悼念方立天先生

昨天上午著名学者方立天先生在北京逝世。我中午得到消息后，第一时间以短信致唁函给人民大学，表达悼念之意。下午收到人民大学短信通知，告别仪式将在11日举行。因为我马上要赴贵阳开会，11日不能回京，所以我必须以其他形式向方先生致敬。以下我把网上载录的近十年来我几次参加方先生学术纪念活动和发言记录复制在这里：

2003年3月8日，著名佛教学家、中国哲学史家、中国人民大学教授方立天先生的新著《中国佛教哲学要义》出版新闻发布会暨中国佛教哲学研究现状与展望研讨会在北京举行。

陈来（北京大学教授，中国哲学史家）：

       我是在年前收到这本书的，由衷的喜悦，我接着任先生和牟先生的说法再说几句。
       第一，关于佛教哲学的研究，从80年代以来前，对思想的研究，做的工作主要是从哲学上来的。从当时的问题看来，我们缺的是教义、教法、教理的研究。另外，宗教本身的哲学研究比较少，这是80年代我们面临的主要问题。  
        经过这20年，关于教义、教理、教法，包括修行的书越来越多，正如刚才有位同志讲，随着小康社会的建立，大家对宗教的需要也越来越增加，宗教自由将进一步扩展，我相信这一类的书将会越来越多。可是宗教哲学的书仍一直很少。就佛教哲学来说我们现在就两本书，一本就是严北溟先生的《中国佛教哲学简史》，再一个就是方先生的《佛教哲学》，再没有增加，这对于学术的发展是很不平衡的。方先生这本大书对佛教研究中的平衡是有很大的好处的。因为读教理教义的主要是一般的读者和信众，在学校、科研机关，方先生的佛教哲学著作使我们可以更加重视这方面的研究，是佛教哲学研究中的重要的里程碑式的作品。
       方先生是中国哲学史研究的一个著名学者，20年前，我请教张岱年先生：在中年一代的学者中，哪些值得欣赏，张先生提了两三个人，其中特别说到人民大学的方立天。 方先生在中国哲学方面有很高的造诣，他的著作在我看来，其实不是一般的宗教学的角度，强调宗教的研究，或是历史的研究，他还是比较重视哲学。用他自己话来讲，是在中国哲学的脉络里面研究中国佛教哲学，他不是脱离了几千年来中国哲学的发展，在这个意义上不能把他的书仅仅看做一个宗教学领域的学术著作，还是中国哲学史领域的一个学术著作，它在中国哲学史学科的意义不能忽略。人大今天来的人我看以宗教学基地的人为主，中国哲学的人也有，但我看人民大学本身的中国哲学来的人不是很多，这我觉得应该纠正，不要觉得方先生只是宗教学者，这本书也是研究中国哲学史的重要著作。
       第三点接着任先生讲学风，刚才我引了张岱年先生的讲法，方老师是中国人民大学优秀学风的一个代表。他在序言中提到三点我觉得是有普遍意义的：
       一是正确运用史料。
       二是深入细致地咀嚼原著的本意，把握它立言的动机。这也是研究中国哲学史重要的，最基本的方法。
       三是用现代哲学术语准确的诠释资料。挖掘概念命题的哲学意义，解释它真正的思想。
 这三条是方先生著作的特点，也是研究中国哲学史最基本的方法，但我觉得现在学术界很多人没有完全按照这样的方法在作研究。
       第四点，研究不能孤芳自赏。要把自己纳入到一个学术界，外国叫学术社群，在学术社群中找到自己的学术标准和方向。有的人不看别人的研究，对国内同行对自己的评价他也不了解，国外的评价也不了解，自己孤芳自赏。当然历史上也有这样的情况，自己的著作不被别人了解。在现代社会，一个学术信息非常密集流通的社会，如果我们不注意我们的研究在学术界的评价，我觉得我们就不能够发展我们的学术。方老师的研究是得到佛教研究国内学术界的高度评价的，在两岸三地， 在海外都受到推崇。这对于年轻的学者是十分重要的，你要知道学术的标准在什么地方。方先生的研究不仅仅是宗教学的研究，我是有针对性讲的，人民大学这几年情况变化，方先生他们变成宗教学基地，与人大原来的中国哲学史的研究至少在结构上就已经分离了，我是希望不要分离的太厉害，人民大学的这两块要密切的沟通，不要宗教学就是宗教学，中国哲学是中国哲学。宗教学里面，方先生的建树都是与中国哲学有着密切的关系，他的著作也是中国哲学研究的示范，要使这两个方面能够密切的沟通起来，使他研究的成果和方法能够影响中国哲学年轻一代的学者，对他们的学风、学术的眼光和标准能够起到一定的影响。

