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家分晋》连环画图片
（图源网络）
“才胜德”为何是祸
春秋末期，晋国王室的统治地位日渐衰微，
出现了由智、赵、魏、韩四卿分晋的局面。在四大家族中，智氏的势力最强，妄图吞并其他三家的土地。
智伯即荀瑶，又称知襄子，晋六卿之一。早在智氏控制晋国时期，当时掌权的智宣子准备立其嫡子智伯为继承人。晋国大夫、智宣子兄弟智果就提出异议：如果立智伯为继承人，智氏家族定遭灭亡。智宣子没有听取他的意见，智果为避祸，改姓辅氏。
智伯执掌晋国大权后，自恃强大，不与人和睦。智伯在与韩康子
(韩虎）、魏桓子(魏驹）赴宴时，当众戏弄韩康子，侮辱他的谋士段规。智果劝告智伯：激怒对方要防备报复，智伯不予理会。此后，智伯先后向韩康子、魏桓子提出领土要求，两家族虽不情愿，但从长计议，答应了智伯的要求，送给智伯两座大城。智伯对此并不满足，又向赵襄子索取土地，遭到抵制后联合韩、魏精兵攻打赵氏。赵氏退到后方城市晋阳，智伯派人掘开汾河，水灌晋阳城，晋阳军民坚守不降。
赵襄子面对大水围城的严峻形势，秘密派人出城会见魏桓子、韩康子，阐明唇亡齿寒的道理，并与其结成盟约，确定了共同击杀智军的联合行动日期。在约定时间，赵襄子派人掘开堤防冲灌智军，率精兵冲击智军前锋，韩、魏两军从两翼夹击，致使智军大败，当场擒杀智伯，并将智氏家族斩尽杀绝。智果因改姓辅氏，躲过了这场大祸。赵、魏、韩击灭智氏家族后，瓜分了智氏的土地，最终确定了三家分晋的局面。
这就是中国历史上著名的“三家分晋”故事。这是《资治通鉴》记载的第一件事。司马光的《资治通鉴》开篇用心良苦，开篇立意，第一节讲礼制名器，第二节讲才德之分，这都是治国之大本，也是《资治通鉴》最重要的两条纲领。《资治通鉴》开篇讲了两个“德才之辩”的故事，引人深思。
“三家分晋”图画选
第一个故事。晋国的智宣子想在诸子中确定智伯为继承人。但是，族人智果反对说，智伯虽有“五贤”（美鬓长大、射御兼通、才艺超群、善辩能文、强毅果敢），却有一个最大的弱点——“不仁”（缺乏仁德之心），为人刻薄寡恩，损人利己，不懂得笼络人心。智果认为，如果不能施政以仁，而自恃“五贤”强势治国，是不可能获得心悦诚服的拥戴的。然而，智宣子根本听不进智果的劝告。
第二个故事。与此同时，赵氏家族也在考虑嗣卿人选。赵简子的两个儿子，长曰伯鲁，幼曰无恤。究竟立谁为后？父亲打算考考他们。赵简子把两支写着“训戒之辞”的竹简，分别交到两个儿子手上，叮嘱他们要牢记在心并保管好竹简。三年之后，赵简子问他们，还记得竹简上的话吗？大儿子伯鲁忘得精光，竹简也找不到了。小儿子无恤却背得滚瓜烂熟，竹简也藏在随身的衣袖里。显然，赵无恤的谨慎、谦卑、细心，让父亲决定立他为接班人。此人就是赵襄子。
历史证明，智果的担心没有错。智伯独擅晋国大权后，其贪婪、骄奢、刚愎自用和独断专行的本性暴露无遗，开始了对晋国韩、赵、魏三卿蚕食鲸吞的行动。他引晋水和汾河水灌晋阳，城中老百姓断粮无米，只能“易子而食”。但最终智伯多行不义必自毙，被赵襄子联合魏、韩两军击败并杀死。历史又证明，赵简子的选择没有错。赵襄子在晋国六卿攫夺政权的残酷斗争中，注意团结内部，善于把握时机，转化矛盾，败中取胜，终于使赵氏具备了位列诸侯的势力，成为瓜分晋国的三家之一。
“三家分晋”图画选
司马光对两个故事作了“德才之辩”，他说了一段非常著名而又常常让后人不断拿来琢磨的话。他说道：“智伯之亡也，才胜德也。”智伯的灭亡，是他的才胜过了德。他解释说：“夫才与德异，而世俗莫之能辨，通谓之贤，此其所以失人也。”司马光确定“才”与“德”完全是两回事，如果把这二者混淆，统称为“贤人”，那你用人就必定出现失误。他认为：“才者，德之资也；德者，才之帅也。”才不过是德可倚仗的资源，而德是统帅。
