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干煸人大”之五

一日为师终身为父 

无论什么样的老师，现在回忆起来只有温暖，这篇小文当然无法＂覆盖＂即便是教过我的老师，只是以此表达对所有关心过我的老师的谢意。

每个新生到学校报到，首先便是进行校史和系里情况的介绍，上个世纪80年代，正是人大哲学系无限风光的时候，因此系里的介绍也就特别来劲。当时马哲那边，萧前、李秀林因为他们的教材是全国高校的基本教科书而名重一时，而李德顺、郭湛等人已经行走江湖，记得那时的《人物》杂志还专门写从“萧前到李秀林到郭湛”这样一篇文章，以示长江后浪推前浪。

而西哲则是庞景仁和苗力田两位老先生挂帅，他们二位的学术地位不容多说。郑杭生（那时还没有社会学系，后来郑和沙莲香老师去组建社会学系，因此可以说社会学系是哲学系的分支）刚从英国留学回来，而江怡等人则初执教鞭。中国哲学更是如火如荼，石峻蔚为宗师，下面方立天、张立文、葛荣晋各领风骚。伦理学则有罗国杰独领。自然辩证法则有黄顺基和刘大椿环环相接。可谓兵强马壮。反正令我们这些初涉哲学的人目不暇接。

当然我们不可能有机会听到所有这些人的课的。

在我听过的课的那些老师中，苗力田先生给我印象最深，虽然我只是听了他做的关于希腊哲学的一次讲座，而且具体的内容也记不得了。从我记得苗公的时候起，他已经有些驼背，拄一拐杖，带着一副深度的近视眼睛。只见他走上讲台，手里拿出一张小卡片（也有说日历纸）的，从某一个概念的辞根讲起，逐渐推演，从而观念变迁，犹如庖丁解牛，丝丝入扣，听者无不叹服。现在，我在人大给学生上课的时候，也东施效颦，一般不看讲稿，力图通过概念到观念将某一问题讲述清楚，虽不能学到苗公之神韵，但心向往之。

就我而言，听石峻先生讲课机会较多。那时候人大哲学系上下一般称他为“石公”，石公以前是汤用彤先生的助手，学识渊博自不待言，且会多种外语。但石公或许是懂得太多，给我们讲课的时候，往往信马由缰，比如他讲印度哲学，可能会因为一个特别的概念而旁及其他而不知归途，加上系里给他排的课居然是下午两点，春困秋乏，往往不能起床前往，最离谱的一次只有一个人去，弄得系里的朱淑然老师到我们宿舍骂我们，不珍惜听石公上课的机会。

给我们上马哲课的老师是李淮春老师，后来当过人大出版社的总编辑，是我内子的导师，他个子小，带一些唐山口音，他讲的许多内容我们都忘了，但同学们至今记得他用拉二胡的动作讲解小提琴之演奏的协调，估计是一个失误，我们班入学20年聚会的时候，还有人讲起这件事。

给我以终生影响的则是方立天老师，他给我们开了一个学期的中国哲学史，这也是他最后一次给本科生讲通史课。方老师讲课如其人，平实无华，一切问题总是娓娓道来，波澜不惊，但是切中要害，润物细无声，反正我后来就有点喜欢上中国哲学，便是源于此。

但本班女同学似乎更喜欢第二学期讲中国哲学的冯禹老师，因为他长得高大，脸色凝重，颇有高仓健的气度，很多女同学纷纷挪向前排座位。但冯老师作为偶像的“倒掉”，据我老婆说完全是因为看见他自行车前面的筐中装着刚买回来的蔬菜，觉得太“生活”了。所以我老婆经常提醒我千万别让女同学看见我买菜，以免“自毁形象”，虽然我经常买。

就老师的风度而言，郑杭生老师和沙莲香老师不容不说，那时，郑刚从英国回来，给我们讲西方哲学（现代西方哲学），一身白色西装，头发梳得一丝不苟，与大多数老师蓝色土气的中山装成鲜明反差。加上郑老师讲课内容充实，因此男女同学也算向往。再则是沙老师，她是人大的女中豪杰，那时刚从日本回国，服装也总是精致而与众不同，尤其一些包啊啥的，总是市场所不曾见，给人以清风明月之感。后来我老婆读了她的博士，同时也是我的博士副导师，是给我很大影响的老师。

最后要提李德顺老师，他在人大工作多年，因各种原因调到社科院，最近去中国政法大学当终身教授去了。说真的，他没有直接给我上过课，这多少是个遗憾。后来因为同在社科院哲学所工作的关系，联系很多。李老师有豪情，名副其实是我的老师，但经常我是将他当朋友看。所以我经常在他面前肆无忌惮，他似乎也不以为意。他语言风趣生动，爱用比喻，仅举一例，有一次翻译一个国际社会科学大词典中关于“价值”一条，我就请我的学妹费多益代劳，他听说之后，跟我说：“有些人砍柴，放着自己的斧子不用，偏要借别人的斧子。”反正我至今没弄清这是批评还是表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