位于上海成都北路897号的中国劳动组合书记部旧址陈列馆
（图源网络）
上海“一楼一会”的五一故事
今天是“五一”国际劳动节，是全世界劳动人民共同的节日。作为中国工人阶级的发祥地、中国工人阶级的重镇，上海与“五一”有着深厚的渊源。上海与“五一”的历史故事很多，今天讲一讲“一楼一会”的故事吧。
“一楼”说的是中国劳动组合书记部旧址。
中国劳动组合书记部总部所在地原在上海北成都路19号，是一幢典型的两层楼石库门房子。书记部的选址充满了智慧。当时的成都北路新闸路，正好位于上海五大工业区居中位置，是上海缫丝厂分布最密集的地方，缫丝厂是当时上海产业工人数量最多的场所。书记部门前还有有轨电车站，可以方便地到达全市各大工业区，便于指导和发动市内工人运动。
1921年7月中国共产党诞生后，立即把组织领导工人运动作为党的中心工作。1921年8月11日，党在上海创建了中国劳动组合书记部，作为党公开从事工人运动的总机关。主任是张特立（张国焘），干事为李启汉、李震瀛等。中国劳动组合书记部对外公开挂牌。书记部下设北京、武汉、湖南、广州、济南等分部，分部首任主任有：邓中夏、罗章龙、包惠僧、毛泽东、谭平山、王尽美等。
中国劳动组合书记部及各分部成立后，即投入了繁忙的宣传教育和组织工作，出版《劳动周刊》，举办工人补习学校，组建工人俱乐部，成立产业工会等。
为加强对工人运动的领导，由书记部发起，于1922年5月1日——6日，在广州召开了全国第一次劳动大会，出席代表162人，代表百余个产业工会的30万会员。大会通过了“在中国全国总工会成立之前，中国劳动组合书记部为全国总通讯机关”案，公认书记部在全国工人运动中的领导地位。在提高工人觉悟和建立产业工会的基础上，有组织地开展了反对帝国主义、封建军阀和资本家三重压迫的罢工斗争。
全国劳动大会前夜，以1922年1月香港海员罢工为起点，1923年2月京汉铁路工人罢工为终点，掀起了中国工人运动的第一个高潮。在十三个月的时间里，全国发生罢工100余次，参加人数在30万以上；上海罢工54次，人数8万以上。其中著名的罢工有香港海员、安源路矿工人、开滦煤矿工人、京汉铁路工人四次大罢工，这些罢工都是在书记部支援或直接领导下进行的。
书记部支援和领导的罢工斗争，使英租界当局十分恐惧，便采取各种手段进行阻挠和破坏。他们察觉到这个极有组织的罢工司令部无疑地设在北成都路19号的劳动组合书记部内。于是在1922年6月以“扰乱治安”等罪名逮捕了被工人誉为工运“健将”和“先锋”的李启汉。7月17日又封闭了总部办事处，其成员遭通缉。
当时，北京尚可公开活动，于是总部迁往北京，由邓中夏任总部主任，上海变为分部。北京总部成立后，联合各分部开展了“劳动立法运动”，以争取工人阶级的政治自由。同时，继续派出特派员深入重点工矿企业，参与罢工的组织领导。如毛泽东、刘少奇到安源路矿，彭礼和去开滦煤矿，罗章龙、林育南等深入京汉铁路沿线等。
1925年5月，书记部在广州召开了全国第二次劳动大会。会上选出以林伟民为委员长、刘少奇为副委员长的领导机构。中华全国总工会正式成立，中国劳动组合书记部已完成历史任务而宣告撤销。书记部从成立到结束的三年零九个月里，为工人阶级的解放事业作出了不朽的贡献，在中国工运史上谱写下壮丽诗篇。
为弘扬革命先辈的奋斗精神，在中国劳动组合书记部诞生70周年前夕，上海有关部门决定在旧址内建陈列馆，于1992年9月28日建成开放。后因成都路高架工程需要，于1999年在成都北路893弄7号易地重建新馆，9月29日重新对外开放。修缮后的陈列馆，新增了两间石库门，保留了原有的建筑格局。展馆内陈列着大量的珍贵文物资料和历史实物，绘制了各地工会和书记部总部、分部、支部的成立时间，并以长卷地图的形式，书写了一部我国早期工人阶级壮大发展的光辉篇章，生动地展现革命先辈的奋斗牺牲精神和中国工人运动的波澜壮阔历史。
