世界文化视野下的中华经典

                                                                                                                      陈 来

由汉字书写的典籍是中华学术的呈现形式。我国的典籍起源甚早，保留在战国典籍中的《夏小正》，相传就是夏代的历书，也是中国现存最古老的历法文献，在当时已经达到很精密的水平。《尚书》中说“惟殷先人，有典有册”，文字写在竹简上编连为册，商殷时已经有典册的文献了。早期的典册以记录为主，到西周和春秋时期，典册的发展已经蔚为大观，据《楚语》记载，春秋中期楚国用以教授太子的书籍就有《春秋》、《世》、《诗》、《礼》、《乐》、《令》、《语》、《故志》、《训典》等。其中的《春秋》就是一种史书，孟子说：“晋之《乘》，楚之《梼杌》，鲁之春秋，一也，其事则齐桓晋文，其文则史。”可见各国还有不同名称的史书。墨子书中提到周之春秋、燕之春秋、宋之春秋、齐之春秋，甚至说“吾见百国春秋”，可见各国皆有史书，编年的史书皆称春秋。据《左传》，春秋时还有《三坟》《五典》《八索》等文献，战国时代各国还有《史记》，此外还有《世本》、《竹书纪年》等史书。这在世界文化史上是少有的。

而从西周至春秋，在所有的典册文献中，不论在当时或是后世，最重要的是诗、书、易、礼、乐、春秋。如诗、书、易在春秋时代是已经在政治、外交、社会生活中被人们反复称引，成为具有无可置疑的权威性经典。这六部典籍，在春秋末期经孔子的整理删定，战国时已称被为“六经”。庄子天运篇：“孔子谓老聃曰，丘治诗书、礼、乐、易、春秋六经，自以为久矣。”

诗后称诗经，是我国最早的诗歌总集，其中分风、雅、颂三大类。雅是贵族宴会的乐歌，颂是贵族祭祀的乐歌，风则多是各地民间的民歌，大部分是西周至春秋早期的作品，也有少量商代的作品。书后称尚书，是我国最早的政治文献汇集，分虞夏商周四部分，主体是周书即西周的政治文献。易又名周易，后称易经，是古代周易系统占筮的典籍，周易的经文为六十四卦与卦辞、三百八十六爻与爻辞，是西周史官依据占筮经验积累而成，其中包含了中国早期的哲学思想。礼后称礼经，后世称仪礼，是西周春秋礼制的汇集，记述了古代的礼俗制度，如贵族社会的冠婚丧祭、朝聘乡射诸礼。六经中的春秋特指鲁国的编年史书，乐是指关于音乐的理论与制度。六经成书于孔子之前，它不是一家一派的经典，作为夏商周三代的中华文明智慧的结晶，六经是中华文明的原始经典。其中凝结着中华文明早期形成、发展的主流核心价值，如敬德、保民、重孝、慎罚，体现了中华文明历经夏商周一千多年发展所累积的政治智慧、道德观念、审美取向，成为此后中国文化发展的最主要的历史渊源，是中国学术发展的总源头。轴心时代完整确立了中华民族的经典的形成，在世界文化中也是少有的。

夏商周三代的文明是礼乐文明，礼乐文明是中华文明早期发展的特色，是六经文化得以产生的丰厚土壤，而六经又是礼乐文明的核心成分。在先秦，六经不仅属于儒家，更是三代主流文化的经典。六经中突出体现了人文精神，诗、书都把对神的信仰转为对现实人生和事务的思考，远神而近人，关注政治和教育。六经也体现了历史精神，书中保留许多历史文献，诗经中也包含许多历史情实，春秋是历史编纂，体现了中国文化对历史经验的看重。六经也显示了道德精神，六经的历史记述含有价值批判与人格评论，诗有颂刺、春秋有褒贬，孟子说“孔子作春秋而乱臣贼子惧”，都显示出六经的道德精神。六经体现了协和精神，把追求永久和谐作为对待外部世界的态度，在中国文明中也是源远流长。《尚书·尧典》提出：“克明俊德，以亲九族。九族既睦，平章百姓。百姓昭明，协和万邦。”以后“协和万邦”便成为中国文明世界观和价值观的典范。类似的说法还有“以和邦国，以统百官，以谐万民”（《周礼·天官冢宰》）。孔子早就用“和”作为对外部世界的交往原则，“‘柔远能迩，以定我王’，平之以和也”（《左传》昭公二十年）。孔子开创的儒家学派以传承六经为己任，儒家文化是延续、承接着中华文明主流文化而来，在中华文明的继往开来的历史发展中扮演了不可替代的角色。古代文明中包含如此完整的具有永久普遍意义、现代价值的文化精神，以及强烈的文化传承意识，在世界文化中也是少有的。

当下中国的语境比起古代已经大有变化，但是中华文化连续传承、发展的历史并不因此而改变，今天的中华文化发展，或者是现代中国文化的发展，其重要的一个方面是以传承发展中华历史文化、继承弘扬中国文化传统为基础。今天，面对经典，一方面，要加强文化传承的自觉，使经典的传习纳入国民教育体系，成为涵养人格素质的源泉；另一方面，我们必须重视典籍文本的开放性和解释者的创造性，古为今用、接陈出新。历史传承的文本在每一时代都面临新的问题、新的理解，而不断需要更新其意义，当代的文化继承，不能停留在文本的训诂层次，而是使文本积极地向新时代开放，把文本的思想和我们自己的思想融合在一起，成为过去与现在的视界融合。当代的文化传承，不是把古代文本的意义视作固定的、单一的，而是使今人与历史文本进行创造性对话，对典籍文本作创造性诠释，对传统文本的普遍性内涵进行新的诠释和改造，以适应当代社会文化的需求。

（2017年4月17日在北师大参加京师论坛2017“世界文化中的中华经典”并任主讲嘉宾，以上是发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