子养活自己。”但本文只就他的童年说两句话。首先,由于年代似乎很久了,没有人能确定李亚伟最早的诗性律动产生于何时,我只能说:如果诗歌不和他的命相联系,那么小时候他就不是可以成为天才的儿童。其次,他生活于地方口语极其活跃生动的人文环境里,为他以后的写作积累了活力,比之那些用普通话写诗的人而言,李亚伟在语言上具有先天的优势。
很快,李亚伟十六岁了,他考上了大学,这个中学时调皮捣蛋的角色创造了一个奇迹。很多年后,当时和他一起调皮捣蛋的一个伙伴在酒桌上对我说:“李亚伟考起了大学……”然后就无话可说了,只是哈哈哈地傻笑。很难想象不上大学的李亚伟会朝哪个方面发展,连他父亲都对他不抱什么希望了,指望他中学毕业后去学理发,掌握一门谋生的手艺。
●莽汉诗
莽汉诗成为事实要等到李亚伟大学毕业以后。很少有人知道,莽汉诗的产生跟两个风马牛不相及的音乐名词有关:手风琴和打击乐。《打击乐》是万夏油印的一部诗集,手风琴则是一个女人。一九八四年一月,李亚伟从社会上回流到学校,希望了结一段恋情,同时满足对校园的怀念之情。结果迎头碰上了万夏,“两人碰头,欢天喜地,笑嘻嘻进了一家酒馆。”“像所有写诗级别不高的人一样,见面就谈诗。”这一席酒谈,直接撬开了李亚伟的天才瓶盖,众多的妖魔鬼怪从他的笔下涌流而出,莽汉主义诗歌诞生了。手风琴被两个高歌猛进的男人凉在了一边。“一个真正的好姑娘当然可以去跟别人生孩子。”诗人更需要诗歌。“时光还早得像荷马时代”,看起来是个适合写作巨大诗篇的时代。
莽汉主义诗歌一发力就有着令人惊叹的力量,是因为聚集在旗下的几个人都有着罕见的才华。李亚伟、万夏、胡冬、马松、二毛、梁乐,“六个二十岁的人,可以随便找一个地方撕道口子,再用硬物、异物把它搞大,把它变成无边的战场。”这六个人都是时间的受害者和空间的肇事者,是现时代诗歌中少有的语言打手,敏感,反应极快,洞察力比那些人到中年的诗坛老油子更尖锐,一下就击中了要害。从此,李亚伟的诗人面目才开始真实起来。
就诗歌而言,二十一岁的李亚伟已经摆脱了习作的稚嫩,写出了真正成熟的作品。那是八十年代初,每个人都感觉生活在一个全新的环境里,那些曾在大规模社会动乱中蒙受创伤的诗人还在舔身上的伤口,徘徊在革新和传统之间,不知道何去何从,没有一套真正行之有效的遗产可以继承,一切都有待从头开始。莽汉们在过时的思想习惯和新生的社会条件之间,独立找到了突破口,闯进了诗歌领域。他们感觉到的不仅是艺术的复活,而且是一场价值和行为的革命,莽汉诗将超越成名人物和先锋派的困境,渴望进一步影响到普通老百姓的生活。他们要为打铁匠和大脚农妇写进行曲,这项要求本身即超越了当时的知识分子所能构想的任何文艺样式。“诗歌是莽汉寄给语言的会诊单,又是语言寄给诗人、酒和伤口的案例,是发给全世界美女的加急电报而且不要回电,因为我们的荷尔蒙在应该给我们方向感的时候正在打瞌睡。因此诗人看见其中的很多东西难以成为事实,它使莽汉行为永远发生在诗歌的路上,幽默的产生只不过是跑过来帮忙赶路的第三只脚,但还是走不拢!诗人撵不上诗歌,他看见脚下的路老是绊脚,低头发现那是现代汉语,上面垃圾太多,但他仍不停地走,自己也成了垃圾。”那一年,李亚伟写了一首关于二十岁生日的诗,他“发现一群东西朝世界走来是一件了不起的大事。”
