汉文帝亲伺母病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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汉唐二帝戒奢尚俭留美名
——“资政史鉴”之七:清廉篇(一)
有史家评析我国古代清正廉洁的帝王,有西汉文帝、东汉光武帝、南朝宋武帝、唐太宗、后周太祖、宋太祖、金世宗、明太祖、明成祖、清康熙帝、清乾隆帝等。他们的共同特点是戒奢尚俭,衡量他们的重要尺度是能否认真节俭。其中,汉文帝的自奉俭节,足以为史书增辉。
西汉高后八年(前180年),吕后去世,刘邦旧臣陈平和周勃等诛灭吕氏势力,拥立代王刘恒为帝,是为汉文帝。文帝即位后不久,有人献了一匹千里马,文帝坚决不受。他说:“鸾旗在前,属车在后,吉行日五十里,师行三十里,朕乘千里马,独先安之?”随即命人将马退还,并付给路费;还由此废除了由来已久的贡献制度。他下诏宣布:“朕不受献也,其令四方毋求来献”。此后,汉文帝命掌管皇帝舆马的太仆只留下必要的马匹,将其余都调拨传置,充作公用。
汉文帝帅以节俭,不单是皇帝个人品质的优劣,而且是一种统治艺术:只有示天下以节俭,才能号令百官,不致引起民众的反感以致反抗。汉文帝时期,汉初凋敞的社会经济尚在恢复之中,一方面是“夫时不雨,民且狼顾”;另一方面,商人兼并农人,“衣必文采,食必梁肉”。为此,汉文帝在务本抑末的同时,大力压缩皇室的消费。
他在位的二十三年中,宫室、苑园、车骑、服御等仍维持原状,无所增益。尽管当时富民奢侈,屋壁得为帝服,
倡优得为后服。但文帝宠姬慎夫人却衣不曳地,帷帐无文绣,以示敦朴,为天下表率。文帝曾经想建造一座露台,召工匠设计,得知费用需要百金时,文帝大吃一惊,说道:“百金,中人十家之产也。吾奉先帝宫室,常恐羞之,何以台为!”于是,立即作罢。
汉文帝还是中国历史上有数的对薄葬身体力行的君主。作为皇帝,文帝自然免不了让自己“速朽”的心态。他原来设想在霸陵修筑以北山坚石为椁,再用纻絮和陈漆将它们胶固在一起的陵墓。但听取了中郎将张释之的劝谏后,立即改变了自己的想法。同时,文帝还明令指示:治霸陵只能用瓦器,不得以金银、铜、锡作为装饰,只能因其山,不起坟。而且为了使治丧时少扰民,他还遗诏改革丧葬制度。
大而言之,从战国以来的动乱到汉武帝时代的繁荣鼎盛,其间汉文帝统治时期是个转捩点。汉文帝时“海内安宁,家给人足”的局面,是与汉文帝躬率节俭,示天下以敦朴的良好作风分不开的。
唐太宗李世民执政之初,吸取了隋炀帝贪暴奢侈而亡国的教训,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内,能够戒奢从简。唐太宗即位后,所住的宫殿还是隋朝时建的宫殿,经战火焚烧早已破旧。按照惯例,新王朝国君都要大兴土木,另建新宫,至少也要将旧宫修复,崇饰一新。况且唐太宗患有“气疾”,所住的宫殿又潮湿,夏暑秋凉,容易引起旧病复发。
贞观二年(628),有公卿大臣从爱护李世民健康的角度出发,上奏唐太宗:“请营造一阁楼供陛下居住。”唐太宗回应说:“我患有气疾,确实不适宜住在地势低而且潮湿的地方。但是我若同意你们的请求,大兴土木,必然靡费人工与钱粮,耗费很多财物。昔汉文帝起露台,因惜十家之产而停建,我的功德远远不及汉文帝,而建新宫的费用又超过露台,耗费财物超过汉文帝,这哪里合乎为民父母应该遵循的原则?!这不是为天下之君应做的事。”大臣们再三奏请,唐太宗坚拒不准,此事才作罢。
贞观中期,大唐国力日益强盛,唐太宗励精图治的锐气有所减弱,滋生了帝王奢侈之心。贞观十一年(637),唐太宗东巡洛阳,常因生活供应不好,发脾气斥责臣下。宰相魏徵针对唐太宗逐渐暴露出追求奢侈享受的苗头,于贞观十三年(639)四月,写了一份《十渐不克终疏》的奏章,劝谏唐太宗要克服奢侈纵欲、喜欢游乐、用人凭好恶、不专心治国等缺点,继续保持贞观初年节俭、简朴、谨慎的作风。劝谏李世民执行节俭的政策要善始善终,决不能半途而废。接到奏章后,李世民被深深打动。他诚恳表示要悔过自新,并下旨将魏徵的那份奏章写于自己室内的屏风之上,“朝夕瞻仰”,以便早晚能看见,不断警示自己要善始善终。
唐太宗即位后还严令制止沿袭隋朝盛行的厚葬之风,同时对自己的陵寝也预先作了安排,亲自制作规格:“因山为陵”“容棺而已”。唐太宗离世后,殉葬品也比较俭约。唐太宗以身作则,去奢从俭,在社会上产生了极大的影响。贞观年间,各级官员多崇尚清俭,形成一种较好的风气,成为“贞观之治”的一项重要内容。
魏徵《谏太宗十思疏》书法作品
自从人类社会出现阶级和国家以后,随着生产规模的不断扩大,社会财富日渐增多,贪婪地占有大量财物已成为古代许多帝王和各级官员的迫切愿望。然而,有些政治上具有远见卓识、高尚节操的帝王,却淡泊财物,清正廉洁,利国利民。他们认为“廉者,政之本也”,把帝王清廉、政治廉明作为治理国家的根本。古代帝王能否做到清正廉洁,直接关系到国家的兴衰存亡、社会经济的发展、普通百姓的生活,历来成为历史关注的热点。
汉文帝前二年(前178),有个名叫贾山的文人上书言治乱之道,对皇帝的节俭与否和国家安危的关系作了历史的、理论的分析。他说:“秦皇帝以千八百国之民自养,力罢不能胜其役,财尽不能胜其求。一君之身耳,所自养者驰骋弋猎之娱,天下弗能供也。……秦皇帝计其功德,度其后嗣世世无穷,然身死才数月耳,天下四面而攻之,宗庙灭绝矣。”汉文帝赞同他的观点,并一以贯之作为执政理念。
贞观二十二年(648)正月,唐太宗在他撰写的《帝范·崇俭》中写道:“夫圣世之君,存乎节俭。富贵广大,守之以约”。说的就是这个道理:身处太平盛世的明君,心中应常存节俭的美德,只有这样,才不会伤财害民,坏政败国;尤其是富有四海,贵为天子之后,就更应该时时事事以节俭为准绳来警诫自己,否则,国运就要衰微,社稷也必定倾覆。
汉文帝、唐太宗两位明君深知,作为君临天下的帝王,拥有至高无上的权力,极易滋长骄奢逸乐的思想。从即位起,就要注意节制自己的欲望,戒奢从俭,减轻百姓的负担,从而增强国力。回顾历史,中华民族自古以来就有崇俭戒奢的美德。中国人在漫长的历史发展中对奢靡之害产生了深刻认识。对于个人而言,奢侈导致败德丧身;对于家族而言,奢侈导致“富不过三代”;对于国家而言,奢侈导致物资缺乏、政风奢靡。戒奢尚俭,需要上行下效,从帝王的身教做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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