悼念金忠烈教授

前天，在课上，一位来自高丽大学的韩国同学告诉我，金忠烈教授两天前去世了。我听了这个消息，颇觉得有些惊讶，在我印象之中的金忠烈教授好像还没有很老，怎么就突然去世了。回过头来一想，其实我上次见到他，是1999年的事，算起来也快十年了，他也真是上了年纪的人。
    1999年夏天，到香港中文大学开庆祝新亚书院五十年庆的会议，会上遇到金忠烈教授，他题诗一首赠我：

赠陈来教授

曾通书上识

今结论场缘

学海浪渐静

断云共取连

一九九九、七、十四

韩国金忠烈

我一向不写诗，但有来无往总不行，于是便和了一首回赠：

奉和金忠烈教授

闻名久未识

香江乐有缘

论学心更静

会语气相连

金忠烈教授在会上提交的论文是《儒家的共存伦理——忠恕之道》，其中有两段引起我特别注意，一段是：“中韩日越，在受西方文化冲击以前，同属于中国文化圈。其所形成的观念造诣，如自然观、人生观、文化观等是大致相同的。不过同为儒教国家，其所追求的国家目标、社会风尚，不尽相同，尤其国家目标不同，因而教育出来的人民，从心思行态，至国家观、人生观，差异甚大。”另一段是：“大体说来，中国的儒教，重于个人的道德生活，孝悌是成为人生之本然，谦己恕人之风尚甚厚，但忠国爱族的精神，不甚强烈。韩国儒教相信三纲为天经地义民行的根本，偏于家族范围的孝，只知自己家族的利益，缺乏公德，甚至有排他忌人的劣性。日本如前所说，国家目标、国家利益至上，而把所有的道德价值置于忠君爱国上面，勤于组织，忠于君国。”金教授曾长期在台湾生活，他对韩、日的文化更是感由身受，所以他的这些文化观察，我认为是很有见地的。他此文的主要观点，是摒去孝经和三纲说上下服从伦理的影响，突出儒教的忠恕说的普遍原理。对此，我是很赞成的。

我提的论文是郭店楚简与先秦儒学的论文，是我在春天在日本关西大学访问时写的。他在会上并没有跟我讨论我的论文，不过当年秋天他在武汉大学参加郭店楚简国际会议时（我当时在香港未克参加），特别提到我的这篇论文，且有所肯定，而我一直没有机会谢谢他的好意，直到今天，所以在我是很感到遗憾的。

昨天我给高丽大学发了唁电，如下：

高丽大学金忠烈教授治丧委员会

高丽大学哲学系

惊悉高丽大学名誉教授金忠烈先生日前逝世，不胜震愕痛惜。金教授是当代韩国研究中国哲学最著名的学者，他对中国哲学和中国文化的理解与研究，深刻亲切，造诣极高。我曾有幸结识金教授，对其学问为人，十分敬佩。他的离世，不仅是韩国学术界的重大损失，也是世界中国哲学研究的不可弥补的损失。专此奉唁，深致哀悼。

                        
                                 北京大学教授

                              中国哲学史学会副会长

                                    陈 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