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几年我和北大、浙大的几位老师给江西的中学生编过一个小的读本，是由老朱主持的，这两天收到老朱的短信，还是会回想起那时在庐山等地讨论这个书该如何写的细节，后来有一个出版社想让我将之改成一个单行本出来，我已经没有这个兴趣，有时候，做一件事并不完全考虑其价值，而是因为几个人合得来便就做了，否则便提不起劲头。

希望老朱健康快乐

 我思故我在

我国古代的著名思想家庄子写过一个寓言，说有一次梦见自己化作一只翩然翻飞的蝴蝶，醒来后庄子开始思考这样一个问题，到底是庄子梦见了蝴蝶还是蝴蝶梦见了庄子，那个才是真正的庄子呢？

这样的段落我们通常会把它看作仅仅是一段寓言，但是仔细想一想，我们能很确定地说清楚“我是谁”这样的问题吗？

一辈子我们会填许多的履历表，我们会毫不犹豫地填上自己的出身年月、籍贯、民族和性别，但是我们知道这些信息对于我们了解一个人来说远远不够的，那么还需要增加什么呢，或许我们会说性格、道德品行、教育经历、家庭背景，然而这些就够了吗？如果在弗洛伊德等心理学家看来，还得看潜意识的表现等等，但你依然会摇头，因为昨天的我与今天的我就已经不同了。

对于我们自己来说，不但我们的身体每时每刻都在变化，同时我们的思想意识也因为不断的实践发生着种种的变化，那么在这种变化中，有没有一个真正的“自我”呢。

比如说张三是你的朋友，如果张三发生了许多变化，我们会责备他，“你已经不是原来的你了”，当我们在这么说的时候主要指的是他的思想意识，但在现实中，张三依然是那个张三，他如果犯了罪，无论他的身体和内心发生了多大的变化，他还必须为以前那个张三所做的事负责。这一点在法律上似乎容易解决，但在哲学上却变成了一个大问题。这就是身体和心灵的问题。

中国古代的人很早就开始考虑这个问题，他们认为人活在世界上除了身体之外，还有灵魂，而灵魂和身体是可以分开的，人死了之后，灵魂依然存在。所以人死了之后要守灵，这种习俗现在还在许多地方留存着。有人用“烛火之喻”来比喻灵魂和身体之间的关系，这个比喻说人的身体就像蜡烛，而火光则好像是灵魂，蜡烛燃烧一段时间之后就会被熔化，而火光则可以点燃另一支蜡烛。并用此来说明，人的身体消失之后，灵魂还会存在于这个世界上。

佛教的理论比较复杂，首先佛教认为人的身体的存在是虚幻的，而且是人生苦难的原因；另外佛教有一个报应和轮回的思想，说的是一个人如果做许多的善事，就会得到好的报应，而经常做恶事就会受到不好的报应。而这种报应是通过轮回的方式来体现，如人如果做了很多坏事下辈子就会投胎做畜生。《西游记》中的猪八戒原来就是天上的“天蓬元帅”，但因为对嫦娥无礼而被贬投胎为猪，但这个“猪八戒”和“天蓬元帅”是同一个“人”．

其实类似于庄子和蝴蝶般的疑问，在法国的哲学家笛卡尔那里也出现过，笛卡尔出于为科学寻找坚固又可靠的基础的目的，认为自己习惯认为正确的许多知识其实都是可疑的。甚至人的感官感觉也是不可靠的，他打比方说，我坐在火炉旁，穿着冬天的袍子，我怎么能否定我这双手，我的身体是我的呢？然后笛卡尔认为这同样是可疑的，因为人在睡觉的时候有可能做梦。我究竟是否坐在这里，我是在清醒还是在梦幻之中是不确定的。最后笛卡尔说只有我在怀疑这一点是不可怀疑的，因此他就提出了一个著名的命题，“我思故我在”。虽然现在许多广告都在借用这样的句式，如某运动装的广告是“我运动，我存在”，但在笛卡尔这里，我思故我在，是建立在一个将心灵和物体看作是两个互不联系的实体的基础上的。

身体和心灵之间的关系是整个西方哲学的核心问题，一方面所有的宗教观念几乎都是建立在灵魂存在的基础上的；其次，每一个在世界上生活的人也不希望自己只仅仅是在这个世界上存在过的动物，而是希望能留下点什么，特别是精神上的。所以先秦时期的中国人就把说追求“不朽”并不是身体的不朽，而是“立功、立德、立言”才是真正的不朽，就是要做一些有益于社会的事，要为后人树立道德的榜样，要说一些发人深省的话等等。比如说孔子虽然已经是两千多年前的人，但现在人类还在从他的著作中获得有益的启示，这样可以称得上是不朽。

西方的心理学也因此发展出需要理论，著名的心理学家马斯洛在1944年所著的《人的动机理论》中首先提出了需要层次理论。马斯洛把人的需要归纳为五大类，由低到高分成五个阶层，象金字塔一样：
     生理需要：是人类本能的最基本的需要，位于多层次需要构成的“金字塔”图式的底部。这种需要包括衣、食、住、行及延续种族的需要等。
     安全需要：实质上是生理需要的保障。包括生命安全、财产安全、职业安全、劳动安全、环境安全和心理安全等。

社交的需要：也可称为归属和爱的需要。包括社会交往，从属于某一个组织或某一种团体，并在其中发挥作用，得到承认；希望同伴之间保持友谊和融洽的关系，希望得到亲友的爱等等。

