淝水之战图
（图源网络）
魏晋南北朝疫灾怎与兵燹相伴
——古代防疫抗疫（魏晋南北朝篇）
魏晋南北朝时期，连年自然灾害，更加上政局动荡，战乱频仍，疾疫次数大增，形成了我国古代历史上第一次疫病流行高潮。据史料统计，魏晋南北朝时期共发生疫情74年次，与战争相关的竟达36年次，几占总疫情年次的一半。
疾疫往往与战争兵燹相伴而至。所谓“兵燹”（bng
xin），指的是因战乱而遭受焚烧破坏的灾祸。战争是疫灾发生的催化剂，魏晋南北朝时期，战争兴起，军士死于战场，平民遭受杀害，因战祸而被驱徙或罹战后灾荒疾疫以致死者不可胜数。
其一，战争造成大量的人员集中，死亡、疾疫相继而来。
建兴二年（253）三月，东吴太傅诸葛恪伐魏，大发州郡二十万众；南朝宋文帝元嘉七年（430年），中领军到彦之率军北伐，将士总数近十万人；西魏文帝大统十四年（548），东魏大将军高澄在长社之战中围攻西魏，率领步骑十万之众。这么多的人员集中在一起，长期野外奔袭作战，生活及卫生条件极差，甚至连最基本的军粮都得依靠抢掠供给，伤病者及战死者得不到很好地医治和掩埋，这些因素使得军队成为疫病的高发易感人群。
梁朝时期的南齐和帝中兴元年（501），梁武帝萧衍起兵围困郢城（今武汉市）。从当年二月至七月，郢城长期处于紧张状态，随着天气转热，致使城中“将佐文武男女口十余万人，疾疫流肿死者十七八”。城中被围之人生活困苦，而七月酷暑更加重困苦，最终造成了一次规模空前的大瘟疫。
统治者为了开疆拓土，完全不顾人民的死活，不以士卒的生命为忧。北魏道武帝皇始二年（397）秋，魏军在常山九门遇疫，十之五六的士兵疫死，部队又乏粮，部下都想退军北还。道武帝拓跋珪不以为然，对部下说：“斯固天命，将若之何！四海之人，皆可与为国，在吾所以抚之耳，何恤乎无民！”他置疫病流行于不顾，仍继续派兵袭击后燕之中山城，这无疑更加强了疫病的流行。最露骨的漠视士兵生命的是北魏太武帝拓跋焘。元嘉二十八年（451）春，魏军围攻宋盱眙，太武帝完全不顾士兵生命攻打三旬，士兵损耗一半以上。时春雨已降，几与城平的魏军尸体不断腐烂，一场疫病在这群疲惫的士兵中爆发并迅速传染，士兵战斗力已消磨殆尽，太武帝只得无奈解围撤还。
战争期间，双方为求一城一池的得失，往往在一些战略重地展开拉锯战，被围城池内外断绝，更易爆发疫情。公元422年，北魏与刘宋的虎牢大战，魏军在城外作地道以使城内水位下降，人为的制造城内严重干南梁汉帝旱。更有甚者，梁太清三年（549），南梁汉帝侯景攻打台城，久围之下，台城粮食断绝，疫疾大起，死者十之八九。侯景竟然投毒于水源，加剧了城内疫病的危害程度。西魏长社之战和北齐寿阳之战中均采取堵塞河水灌城的手段，使城内成为泽国。这些战争手段，使得疫病迅速传播，造成了人为的灾祸。
其次，战争经常与政局动荡结合在一起，使得疫情发生的可能性更大，破坏性更强。
西晋武帝在位期间，政局安定，疫情只出现了4年次。而惠帝即位后，政局失统，八王之乱持续十六年之久，人民被杀害的动辄以万计，而且诸王又利用少数民族贵族参加内战，造成更严重的后果。中原积蓄扫地无遗，百姓纷纷向外迁徙。怀帝即位，无力扭转险恶的政局，石勒、刘曜等少数民族贵族入侵又更加严重。在这种混乱的局势下，短短二十二年间，西晋就有8年次疫情发作。
东晋太宁三年（325）的一场大疫情，与王敦之乱密切相关。东晋初年，权臣王敦发动叛乱，遭到明帝反击，战争持续了两年之久，疫病迅速传播，王敦亦患病后病逝。永和六年（350），后赵权臣冉闵篡权灭后赵立魏称帝。执政期间，“贼盗蜂起，司冀大饥，人相食”，“与羌、胡相攻，无月不战”，“互相杀掠，且饥疫死亡，其能达者十有二三。诸夏纷乱，无复农者”。可见，政局动荡与战争连绵相依共生，社会秩序遭到严重破坏，人们辗转流徙，生活无着，更容易受到疫病的感染。
（左上图）弓箭、箭袋•东晋十六国（右上图）虎犬纹金饰牌•东晋十六国（左下图）彩绘陶骑马武士俑•北魏（右下图）马俑和牛车俑•晋
其三，疫灾影响了战争进程和作战方针的制定。
大兴三年（320），前赵刘曜亲征仇池，在仇池氐羌各少数民族部族多已投降的有利形势下，刘曜继续进攻仇池，但刘曜患病，
军中又有瘟疫，刘曜只得班师，可以说天降大疫暂时避免了仇池杨难敌政权的灭亡。南朝宋永初三年（422），北魏叔孙建围攻刘宋青州城，宋青州刺史竺菱都已做好撤退准备，此时北魏军中出现了疫情。叔孙建考虑到“兵人不宜水土，疫病过半。若相持不休，兵自死尽，何须复战。今不损大军，计之上也”，于是撤围引兵回师。
出于疾疫对战争进程的决定性影响，各政权在制定战争方针时不得不顾忌此因素。蜀国诸葛亮准备亲征南中少数民族叛乱，有大臣谏议：“此不毛之地，疫疠之乡，不宜以一国之望，冒险而行”，诸葛亮为此停留多年。魏文帝曹丕准备伐蜀，考虑到“南土下湿，必生疾疫”，因而拖延了灭蜀的时间表。由此说明当时在决定重大战争方针时，各政权会尽量避开疾疫多发季节。
纵观魏晋南北朝历史，自然灾害、饥荒、疾疫与战争兵燹结合，加剧了疫情的传播，造成了社会的严重灾难。所谓“师旅既加，饥馑是因，疫疠淫行，荆棘成榛”。正是这一时期的真实写照。东晋时期葛洪在《抱朴子•内篇》一书中的《杂应》中说道：“大兵之后，金木之年，必有大疫，万人余一”。《宋书•周朗传》中分析说：“自华、夷争杀，戎、夏竞威，破国则积尸竟邑，屠将则覆军满野，海内遗生，盖不余半。重以急政严刑，天灾岁疫，贫者但供吏，死者弗望埋，鳏居有不愿娶，生子每不敢举。又成淹徭久，妻老嗣绝，及淫奔所孕，皆复不收。是杀人之日有数途，生人之岁无一埋”。可见，当时人们已深知战乱与疫的关系密切，战乱会带来瘟疫。
魏晋南北朝时期，是中国历史上一个较长的分裂时期，国家大一统的局面被打破，各股政治力量分化组合，政权更迭频繁，大小战争连年爆发。寒冷干燥的气候促使以匈奴、鲜卑、羯、、羌为主的各少数民族相继南下，而连绵的战火又逼使中原居民大规模的避向相对安定的长江流域，小部分迁往东北或河西。天灾人祸并作，加之如此高的疫病发生率，使得这一时期的人口缓升急降，整个社会在破坏——恢复——再破坏——再恢复的模式下缓慢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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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2-05-03 01:58:4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