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西吉州周忱故居陈设的江南巡抚周忱访察民情塑像
（图源网络）
大明“二周”如何勤访民情
在杭州市吴山城隍阁的正厅中间，竖立着一个古代清官塑像。他是明代永乐年间浙江按察使周新。周新在浙江任上，廉洁奉公，勤政爱民，执法如山，刚正不阿，深得浙江人民的称颂。《明史》称“周廉使名闻天下”。周新，广东南海人，明成祖朱棣时，周新任监察御史，以“善决狱”而名播京师。周新办案不畏权势，敢说敢当，在京城里，皇亲国戚、显官权威也怕他几分，所以人们称他为“冷面寒铁”。
永乐三年（1405），周新调到浙江任按察使。消息传到浙江，那些狱中的冤民高兴地说：“我得生矣”。果然，周新一到，先理冤狱，经实地调查审理，将那些受冤屈的人统统平反昭雪。有一次，他听说某县官贪赃枉法，鱼肉百姓，就亲自去民间微服私访，竟被这位县官逮捕下狱。他就在狱中和囚犯交谈，调查县官的种种不法行为。第二天，县官听说周按察使到本县来了，就率领大小官员去城门迎接，可是一直没有等到。这时，周新对狱吏说：“我就是周新。”县官知道后大吃一惊，赶快将他释放。周新回署后，立即将这个县官削职问罪，民心大快。
无独有偶，明永乐、宣德年间还有一位姓周的官员，不带随从深入民间，问疾苦、察民情，享有美誉。他是江南巡抚周忱，长期在江南行省（治所在今江苏南京市，辖境相当于今上海市和江苏、安徽二省及江西婺源县）任巡抚，一任就是二十一年之久，成为了明朝历史上任期最长的江南巡抚。
他向来和霭可亲，平易近人，与下属官吏和民间百姓关系融洽，相处得就好像是家人父子一样。他每当巡行到村庄时，总是让随从人员走开，自己一个人与农夫村妇谈话聊天，从从容容地询问他们的疾苦困难，与他们商量处理困难的办法。他管理下属，不问官职。一视同仁，虽然对方地位低微，或属闲散小官，他都诚心诚意访问并采纳他们有益的意见。遇到地位较高而且有才能的官吏，则与他们推心置腹，咨议指画，务必要使他们的才能、长处都发挥出来。因此，凡是办事，没有不成功的。
他常到松江府视察水利，看见嘉定、上海之间，沿江一带茂草丛生，而淤塞之处很多，于是便动工疏浚上游，使昆山、顾浦等处江水迅速冲流而下，淤泥由此尽被冲去，河道为之畅通。忙完政事有空闲时，他则一人骑着马在江边往来遛跶，看见的人并不知道他是巡抚这样的大官。周忱离职后，当地老百姓对他十分想念，到处建立生祠来纪念这位为国为民的好官。甚至在周忱去世后的五十年里，江南百姓仍对他思念不已。以至于在弘治元年，兵部郎中陆容上奏时说道：“自尚书周忱而后不乏多臣，然江南之民至今思慕不忘者，惟知一周忱而已”。由此可见，周忱在老百姓心中的份量！
江西吉州周忱故居陈设的周忱察民情塑像
在中国历史上，举凡建立过不巧功业的帝王和被称为“循吏”的才德兼备的官吏，在访察民间疾苦，倾听百姓意见方面身体力行，都有出色的表现。明朝“二周”就是杰出代表。
勤访民情，就是为政者经常地走出官署衙门，深入下层和民间去发现和考察现实生活中存在的问题，去访求和了解人民群众的疾苦与意见，从而为施政、决策提供切合实际的材料。史实证明，访求民情并不仅仅是走出去就行的问题，光是走出衙门并不一定能得悉民问的真实情况，这里，首先有一个态度问题。
这个态度，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是不能走马观花，蜻蜒点水般地转一转，而应真正深入到乡村井邑、人民群众之中；不能只看表面的现象，只听赞扬的话，而应真正听取群众中的真实之言，即听取老百姓细弱的声音，了解老百姓真实的情况，尤应明了百姓的心情、疾苦并“不尽见之于声色，而有隐而难知者在也”，只有访察入微才能明真情知民隐。
二是不能先入为主，不能带着高高在上、俯视民生的“先知者”、“救世主”心态去接触百姓，而是要以至亲至诚之心去体察民心民意，与人民推心置腹，体验人民真实的情感。文章举例的周忱身为封疆大吏，地位显赫，但他却十分的平易近人，与下属和老百姓关系融洽，相处得就像是“家人父子”一样，因此，他能够与“农夫饷妇”从容交谈，尽知民意民隐，以至施政办事，“事无不举”。这在今天看来，也是难能可贵的。
君主、官吏们走下去体察民情的两种基本形式，无非是公开巡行与微服察访。春秋时，著名的政治家晏婴说过，天子、诸侯的巡狩和朝晋，要结合着体察民情进行，而且要形成一定的制度，春天视察耕种，秋天视察收获的情况，及时为那些农具、种子、劳力和口粮不足的农民提供帮助。显然，公开巡行体察民情，是古代政治生活中一开始就有的内容，而后经过不断的完善和经验积累，进一步成为政治运作中不可缺少的一种规制、一个环节。
（左图）杭州吴山城隍庙周新阁（中、右图）电视剧《大明按察使》中周新剧照
比较而言，最能得到真实情况也是对察访者来说很艰苦的办法，是微服访察。可贵的是，上至国君，下至县官，穿便装轻车简从深入民间的，历史上并不鲜见。齐桓公微服巡访农民家庭，及时发现了农民贫苦和无钱娶妻的情况，他因而着力解决民问的婚嫁问题，乃至让宫中的大量女子外嫁民间。本文所举例的浙江按察使周新，为了确知民间实情，更有惊人之举——居然微服触怒县官，而竟被关入狱中；他在狱中与被囚者详细交谈，“遂知一县疾苦”，此法一出，全省各地官吏“闻风股栗，莫不勤职”。
诸如此类，既说明他们为政作风的踏实深入，也反映出他们对官僚衙门习气、时情、民心有很深刻的了解，深知获得实情并不是一件很容易的事，位高权大的官员尤其如此。他们的行为，得到了人民群众较为广泛的认同和赞誉，以至于在几百年中为人们所称颂，无疑与他们的接近和关心民众有着重要的因果关系。当然，这样的微服巡行要有相当的效用而具有实际意义，就不能只重形式。
天下之大，客观上使得在上者不可能完全依靠自己的巡访去察情发隐，各级官吏的书陈奏报也是朝廷、当政者获悉民情的自下而上的基本渠道和方法。两者结合，互为补充，形成古代政权了解民意民情的常规手段。唐太宗说，他身处皇宫之中，“不能尽见天下事”，因此要求各级官吏尽职进言，做他了解时政得失、民间疾苦的耳目。康熙帝也要求各级文武官员切念民依，对一切有关人民生计政策的利弊得失以及应行应革事宜，各自向他尽抒己见，不得隐瞒。由皇帝亲自下令官吏察举反映民情，甚至对隐瞒地方民隐民艰的官吏重加治罪，体现了古代贤君对下情上达的重视和对民生的关切。
“知屋漏者在宇下，知政失者在草野”，为政者在访民情、听民声、聚民意中惠民生，应该是中华民族一项优良的政治传统。
加载中，请稍候......
加载中…
(2024-05-10 07:38:5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