尊重的需要：即自尊、自重，或要求被他人所尊重。包括自尊心、信心、希望有地位、有威望，受到别人的尊重、信赖以及高度评价等。

自我实现的需要：是人生追求的最高目标，位于金字塔的顶端。包括能充分发挥自己的潜力，表现自己的才能，成为有成就的人物。马斯洛说：“音乐家必须演奏音乐，画家必须绘画，诗人必须写诗，这样才会使他们感到最大的快乐。是什么样的角色就应该干什么样的事。我们把这种需要叫做自我实现。”

这种理论正确与否还有很多的争议，但是这使得我们知道一方面人类的精神生活受客观的物质条件的限制，也是人脑的机能，但是精神活动既包含有思维、观念和信仰，也包含情绪、情感、欲望等，正是这些因素的综合作用，所以就产生了人格等具有人类有别于动物的种种特性，人类现在对于这些方面的认识还很不充分，但我们应该培养自己的高尚的人格，超越简单的物质追求，应该是对于“自我”的最大体现，也是净化“灵魂”的重要步骤。

自我与社会

在所有的动物中，人可能是惟一一种既考虑到自己的身体存在又考虑自己的“精神”存在的种群，但人类高度发达和相对弱小的身体，使得人很快就注意到了自己必须作为一个群体的存在才能应对各种各样的来自别的动物和自然的挑战。中国先秦时候的思想家荀子就说过，人的力量、速度都比不上牛马等动物，但为什么这些动物会让人使唤，主要的原因就是人能“群”，那些动物不能。

这就是说，我们每一个人都有一个独立的“自我”观念，但同时又能清楚地意识到我们又是我们生活的社会的成员，在这个群体中扮演着自己的角色，而且不止一种角色。比方说老师，首先老师是一种为人师表的职业，既要传授知识给学生，同时也要在道德行为上为学生树立典范。而每一个老师又属于某一个具体的学校，他要遵守这个学校的各种规章制度。前一种角色是对于学生而言的，而后一种角色则是相对于单位来说的。

除此而外，老师还有自己的家庭，男老师既是自己父母的儿子，自己妻子的丈夫和孩子的父亲，女老师既是这个家庭的女主人，又是孩子的母亲等等，从这个角度来看，每一个人是一个多种社会角色的综合体。所以古希腊的哲学家亚里士多德在《政治学》一书中说：“从本质上看，人是一种社会的动物……任何一个不能过公共生活的人或者自给自足到无需过公共生活的人都不是社会的成员，这意味着他要么是一头野兽，要么是一个神。”

正式因为人既具有很强的个体性又是一个社会角色的综合体，所以个人和社会之间必然会产生种种冲突和不协调的地方，比方说为了集体的利益，有时候会损害个人的利益；人与人之间因为兴趣和习惯的不同，如何协调；如何看待群体成员之间能力的差异；如此等等，这一切都是人们反复思考的问题。

中国古代的儒家思想比较注重群体和社会的利益，认为个人的利益应该服从整体的利益，儒家推崇的价值是“仁”，而“仁”字的本来含义就是“二人”，也就是人与人在一起时的状态，那么什么是“仁”，按孔子的说法，“仁”就是要“爱人”，要“克己复礼”。儒家思想虽然遭到道家等学派的批评，但依然是中国古代思想的主流。

不过儒家对于“群体”的理解也有值得思考的地方，儒家有一种自然主义的情感，他根据人的自然情感，认为人总是对于自己的亲人比较关心一点，然后按照与自己的关系的远近，爱逐渐递减。有人对这种思路打过一个比喻，就是说儒家的爱犹如一个石子投进一个平静的水面，按远近亲疏像波纹一样逐渐的散开。

因此很多人批评儒家搞小团体主义，但我们还应该记住儒家“推己及人”的说法，这句话已经被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确定为人类共同价值的基本原则。意思是要把对自己的亲人的爱扩展到所有人，即“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幼吾幼以及人之幼。”

西方人一直以来，比较注重对于个体的价值的肯定，许多思想家认定社会的存在使得“真正的自我”被扭曲了。特别是启蒙运动以来，人本主义的兴起，更是强调人的自然属性的高尚、纯洁、善良的一面。比如卢梭说自然的个人是善良的，正是因为社会造成了个人的虚伪。还有一个人说每一个人是自私的，只是因为每一个人的自私会造成所有人的利益受损，所以就要制定一定的契约来控制。

这种强调个人和社会之间的冲突的理论，在以萨特为代表的存在主义思想中有了进一步的发展。比如萨特提出，存在先于本质，也就是说首先是人的存在，从人的存在以后再来讨论人的本质是什么。所以萨特说每一个人都有选择的自由，但是他又认为，人必须为自己的选择负责。

萨特从选择的特性出发，说“我们与他人关系的本质就是冲突”，“人对于他人而言是狼”，如果从资源和机会的有限性来说，人和人之间是有很大的冲突，比方说我们都希望上名牌大学，找到好的工作，但是这些学校和工作机会是有限的，所以人与人之间存在着一定的竞争关系，但是问题是我们要正确看待这种竞争。一方面我们应该为这种竞争创造一种公平的环境，同时必须意识到社会的竞争必须以合作作为其目标。

但无论是如何看待个人和社会之间的关系，我们必须从社会的立场来定义人的本质，因为个体的人无论如何只有在社会中才能体现出他的存在的价值，他的个性也要通过他所扮演的各种各样的社会角色得到体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