陈列馆内陈列的书记部总部、分部领导人蜡像和珍贵文物资料及历史实物
“一会”说的是1920年5月1日上海工人阶级召开的“世界劳动节纪念大会”。
1919年5月4日，北京学生集会游行反对签订《巴黎和约》，遭到军阀政府镇压，激起全国人民的愤怒。上海工人发动了六、七万人的大罢工，五四运动的中心也由北京移到上海。1920年5月1日，上海、北京、广州等各工业城市的工人群众浩浩荡荡地走向街头，举行了声势浩大的游行、集会。在上海，陈独秀和一些进步知识分子联合中华工业协会、中华全国公界协进会、中华工会总会、中华工界志成会、上海电器工界联合会、上海船务栈房工界联合会、上海药业友谊联合会等7个社会团体，发起召开了“世界劳动纪念大会”。
当时，七团体为了组织好这次活动，设立了专门的机构，陈独秀被推举为筹备纪念大会顾问，并在筹备会上演讲了劳工问题。1920年26日，七团体开会确定5月1日下午在西门体育场（即坐落于方斜路的上海公共体育场，又名沪南体育场）召开世界劳动节纪念大会。然而，由于集会消息引发申城各界的广泛关注，也使得北洋政府惊恐万状。淞沪护军使署与淞沪警察厅于4月底相继发出布告，严禁工人集会游行，还将西门体育场所在斜桥地区划为戒严区域，白天也不准市民通行。
5月1日，天刚蒙蒙亮，只见体育场大门紧闭，荷枪实弹的士兵站在门口，如临大敌。中午刚过，就有许多工友从四面八方赶到西门体育场。邻近一点钟，体育场周边已聚集了四五千名工人。因军警一再阻挠，大会组织者不得不四度更换集会地点。先是决定前往位于提篮桥的精武会体育场，后又转去北四川路青年会体育场。在屡遭军警和租界巡捕的禁阻之后，纪念大会只得选在青年会体育场旁边的广场上进行。孰料正当演讲即将开始之时，军警前来干涉，勒令场内的工人退去。无奈之下，纪念大会转场至老靶子路（今武进路）的一片荒地中举行。即便如此，当局仍不依不饶，军警一路尾随。
虽然由于会场数次变动，实际到会的人数减至几百人，可这并不妨碍与会者高涨的热情。大家高声歌唱，挥舞旗帜。一个学生团体还专程送来了两车面包，犒劳参会的工人们。下午3时，大会正式开始。荒地上的一辆小推车被充作临时讲坛，工人代表及学生和商界代表依次发表演讲。会上还通过了要求每日工作8小时、“各工业组织纯洁之工会”、各业工人应联合起来等三项决议。大会最后在“劳动神圣万岁”的口号声中落下帷幕。
五一纪念大会闭幕了，但上海工人的纪念活动并未就此终止。军阀当局的弹压反倒是进一步促发了工界的觉醒。当晚，七团体代表召开紧急会议，很快就形成了《上海工人宣言》和《致俄国劳农政府对我国通牒之答书》两份文件，于会后发表。在《上海工人宣言》里，工人代表们理直气壮地写道：“从今天起，我们中国工人觉悟的团结的精神，已经足以使压迫我们的人胆战心惊。”
陈独秀虽然没有亲临老靶子路劳动节纪念大会的现场，但5月1日这天陈独秀与施存统、陈望道一起参加了在澄衷中学举行的庆祝“五一”
国际劳动节大会。他筹备两个多月编就的《新青年•劳动节纪念号》也于是日同读者见面了。就在上海工人阶级召开“世界劳动节纪念大会”的当天，北京、广州、漳州等地的工人和先进知识分子也纷纷举办纪念活动。这一系列的五一劳动节纪念活动使中国在“黑暗里突然地透出一线儿红”，成为马克思主义同中国工人运动相结合的一次成功尝试。
（左图）世界劳动纪念大会海报（《民国日报•觉悟》“世风”版画，叶天底作画、陈望道题字）
（右上图）原定世界劳动纪念大会会场的上海西门体育场（又名沪南体育场）
（右下图）1920年4月20日《时事新报》刊发“筹备世界劳动纪念大会”新闻
加载中，请稍候......
加载中…
(2023-05-01 07:20:0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