赤壁之战曹操败于江南瘟疫吗
——古代防疫抗疫（秦汉篇）
赤壁之战，是中国古代以少胜多的著名战例。曹操在统一北方后一举南下，欲完成统一大业，然而却兵败赤壁，三国鼎立的局面由此形成。曹操兵败赤壁，原因是多方面的，但是其中一个极为重要的因素是：一场大规模的瘟疫，极大地削弱了曹军的战斗力。对此，《三国志》、《资治通鉴》等史书均有提及。
据《三国志•魏志•武帝操》记载，建安十三年（208）十二月，曹操“至赤壁，与备战不利。于是大疫，吏士多死者，乃引军还。备遂有荆州、江南诸郡。”“自倾以来，军数征行，或遇疫气，吏士死亡不归。”“（火烧赤壁后）刘备、周瑜水陆并进，迫操至南郡，时操军兼以饥疫，死者大半……引军北还。”据《资治通鉴》记载，在赤壁之战前，周瑜对孙权献策：“操舍鞍马，使舟楫，与吴越争衡。今又盛寒，马无草，驱中国士众远涉江湖之间，不习水土，必生疾病。”至战斗将打响之时，果然曹军中的疫情已经蔓延开来，“时曹军众，已有疾疫。初一交战，操军不利，引次江北”。由于曹军中瘟疫蔓延，导致初战不利，退回长江以北。
其实，在赤壁之战中，除曹军受到瘟疫的影响外，孙吴军队也未能幸免。在赤壁之战中，为联通蜀吴发挥了重要作用的鲁肃，同样于建安二十二年病故，时年46岁。三年后，鲁肃的接班人、一直病痛缠身的东吴名将吕蒙和他的战友蒋钦、孙皎携手因病步入黄泉。虽然史籍中并未明确指明他们三人的病因，但是由于此时暴发于曹魏的“丁酉大疫”正在肆虐，曹操南征又将疫情带入了孙吴之地，这三位名士之死或许也与这场疫情有关。又过了两年，刘备在夷陵之战中败于陆逊，此时曹丕欲趁机取利，派兵南下，不料“是月大疫”，“大司马曹仁薨”，魏军只好全面撤退。
当时在曹营中暴发的是什么传染病呢，史书中并没有明确的记载。据学者分析，在赤壁之战之前300多年，赤壁一带就有血吸虫病广泛流行，血吸虫的易感群体为青壮年的农民、渔民，而且往往呈急性发作，危害十分严重。曹军将士是北方人，来自非血吸虫病疫区，更容易被感染。
另据史书记载，在赤壁之战后第九年，即建安二十二年（217），华夏大地上还曾暴发过一场“丁酉大疫”。“丁酉大疫”起于曹魏，后大范围蔓延，给曹魏政权造成人才损失。“建安七子”中的王粲在随曹操南征孙权北还途中因病去世，根据去世时间及行进路线推断，王粲很大可能是感染这场疫情而亡。其后，“建安七子”中的徐干、陈琳、应玚、刘桢四人也因瘟疫而死。当时，曹植曾作《说疫气》有记载：“疠气流行，家家有僵尸之痛，室室有号泣之哀。或阖门而殪，或覆族而丧”，足见当时疫情之凶猛。
有关秦汉时期疫灾情况，秦朝没有疫灾记录，两汉时期的疾疫约有52次记录，平均约8年有1次疫灾记录。其中，西汉为15次，平均约15年有1次记录；东汉为37次，平均约5年有1次疫灾记录。秦汉时期有疫情的年份50个，主要集中在光武时期和桓、灵、献时期，即东汉王朝初期与后期。从疫灾发生的地区来说，司隶（古时指长安、洛阳）和扬州是疫灾高发地区。
秦汉时期疫灾的发生，有多种原因，其中与人口分布有关。人口稠密地区是疫灾的多发区，人口的密度大是疫灾发生的条件之一。东汉时期的京师洛阳疫灾年份最多，这与洛阳是人口密度大的地区关系密切。另外，军队征战时军营内人口密度大，也给疾疫的传播提供了条件，即所谓“转相染易”，使得疾疫的传播更加容易。同时，疫灾发生也与南方潮湿的地理环境有关。南方的扬州、荆州都是疫灾高发区，仅扬州的会稽郡就发生过四次极其严重的特大疫灾，人口死亡率极高。还有，疫灾与地震、水、旱等灾害相伴发生。公元前48年，“关东大水，郡国十一饥，疫尤甚”。公元前142年，“大旱。衡山国、河东、云中郡民疫”。景帝后元元年（前143），“五月丙戌……地大动，铃铃然，民大疫死，棺贵，至秋止”。
（上图）南阳汉代画像石《虎吃女魃》画像（下图）河南南阳英庄东汉墓驱魔逐邪图
秦汉时期，人们对疫灾产生的原因并不完全清楚，主要信奉鬼神为祟说、阴阳五行失序说和灾异天谴说。就连东汉伟大的科学家张仲景，竟然也认为疫灾的发生是因为对天的祭祀做得不够周到，更不用说其他人了。在这些观念的指导下，汉代普遍采取了诸如祈禳、修德等一些作用不大的所谓救灾措施。汉代这类措施在国家救灾中占据主要地位，这种情形一直持续到民国时期。
当然，秦汉时期的统治者也采取过一些有效的防疫措施。如巡医致药赐棺钱。朝廷派官员巡视疫灾发生地区，派医务人员对病人进行医治，并对死者家属赐棺钱以助收葬。朝廷把得了疫病的人安置到馆邸里，派医生诊治并免费提供药物。对于死难者由政府给予其家属一定数目的救济金、安葬费，有的还给予棺木。西汉平帝元始二年，朝廷诏书中说“民疾疫者，舍空邸第，为置医药。赐死者一家六尸以上葬钱五千，四尸以上三千，二尸以上二千”。安帝元初六年（119）夏四月，“会稽大疫，遣光禄大夫将太医循行疾病，赐棺木，除田租、口赋。”
总而言之，应该说秦汉时期朝廷还是重视疫灾问题的，并形成了相应的防疫制度。抛开其中由于时代局限性而掺杂的迷信内容，客观上也具有一定的防疫效果。当然，秦汉防疫体制存在弊端和不足。从主观上讲，救灾指导思想的不科学性。救灾过程中巫术迷信盛行，人力救灾没有引起足够重视。以致人为地延误防疫进程，扩大了疫灾的破坏程度。从客观上讲，国家经济财政水平低，一旦遇到大的疫灾，政府财政总是捉襟见肘，无法解决疫灾产生的死亡、流民、动乱等一系列社会问题，最终形成威胁政权的隐患。
纵观中国古代史，有很多战争与瘟疫有关。就以两汉三国时期为例，自公元前206年到公元265年的471年中，与战争有关的疫病流行16次。古代战争频繁，瘟疫不断。瘟疫以极强的传播效率，极高的发病率和病死率，给人类心理造成巨大恐惧，给人类社会造成极大危害。当瘟疫遇到战争时，其传播速度就会加快，扩大和加深瘟疫的后果。当战争遇到瘟疫，瘟疫就会延缓或阻止战争的发展、加速战争的进程、改变战争的结局甚至成为战争的武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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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2-04-26 01:29:1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