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国时期上海警察档案里丐帮帮主照片
（图源网络）
台北丐帮为何重孝跪祭胡适
六十年代初，台北发生了一桩奇闻异事，引发报端议论纷纷。
1962年2月24日，其时为台湾“中央研究院”院长胡适因心脏病亡故。胡适死后，停灵在研究院内，不少人前来吊祭。吊祭的人有政界名流、各大学与各学术文艺团体、同学会、同乡会，以及胡家宗族亦有在内。当时，研究院内人人参与料理，领导人、学者亦必天天到场，院方总办事处同仁更是忙于天天料理丧祭实务。至3月移灵殡仪馆时，南港街巷芳邻美甲门前俱摆上香案路祭。
在殡仪馆举行公祭这一天，黄花挽联布满祭堂，达官贵人等来祭者络绎不绝。正当热闹之际，忽然来了一位吊客，额勒白布，身着孝服，肩上扛起一个白布挽幛。从挽幛所见，来吊者名叫华儿。此人一到灵堂，立即跪在胡适灵前，面对胡适遗像长跪不起。华儿看上去年约四十，跪下之后，望着遗像，大眼对大眼，全不作声，使得场面立呈肃静，出现了僵持尴尬气氛。在场的研究院执事个个讶异，目目相觑，不知所措，不知如何接纳吊唁，劝起这位吊客。好在几位老到的办事人员，群起好言劝慰，拉拉扯扯，终于好不容易将这位华儿劝起来，收下了他的挽幛，华儿才退走了。此幕总算告终。
事后，这件“突发事件”却难倒了“中央研究院”的这一伙洋迂和学究，当时谁也无法索解。当时各报上还有人会错意思，大做文章，追究丐帮华儿穿堂戴孝的动机背景，一时舆论纷纷。
这段往事，被台湾当代著名历史学家王尔敏先生在《丐帮举隅》一文予以记载。王尔敏曾是台湾“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研究员，此事乃是他亲历亲见，当是可信的。王尔敏先生对此揶揄道：华儿加演此一段插曲，于胡适无损，不必再追究他动机背景。这不过是乞丐的一种乞讨手法，华儿无非想讨一些小钱而已。
王尔敏在讲述丐帮流派时，介绍华儿耍弄的其实是一种叫做“穿灵堂戴孝”的乞讨手法。
这种乞讨手法是丐帮与时俱进的发明。在清代以至抗战以前，国人讲究丧祭仪式，无论南北各地俱颇流行。但凡富家丧葬，多极尽花费铺张，博得死者哀荣。所作祭仪、放焰口、武僧表演、道士压胜施法、鼓乐吹笙、往往开祭一连数日。来吊亲族、宾朋、同官、邻右，络绎不绝。除了棺木停放灵堂内庭，灵堂外也必搭天棚，以便多人群体祭拜。
尤其另于大型广场亦搭天棚，放置多数桌案，开流水宴席，答谢宾客。这就给了乞丐以极大的生机，每当此时，丐帮必来共同参祭。他们备好挽幛，一伙人前来哭祭。这时，丧家主丧执事，除了接纳宾客外，必对乞丐预加阻拦，收下挽幛，并引导至近厨空地，席地开宴，招待一番。此种乞儿挽幛甚易辨识，盖系白粗布上题祭家名款，称呼死者必合世俗规矩。而当时丧家亲朋挽幛则全用蓝色绫缎，在质料贵贱上也很容易辨别。如果丧家不收下乞丐的挽幛，那么乞丐就会将挽幛胡乱当做铺盖或披在身上游走街头，羞辱丧家一番。所以，丧家习惯上必定收下，并要招待饮食，免得引来麻烦。
民国时期上海警察档案里的丐帮照片
王尔敏先生经细加考察，总结了丐帮乞讨方式手法的种种流派，可谓花样繁多，各具各色。如“妇人求乞”，被称之为“观音党”；出外求乞，被称为“赴蟠桃”；与老母同行求乞，被称为“伴王母”。她们并非一种帮派。如残疾乞讨，包括断手刖足，不能行走者，称“瘫叫花子”，或称“拐仙”，坐轮车者称“推羊角”。此类颇有地区区别，为占一足地盘，遂亦形成帮派。如“改相求乞”，此类系改容变相，假装残废，或装瞎、装哑、装瘸子或满身烂疮。又有砸砖打背，又有刀割见血，系拿利刀划破头皮，流出鲜血，俱称为献苦肉计。由于俱出于假装，骗人怜悯，自是必具一定帮派，并排斥其他乞丐。如“地榜”，又称“磨街党”，又称“挂皇榜”，俱是出于知书之人求乞。或将苦难情节书写大字，铺于地面，伏地求乞；或写于白布挂于肩背，游走街巷求乞。
以上三类乞讨手法今天也多见。再如“唱响子”，此类以歌唱、打莲花落、拍道情筒，乃至弹三弦、打锣鼓，均靠一些才艺求乞，格调自高一筹。虽然亦必结合一定帮派，彼此互相应援，互通声气。还如“捉蛇弄蛇耍猴”，以蛇、猴求乞，表演猴蛇代叩首乞怜，博善家赏赐。
至于逢到城里有钱人家大办“红白喜事”之时，那就是丐帮“发财”之时。除了以上讲过的富家丧祭时“穿灵堂戴孝”的乞讨手法外，遇到富家大办喜事时，丐帮就会使用“打手本”的乞讨手法。这伙丐帮往往粗识文字，衣着也不太褴褛。他们时刻打听某家太老爷太夫人、老爷夫人做寿，某家少爷高中魁元，某家字号生意开张，某家前代赠貤封典等家门喜庆。于是，打手本帮一组三五人，必人人衣冠整洁，并用小童手托大红拜匣，内装手本拜帖，另附红色礼单。如为祝贺寿辰，寿礼至少开具四品，有大寿幛全喜，寿烛一双，寿联全幅，寿面四封之类，并写于礼单。另一童子则高举大红托盘，礼品也在其中。有经验的主家礼宾执事一看便知来者是丐帮前来打抽丰，表面上不予揭穿，客客气气收下拜帖礼单，退回全部礼物，随后附上大红包一个，小红包两个。一般大红包不能少于二吊钱或四吊钱，小红包二百钱，以示主家受贺的一点谢意。另有一种乞讨手法行于年节及商家开市的，称为“抬神扮神”，乞丐以穿袍戴冠，足着朝靴扮成财神，鼓乐伴随，于商市沿门致贺，大呼财神到了。或以彩纸扎成神像，借神乞讨。
台北丐帮跪祭祀胡适一事过后三十多年后，王尔敏先生还讲述了发生在1996年5月的一件类似事件。台湾有一行帮，专门替丧家哭灵，以博取一些酬金。由于哭灵人手不够，竟雇佣一些中学生，当时《联合报》记为“五子哭坟”。这种哭灵已成一种惯常职业，比丐帮高明，而表演相同。先生不无感慨地说：“真是丐帮不死，江山代有传人。”先生不幸而言中，时至二十一世纪一十年代，中国大陆乞丐和丐帮现象并没有消失，而且在一些地方死灰复燃，乞讨手法不仅继承了清末民初丐帮传统，而且更有发展。这个古老的行当，或是“个体经营”，或是“公司化”，手段更为残忍狡诈，为世人不齿。
乞丐与丐帮现象是一种社会畸形现象，与现代文明国家不相容。王尔敏先生说得好：“本来，国家富强人民康乐，物产充盈，生活优裕，社会上不当会有乞丐这一流品。无论何国，凡有乞丐，必受别国耻笑，亦是必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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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7-10-26 08:37:5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