目前有案可查的李亚伟诗歌最早也只能追查到一九八四年,之前的作品被他毁掉了,毁掉时毫不手软,李亚伟喜爱现实和当下,他没必要留下那些习作来写回忆录。这一时期的诗歌作品抒情、浪漫、搞笑。其中有两首作品给李亚伟贴上了标签,就是《中文系》和《硬汉》,多少诗歌选本、多少垃圾评论、多少专著提到李亚伟时论及了这两首诗啊?好像李亚伟永远都是二十一岁的样子,都是“腰间挂着诗篇的豪猪”形象。这是非常荒唐的认识,没有任何理由强迫一个诗人永远都是二十一岁的样子。
这时的李亚伟“仅仅是生活的雇佣兵,是爱情的贫农。”他一方面在现实中寻找素材,写出了很多关于日常生活的幽默诗篇,一方面又往历史深处搜索,写出了很多关于文化传统的批叛作品,第三方面则是那些貌似爱情诗的调皮捣蛋的诗歌。这时的李亚伟有多动症,他“走过大街小巷/走过左邻右舍穷亲戚坏朋友中间/告诉这些嘻嘻哈哈的阴影/我要去北边。”“我要到很远很远的地方/去看看我本人。”这时候的李亚伟已经非常清楚地认识到艺术、诗歌和哲学不过是人类幼年时期的迷人幻觉,在今天可以全部用攻击揭露它们了。他的诗歌符合具体事件而不加以粉饰,也不将之提升到哲学和精神的高度,如果加入复杂的思想和深奥的学说就等于违背现实。莽汉们“写作和读书的时间相当少,精力和文化被更多地用在各种动作上。”李亚伟明确要求自己“在跟文化找茬的同时,不能过分好学,不能去找经典和大师、做起学贯东西的样子来仗势欺人,更不能写经典和装大师,要主动说服、相信和公开承认自己没文化。只有这样,才能找到一个史无前例的起点。”这时期的莽汉诗歌呈现出“反叛、好斗而又颓废、哀伤的情绪。”他“也许什么也不是/我的历史是一些美丽的流浪岁月/我活着,是为了忘掉我。”他尤其不是“被编辑用钳子夹出来的臭诗人。”他“像大地用地震来折磨自己。”猛然间证明了“世界拥挤。”“所有这时候看着山的男人/原来都是我李亚伟。”他“被狗和贫穷撕破裤裆。”他要求女人“应该提着一只陷阱来找我约会。”他想象自己驾着小汽车和女朋友兜风,然而“我们没什么汽车,我们穷得对那玩意不感兴趣。”贫穷作为一种诗歌猛料投入现实之中,吻合了中国人在金钱方面的意识觉醒,很多人都担心一个国家的物质增长可能催生思想空虚的人民,李亚伟从来不担心这个,他只要“一次像样的欢娱。”
李亚伟从酒中找到了出路,写出了许多与酒相关的好诗。他在诗歌中自觉地进步了。一种被他反掉的古代情怀又回到诗歌中,他喝醉了酒,就认定“在古代我们做过宰相带过兵/亡国后在月下久久伫立。”他再也不认为莽汉主义诗歌是史无前例的新现象了,而是“对《诗经》以来中国诗人喜欢结伴喝酒吟赋的优良传统的直接、认真的承认和继承。”“莽汉主义从一开始就充满了精彩的封建主义糟粕、文盲的豪气和无产阶级不问青红皂白的热情以及中国百性人情味十足的幽默和亲热。”这时的莽汉诗人已经准备好了几十首动人的诗篇,有足够的理由像古代的伟大诗人那样开始漫游了。正是这段漫游时期,李亚伟写出了真正了不起的作品,莽汉诗歌活动和传播也进入了高峰期。
●诗歌团伙的一般性描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