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学大师钱穆先生在列举中国人了解国学的必读书时，仅仅提出了七部书，其中便有《近思录》。这是因为钱穆所理解的“国学”主要是指中国固有的学术思想而言，而《近思录》显然是钱穆推荐以代表宋明时代主流学术思想的典籍。

不管钱穆所列举的七部书是否足以代表中国学术思想，毫无疑问的是，《近思录》自从淳熙二年（公元1175年）编定以后，在理学发展史上确实已经成为宋元明清理学的经典。特别是，南宋中期以后，理学已大体分为两派，即程朱派和陆王派，而不仅元明清各代的程朱派理学推崇《近思录》，即使是陆王派思想家，也多认同“濂洛之学”作为宋以来学术思想的渊源。因此，作为理学渊源经典的《近思录》便获得了普遍的重视。

《近思录》作为北宋理学濂溪、二程、横渠四先生思想材料的选辑，其所以得到后世的普遍认可和广泛传布，其实还有一个更重要的原因，这就是，《近思录》的主要编辑者是著名的理学大师朱子。朱子思想、学术的巨大影响力，及其在元明清历代所处的主流思想的地位，使得代表了朱子思想源头的北宋四先生的思想选辑《近思录》，也获得了其他书籍所不能获得的地位。

《近思录》是由朱子与他的友人吕祖谦在南宋淳熙二年（1175）夏共同选编而成。就1175年的思想学术界来说，已形成了朱子、张栻、吕祖谦“东南三贤”主导的局面。在三贤之中，朱子最长，张栻少朱子三岁，吕祖谦少朱子五岁。三人不仅为学术的讲友，也是关系密切的朋友。从1170-1173，朱子在乾道后期通过与湖南学派的多次辩论，提升了自己在学界的地位，整合了湖南学派与道南学派的思想，在已发未发、知觉言仁、仁说等方面确立起了以朱子为中心的新的整合。换言之，经历了乾道后期的几次重要辩论，朱子日益显示出其深刻的哲学分析能力，在三人中已经成为思想学术的核心。在朱子与湖南学派的一系列辩论中，吕祖谦基本是附和朱子主要观点的旁观者，并没有较深地介入讨论。朱、吕的这种关系，也一直保留到《近思录》选编时。由此可知，《近思录》的选编，必然是以朱子为主的。

同时，《近思录》的完成又是在朱陆鹅湖之辩的前夕，朱子与吕祖谦选编《近思录》后，二人便携朋友、门人自闽北赴江西信州鹅湖寺，与二陆会面论学。可见，《近思录》的编定标志着朱子及吕祖谦已确立了他们学术思想的全部宗旨与细节，《近思录》为他们准备了用以面对二陆挑战的经典资源与基础。甚至可以说，在某一程度上，《近思录》的编辑正是为了与二陆论学而明确理学基础理论和基本功夫的活动。

因此，《近思录》代表了南宋理学所确认的理学体系及其基本结构。从此，理学不再是一堆不成体系的资料，而是有确定体系、层次的，包含从道体到功夫的完整体系。当然，《近思录》也代表了南宋理学对北宋理学的一次重构，代表了南宋理学自身在整合之后对北宋理学的理解和解释，更准确地说，是朱子所代表的或朱子所主导的南宋理学对北宋理学的重构。由于朱子在南宋以后在中国哲学思想史上占有的权威地位，被视为濂洛关学的正宗继承者和发扬者，使得朱子所主导编辑的《近思录》广泛流传。

《近思录》的编辑，本是朱子与吕祖谦有感于北宋理学著作“广大闳博，若无津涯”，初学者无法把握，难以入门，所以“掇取其关于大体而切于日用者，以为此编”。故此书乃是为了便于时人理学入门的书。《近思录》选编的是北宋理学的文献，但对今人来说，以此书入门并不容易。即使其中语录的部分带有当时口语的特色，对今天的青年学子，也已不易读。其不易读的原因不仅是古文与现代白话语文的差异，事实上《近思录》的古文本身并不是很难读的，真正的困难在于《近思录》的内容是有一套特别的话语体系，有一套从儒家经典化出的概念系统，一套在佛道教刺激下产生的功夫实践的体系。因此，读懂这一套理学话语体系，仅仅具有一般的古文知识的程度，还是不够的。这就需要一种帮助今人进入《近思录》思想世界的全面而通彻的解说。朱高正博士的这部《近思录通解》，正是这样的一部著作。

