冯老兄读了图森的小说《做爱》，想知道我的看法。我现在手里没这本书，前几天刚被诗人胡志刚拿走了，只能凭印象说以下几点。

我们不谈图森的语言，因为我们不懂法语，如果我们硬要依据译本来谈语言，我们谈论的不是图森的语言，而是译者余中先的语言。这是很多人在谈论外国小说语言时，经常不注意的问题。更好笑的是，很多年来，我们的小说家们经常直接学习译本的语言，还以为自己学的是作者的东西，而从不怀疑自己学的是译者的水品。当然，这也不是完全无益的，有些译者确实水品高，学他也学不坏。比如说李文俊译的福克纳，就形成了相当不错的李文俊文体，只是那些学了他的人不自觉，口口声声说自己学了福克纳，根本不把功劳归于李文俊，他们真的以为自己学的是福克纳。如果说李文俊文体确实存在的话，现在有可能已经存在了余中先文体，因为他译了很多法国新小说，正在逐渐产生应该有的影响。

我猜测，图森在写《做爱》时，根本就没有用心去想小说的结构，他顺手就采用了契柯夫说的那个小说原理，大概意思是说小说开头出现了手枪，最终必须扣响它。《做爱》的开头出现的是一瓶硫酸，图森很狡猾地暗示这瓶硫酸将泼向某张脸，这非常符合一般读者的想象。这瓶硫酸在小说中不断出现，像针一样将整篇小说串连起来，相关的情节也一直在暗示着某张脸将成为牺牲品，随着小说的紧张关系的逐渐加强，我们知道这瓶硫酸将泼向那个女艺术家，然而，在小说结尾处，这瓶硫酸只是泼向了一朵花。这种结构方法的好处是，一头一尾出现的这瓶硫酸，不仅仅是拧紧了读者的神经，还使小说本身成为一个封闭系统，读者只需要在这个框架里理解这个小说，把其余不相干的东西格开了。按一般小说家的理解，契柯夫原理是个老掉牙的方法，他们根本不敢用。这是图森的牛比之处，他偏要用这样的陈词滥调写出不同的小说来。毕竟写小说是一件非常自由的事情，这不准用，那不准用，就太作茧自缚了，与自由背道而驰，就失去了写作的乐趣。小说家不必害怕使用已经形成了的传统经验，只要用得称手，写出新意即可。

图森的这篇小说可以归类入欧洲文学传统中的历险记，但他笔下的历险记是新的。传统的历险记总是尽量不刺激读者本身产生生理反应，而是集中精力展示书中人物的危险，而且他们经历的是在不正常状态下的大危险。图森的小说正好相反，他的人物经历的都是普通场景，危险也算不上危险，只是莫名其妙的麻烦。比如说，那瓶硫酸，他直接放在人物的衣兜里，他要把它带上飞机就很麻烦了，可他却不动声色就让他把硫酸带到了日本，他不做任何解释，就让小说中的人物闯过了普通人很难闯过的关口。

图森用异国情调来吸引读者，这也是欧洲小说的一个传统，是欧洲人出于骄傲的产物，他们几乎是在炫耀自己的世界眼光。相比之下，最鼓吹全球化的美国人反而在小说领域更保守，更强调本土特色，拉美作家依葫芦画瓢，也跟着美国强调本土特征，这种风气落到中国作家手里，则几乎到了变态的地步。图森是世界公民，他无须强调本土特征，他的小说可以发生在世界上任何一个地方。

在处理异国情调上，可以看出图森在写作上的认真态度。他的小说表面上是随手写下的比较任性的文字，实际上却是深思熟虑的产物。他深知要在异国情调上写出新意来，绝非易事。他的小说场景是东京的街道，读者从一般的旅游手册就可以了解到有趣的细节，他必须写出不一样的感受来。在这一点上，图森聪明之极，他肯定经过了反复研究，让他发现了一个很少有旅游者描述的特殊时段，就是下半夜的东京街头，一般的旅游者这时都在睡觉，不会描述这个时段。小说中那对男女在东京的下半夜漫无目的的穿行，达到了令人新奇的效果，是当代人最有可能经历的历险记。

这篇小说名为《做爱》，当然不会缺少做爱的行为。虽然千百万作家都尝试过性爱描写，但绝大多数作家都出自本能地害羞，屈从于道德感，都尽量俭约了事。当然那些刻意的色情描写根本不在我们谈论的范围之内，我们关注的是发生在纯正的小说领域内发生的性爱行为。几百年来，小说中的性爱行为几乎是模式化的，很难突破旧的写法。图森再一次显示了他刻意求新的聪明，一般作家写性爱，都是一次性写完了事，图森却不，他把小说中的性爱分成了两次来完成，已经开始的性爱被莫名其妙的电话打断，一对男女又莫名其妙穿着睡衣在东京下半夜的街头经历了一段历险，再在黎明到来时，在一阵地震引起的心理震荡后，躲在桥下完成了性爱。这是只有小说中才会出现的行为。图森给那些以为小说必须写得符合实际行为的作家的头上敲了一记闷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