刚刚送走方立天先生，不幸的是，汤一介先生也走了。应约写了一篇小文，发表在9月11日的《新京报》上。

     我知道汤一介先生的大名，是因为他创办“中国文化书院”时期，当时我在人民大学读书，看到书院关于梁漱溟、冯友兰等先生活动的介绍，并逐渐对这些后来被称为“新儒家”的人的思想产生了兴趣，大约是汤先生经常出国交流，汤先生的文章里经常有许多新的观念激发我的兴趣，比如我就是从他的文章里最早知道“内在超越”这样的概念的。1990年代，我在社科院哲学所的《哲学动态》杂志主持一个“学者访谈”的栏目，就做了一个汤先生的专访，谈了诸如轴心时代等问题，算是正式认识了。

     但是真正跟汤先生熟悉是在他接手中华孔子学会之后，大约在2004年前后，我已经调到中国人民大学工作，我被学会任命为秘书长，跟王中江一起，协助汤先生重新整合、组织学会的机构和活动。就此，有了经常和汤先生相聚的机会。那个时候，汤先生虽然已经70多岁，但精神很好。他不但要谋划学术的学术活动，也还要为学会的经费劳神。不过经过一两年的努力，学会有了固定出版的会刊《中国儒学》，也定期举办全国性的学术活动，中华孔子学会逐渐恢复了生机。

     孔子学会的办公地点在清华大学，但我们商量事的“据点”就在汤先生在朗润园的家里。每次走进13号楼那略显老旧的二层不大的房子里，总是会看到他们俩总是各在一个书房忙碌，而因为要先路过乐先生的书房，我们特别喜欢跟乐先生聊几句，她在编一个杂志《跨文化交流》，每次都会谈论她设计的主题，送我她的书。

然后我们再到里屋和汤先生谈学会的工作。在谈正式的工作之前，我们总是会先交流一下对学术界所发生的一些问题的看法。每次都是有许多收获，最令我感动的一次是，当他见我就说，我最近看了你的文章，你的想法很有意思。当时我的《制度化儒家及其解体》一书出版不久，引起了一些注意，但我没有想到的是，工作如此繁忙的汤先生居然也抽时间看了我的书，并对里面的一些说法提出了他的评论。

    随着《儒藏》编纂工作的深入，汤先生的工作越发繁忙，身体状况却曾衰弱之势。尽管如此，汤先生依然不断拓展的思考范围和研究领域。他一直认为《儒藏》编纂和儒学研究是一个互为促进的过程，所以他在建立起“北京大学《儒藏》编纂和研究中心”之后，一直有一个想法，要建立“北京大学儒学研究中心”，2009年冬天的一天，他给我打电话，说让我去他家一趟，说了他建立儒学研究院的想法，并对我说，你关心的礼法关系的问题，也是他所设计的儒学研究院的工作的重点，所以希望我去儒学研究院工作。但是因为当时家庭的一些原因，我没有立刻同意。后来乐老师每次见我都说，汤先生年纪那么大，工作那么忙，让你来帮他一下，你都不来。我听了也很愧疚。2013年，我下决心去儒学研究院工作，汤先生很高兴，我也开始了一种新的工作状态。可惜，我只是做了很少的一点点事。昨天晚上，在北医三院的病房，看着汤老师离开，我想：一个思想者的身体可能会消失，可以思想者的灵魂，会转移到后继者那里，继续为民族、为人类而思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