朱高正博士是台湾著名政治活动家。他在政治活动上所富有的创发性的冲击力和打击力，在推动台湾民主化的过程中，表现的淋漓尽致。同时，朱高正的政治智慧与政治胸怀亦不同寻常。他富有政治活动的实际经验，既审时度势，又敢作敢当；对具体政治问题的观察入木三分，对政治问题的解析条理分明。而更令人钦佩的是，作为一个出生于台湾南部的本省人，他的政治视野从来没有仅仅限于台湾岛内，他从来都是把台湾的民主化和中国的现代化放在一起考虑。这使得他的政治心胸，纵深开阖，格局广大，善于从战略的角度看问题。在今天台湾的政学两界，这样的杰出人士，是不多见的。

朱高正不仅是政治活动家，也是一位杰出的学者，他的著作有《康德四论》、《纳约自牖》、《易经白话例解》、《狱中自白：论台湾前途与两岸关系》、《中华文化与中国未来》等。他在康德法哲学研究方面造诣甚深，在有关政治、法律、文化方面的学理分析，明辨清晰，能力过人。可贵的是，在台湾的民主化、中国的现代化两者之外，朱高正还提出“重建中国文化主体意识”，此一主张亦可称之为当代中华文化的主体化。在这一点上他自己也是身体力行的。长久以来，他用功于中国典籍的研读，他在《易学白话例解》中的慧解，颇得朱伯崑先生的充分肯定，这是朱伯崑先生当面对我说过的。而我更重视的，是他对于中华文化的态度。从他对《易经》的解释，和他对《近思录》的解说，可以看出，他不是把这些典籍当作知识的对象，而是把中华文化的典籍当作圣贤智慧的宝库，用心加以体贴，并且力求应用于生活实践。他对中华文化的经典满怀其“敬意”，此种态度最近古人，故他对经典的细心体贴，也颇能得古人之意。

高正认为，《近思录》一书既概括了理学的纲领，也是朱子学的基底，这种理解无疑是正确的。他对此书的研读，已经反复十来次，从其导读可见，他对此书，可以说做到了朱子《书近思录后》所说的“沉潜反复，优柔厌饫”。他的解读，都包含了他对《近思录》一书阅读践履的身心体验。这种以“身心受用”为宗旨的读书法，在今日的两岸三地知识分子当中，已经是很少见的了，这是我特别要提出加以表彰而请大家切勿忽略的。

由于高正著作此书的目的是“让现代人可以花最少时间，减少不必要的困难，汲取先圣先贤的智慧，并接受他们高贵品德的薰聒”，所以他著此书的方法是，“坚决避免掉进繁琐的训诂与考据”，“不以注或译为主，而以解或通为要”，“希望能以最浅白易通的文字，即使不对照原文，也能让读者掌握近思录的精髓，进而对自己的立身处世有所裨益。”为了达到这样的目的，他还特意将原书卷首“道体”卷移到卷末。我要指出，这种作法决不是随意而为，因为在朱子和吕祖谦编书之时，就曾对此卷的安排多次讨论，而高正此举，更突出了他把儒学或理学作为“身心之学”的关怀。

我与高正兄识交十余年，今年夏天，他的书稿写成后，送我一读。我读了此书书稿，觉得注释简要，讲读清楚，文语明白，精而不烦，深入浅出，是我目前所看到过的今人对《近思录》的最好的通解，很值得向读者推荐，故乐为之序。我还要说的是，《近思录》所载的是理学奠基和建立时期的四先生思想资料，其中并没有理学集大成人物朱子的思想资料。钱穆先生的推荐的国学书目，《近思录》下面就接着王阳明的《传习录》，跳过了朱子，这是我不以为然的。所以，在此篇小序的结尾，我想表达进一步的期望，期望高正兄作为朱子后人，在将来有时间与机会的时候，对朱子本人的著作言论选编，也作一番通解，使朱子之学的深意，大明于天下，是所望焉。

                                        陈 来

                               2009年11月29日于清华大学立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