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干煸人大”之三

我与人民大学

     在人民大学众多不凡的学生中，我只能算是一个既没为学校争光，也没替学校丢脸的那种，但是位卑未敢忘学校，许多事情对于别人或许是无意义的，但对于自己则是很值得回忆的。

    我是1983年考进人大哲学系的，可能已经不能让大家理解，我报哲学系是第一志愿。其实当时也说不上是对哲学有什么特殊的爱好，只是因为高考政治课成绩不错，加上我们班主任也说前一届有一个人考上哲学系，你也报这个系吧，到那里也有个照应。

    俗话说男怕入错行，女怕嫁错人，哲学在很多人看来是“入错了行”，但是日久生情，时间长了哲学不但成了我的饭碗，而我也觉得哲学作为一种知行合一的学问，还是很有魅力的。

   上大学的时候，我的功课并不算太好，其实整个大学生活是在一种糊里糊涂的状态中度过的。既没有像当时的同学现在的老婆潘宇那样，门门考优，获得许多奖学金甚至北京市优秀毕业生（王婆卖瓜），也不能像吴伯凡同学那样读遍世界名著，学识渊博，总之是不起眼，甚至于因为语言经常带刺，而并不为我们班的同学所喜欢。据后来女同学跟我说，见了我她们都愿意躲着走，怕一不留神被我损着。

   这样混了三年，同学们开始考虑毕业的去向，当时考研究生的风气也很盛，所以很多同学开始准备考研，有些有先知先觉的人开始改行，比如高扬揄（据说现在是富豪）就转投法律系，任振兴去了社会学，张国飞（现在央视的著名制片人）考中国新闻学院（没中）后又考北广，顺利实现理想。而我等则继续考本系，本人因为听了一段方立天老师讲的中国哲学史，觉得中国哲学比较有趣，加上外语也不灵，不敢涉足西哲，所以就考了中哲，不料考上了，成为葛荣晋老师的开门弟子。

       1990年分配，因为1989年的事件，似乎分得都不好，我去了北京外国语大学，当了几年不顺心的老师，便利用本班田德文转去社科院西欧所的机会，补了他的缺去中国社会科学院哲学所编《哲学动态》。

在哲学所依然是与人大的人在一起，编辑部当时的领导李立新老师便是60年代人大哲学的毕业生，后来人大哲学系的李德顺老师来哲学所，并很快成为哲学所的领导，他主管杂志等事，所以我似乎依然在人大的圈子里工作。这种“圈子”也被很多哲学所的人所提到，因为李德顺老师将孙伟平等人大背景的人调入，同时又使我有机会成为《哲学动态》的实际负责人，所以所里便有一种“人大帮”的说法。虽然无聊，但是我与人大的关系似乎成为一种魔咒。

    这种魔咒有越来越紧的趋势，1998年我考入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读在职博士生，师从方克立先生，众所周知，方克立先生是人大毕业，并在人大哲学系工作过，是大名鼎鼎的人大中哲“三立”(方克立,方立天,张立文)之一。

        2001年我博士毕业，与哲学所因为房子的问题有些过节，这个时候，我与现在我的亦师亦友的H君认识并被他所欣赏，因此他便鼓动我回人大。因为人大于我太熟悉了，我一直有一些犹豫。不过H老师很快给我疏通了各类环节，将我先放到当时刚设立的当代中国研究中心。我又不愿意在社科院受那窝囊气，所以便三下五除二，于2002年回到人大。

    人大于我的独特性还在于我自1983年来北京之后到2002年搬家，一直住人大的房子，上学的时候在校门口的学2楼，上研究生搬到学8楼，毕业后与我同班的我老婆分到人大出版社，分一个与人合住的筒子楼，我们便想方设法在红一楼弄了一个整的。1994年出版社集资在志新村分一个一居室的单元房，但那也是人大的房子。1996年为了方便孩子上人大幼儿园，想办法换回人大宜园一楼的小小一居室中，一直住到2003年。

   可以这么说我熟悉人大自1983年开始的每一步的变化。

   现在我在工作上归人大哲学系管，家里归人大毕业生管，小孩上人大附属小学，连我的书大多都是人大出版社出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