2011年9月17日，中国人民大学逸夫会堂里鲜花簇锦、嘉宾云集，为庆祝中国人民大学一级教授、中央文史馆馆员、宗教高等研究院院长、佛教与宗教学理论 研究所所长方立天教授从教五十载春秋，由中国人民大学哲学院、宗教高等研究院、佛教与宗教学理论研究所、国际佛学研究中心、至爱无声公益基金主办，中国民族报协办的“锲而不舍 金石可镂”方立天教授从教50周年学术研讨会在中国人民大学逸夫会堂隆重举行。

中国哲学史学会会长、清华大学国学研究院院长陈来教授在致辞中通过三个方面，对方立天教授在中国哲学领域所做的贡献谈了自己的感想。（可惜我在会上讲的三个方面我自己没有记住，网上也没有留下记录）

2012年12月1日上午，由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中国人民大学佛教与宗教学理论研究所、中国人民大学宗教高等研究院、中国人民大学哲学院、中国人民大学国际佛学研究中心联合举办的“中国佛教与中国哲学的现代诠释——《方立天文集》出版座谈会”在中国人民大学逸夫会议中心隆重举行。

通常，人们称方立天为著名佛教哲学家。清华大学国学院院长、中国哲学史学会会长陈来说：“这个话没有错，不过，方先生不只是佛教哲学家，还是中国哲学史家，他是‘双耕’。 他在北大哲学系上学的时候，是中国哲学史的课代表。“以佛教哲学研究，来充实中国哲学史，是方先生的独特贡献。”

　　“双耕，就是在中国哲学、中国佛教两块园地里面辛勤耕作。‘双耕’是北大学术的一个优良传统，从胡适、汤用彤到任继愈等，都奉行这一传统。”陈来认为方先生是在这些大师之后又一个发扬这一传统的新的学术大家。

　　陈来说：“方先生的著作中，有两个两卷本非常突出，一个是《中国佛教哲学要义》（上下卷），一个是在这之前完成的《中国古代哲学问题发展史》（上下卷）（中华书局1990年一版，2012年收入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方立天文集》十卷本，更名为《中国古代哲学》）。《中国古代哲学问题发展史》继承发扬了张岱年先生《中国哲学大纲》以问题为纲的办法来写中国哲学史。用12个问题来阐发中国哲学的概念、问题跟它的历史发展。”

　　“张岱年先生曾撰文介绍过方立天的《中国古代哲学问题发展史》。张先生说，写问题史，有几个地方比较难：广博难，因为写这样的问题必须要有广博的知识；深切难，要对古代哲学问题概念有深切的了解；精确难，讲问题概念怎么样精确地给出一个定义分析，用现代哲学话语来写，很难。他评价方立天的书：内容博雅、探索深切、诠释精确”。

“整个20世纪，整个中国哲学问题史的著作有两个里程碑：一个是张先生的《中国哲学大纲》，另外一个就是方先生的《中国古代哲学问题发展史》。”陈来说，“用中国哲学史发展的视野来研究中国佛教哲学，又用中国佛教的研究来充实中国哲学的研究。这是方先生的特点，难得的是他两方面都精通。”

2014年7月8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