他进一步说明“才”指这样的人：聪明、洞察、强势、执着；“德”指这样的人：
正直、公道、包容、平和。一个人“才德全尽，谓之‘圣人’；才德兼亡，谓之‘愚人’；德胜才，谓之‘君子’；才胜德，谓之‘小人’。”而用人之术即“标准”，那就是：“苟不得圣人，君子而取之；与其得小人，不若得愚人。”找不到圣人，那就用君子吧；与其用小人，不如用愚人。因为君子会把才干用在正道，小人会凭才干无恶不作；愚人即使想作恶，但智慧不济且气力不胜。
可在这个世界上，难就难在圣人、君子、小人、愚人他们并非头上刺字，界限分明，人们往往一时或相当一段时期，甚至一辈子都很难把他们截然区分与辨明。司马光也特别分析了这种情况，那是因为“德”这个东西对人的要求是很高的，而“才”这个东西让人一看就喜欢。于是有“德”的人往往令人尊敬，但也容易让人敬而远之；有“才”的人招人喜欢，对喜爱的人自然就易于宠信专任。可是自古以来，待到或国破、或家败，人们才发现，国之乱臣，家之败子，都是“才有余而德不足”之人。所以，司马光加重语气说了这段话的最后一句：如果治国治家者能审慎考察“才德之分”而“知所先后”，那么就不必担心会失去人才了！
司马光与《资治通鉴》
司马光结合智伯之死，对领导者的德和才问题发了一通议论。他认为领导者的德比才重要，从今日角度言之，与领导者个人的道德修养相比，制度对权力的约束则更为根本。但是，在制度约束的前提下，选择什么人当领导者或接班人，其道德品质是关键。司马光认为，君主治国排在第一位的就是“仁”。所谓“仁”，就是要讲政治，并且善于把政治理想化为社会共识；同时，还得发展生产，重视民生，这样才能得到百姓的真心拥戴。
智伯的问题，其实在他被选为接班人之时，就暴露出来了。智伯的“五贤”即五大优点，在古人看来并不是人君最重要的看家本事，属于“自能”。如果提升到人君“大体”的高度，智伯的五大优势，是“匹夫之能”。智伯狂妄霸道，误判形势，轻视对手；决策上不明是非，不听谋士正确的谏言，这都是领导者的大忌。与智伯的粗疏相反，赵襄子在被父亲选为接班人的时候，就表现出过人的精明和细致。此外，智伯在外交上也犯了错误。他言语不谨慎，行为太张扬，引起了盟友韩、魏两家的疑忌，临时的“统一战线”霎时解体，己方三对一的优势，变成了与敌方一比三的劣势，焉能不败？！
在中国传统伦理学特别是儒家伦理思想中，道德修养占有极其重要的地位。《礼记·大学》讲：“意诚而后心正，心正而后身修，身修而后家齐，家齐而后国治，国治而后天下平。自天子以至于庶人，壹是皆以修身为本。”古人将自身道德修养的提高和完善，作为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第一步。
道德是治国的根本。孔孟等儒家对此都有重要的论述，他们指出勤修德政是维持国家长治久安的根本途径，反映了古人对道德修养的重视。当然，片面强调道德的教化作用，以为道德教化能解决社会的一切问题，是不现实的空想。社会的发展，取决于社会生产力的进步，而不是道德教化。但是，良好的道德风气会促进社会的进步，道德的败坏则会阻碍社会的进步，破坏经济的发展。今天，物质文明与精神文明的建设，是摆在我们面前的艰巨任务，古人重视德教的思想足资借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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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3-09-05 07:59:2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