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定于12月1日去香港中文大学。但是因为手续的耽搁，成行变成了12月4日。计划也只好略做改变，先赶着去深圳参加一个会议。然后再去香港。
12月3日，还有再后的一节课要上，所以上午先去办公室。随便翻看一些小书，浏览一些网页。便接到了一个朋友老朱的电话。
我一开始并没有听出他的声音，因为电话号码也是陌生的。况且10天前我们还在清华东门的醉爱一起吃饭，商量着一些图书的计划。他刚回去，如何又回到北京呢？
很快我知道了他的“来意”，他曾经在去年动过手术的脑瘤有复发的症状，需要再动手术。
我有些茫然…
说起来我们认识已经有十几年，应该是1995年前后，当时江西人民出版社来北京组稿，一个朋友介绍，我们便去商谈，交谈间知道他是杭州大学毕业的，甚至是我的一个表哥的研究生同学。这样便有了联系，也有了我的第一本所谓的专著《现代化与文化选择》。
后来我们有了更多的联系，并发展成为私人的朋友，他交游很广，在北京有许多的朋友，但每次来北京我们都会见面，我也经常去江西，在庐山避暑，在井冈山听竹林清音。我们在计划着龙虎山，三清山…
因为下午有课，约好晚上去看他。
下午的课有些无精打采，但学生们似乎很体谅。
一个学期下来，跟学生们逐渐有了感情，下课的时候，听着学生们的掌声，我有一些恍惚。
五点多我们毅然栽进北京无边的车流中，一个半小时之后，我们到了北纬路他住的宾馆，见到他和他的太太。
依然的装束，一顶棒球帽，寒暄着，他太太开始介绍一些他的病情。情况比我想像的还要糟糕。因为病情的复发，他必须切除大脑中被感染的那部分，而右脑的那部分是“负责”人的语言功能的，这就意味着，手术之后，他就失去了语言的功能。
我太太在旁边已经开始忍不住要流眼泪，而我只好狠心地跟他开玩笑，我说：你一直话多，如果不能说话，就能专注于思考的写作，没准几年之后，就出现一部很重要的著作。并对他太太说，这样就保证了“骂不还口”。
玩笑实在有些开不下去，我们一起去吃饭，这可能是我和他一起吃饭最难以下咽的一顿。我们在席间说着许多家长里短的事，当然主要是孩子的教育等等，但是我们四个都没有什么食欲。
8点多一些，我们告辞回家，我不知道是否这次是最后一次“oral ”聊天，但是如果他能恢复健康，这样的功能丧失的代价也是可以接受的。
我很痛苦，但是我无法想像老朱的内心的伤感，他太太的坚强背后的沉重。
我记得一句话，这是上帝给我们的考验，我们只能接受。
我有一种负罪感。我们是朋友，他马上要手术了，而我却离开了北京。
我能做的只能是祈祷，希望他手术顺利，通过考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