夏桀、商纣王、周幽王画像  （选自卢延光《中国帝王百图》）  （图源网络）

什么样的帝王算是无道君主

      春秋时代，齐国第十五位国君齐桓公在位，任管仲为相。一天，齐桓公与管仲进行了一关于有道君主与无道君主人格的对话。管仲在回答齐桓公提出的何为“有道君主”的问题时，回答了七条“有道君主”的标准。接着又回答了何为“无道君主”的问题，管仲也回答了七条“无道君主”的表现。

      其一，“大其宫室，高其台榭”（把宫室建筑得很大，把台榭建造的很高）。

      其二，“良臣不使，谗贼是舍”（不任用良臣直臣，专门依靠阿谀奉承的谗贼）。

      其三，“有国不治，借人为图，政令不善，墨墨若夜”（不好好治理国家，专门依靠别人出谋划策；行政措施不良，有如黑夜行事）。

      其四，“不循天道，不鉴四方，有家不治，辟若生狂”（不遵循天道，不借鉴四方，不治理家庭，像疯了似的胡作非为）。

      其五，“进其谀优，繁其钟鼓，流于博塞，戏其工瞽”（大量阿谀之辈和俳优艺人，广置钟鼓音乐，沉溺于赌博之戏，玩赏盲人乐工）。

      其六，“诛其良臣，敖其妇女，撩猎毕弋，暴遇诸父，驰骋无度，戏乐笑语”（诛杀良臣，玩弄妇女，游玩打猎没有节制，粗暴对待长辈，四出游玩，调戏玩乐）。

      其七，“式政既輮，刑罚则烈。内削其民，以为攻伐”（行政不佳，刑罚残酷，国内残害民众，对外讨伐兴战）。

      管仲提出的“无道君主”七条标准，显然是针对历史上帝王的政治统治状况有感而发的。

      早在黄帝时期，作为他对立面的蚩尤，就是一个“庶人之贪者”，加之往后出现的著名“四凶”——帝鸿氏的浑敦、少昊氏的穷奇、颛顼氏的梼杌和缙云氏的饕餮，均为贪贿、暴敛的氏族首领代表。正式形成国家政权的夏商周三代，帝王们淫逸奢侈、聚敛残暴的行为不断发生。夏禹的第二代启变禅让为王位世袭制，便好声色，创制乐曲在旷野演奏。到了夏桀，更是历史上有名的暴君。《通鉴外纪》记载：“桀作瑶台，罢民力，殚民财。为酒池糟堤，纵靡靡之乐，一鼓而牛饮者三千人。”在位52年间，荒淫无度，暴虐无道。

      商末，商纣王尽管对推动社会和经济发展有过贡献，但由于他“好淫乐，厚赋税，以实鹿台之财，盈矩桥之粟，收狗马奇物充牣宫室，益广沙丘苑台”，“暴殄天物，害虐烝民”，还是成为继夏桀之后第二个昏淫暴虐的帝王。说到西周的昏君，当数幽厉二王。周厉王在位37年，横征暴敛，垄断财富，不断南征荆楚，引发“国人暴动”。周幽王更因“烽火戏诸侯”一事而为后人所熟知。周幽王即位后，沉湎酒色，贪婪腐败，重用佞臣，不理国事，导致西周覆灭。

齐桓公与管仲“君臣对”塑像  

      细数以上昏君，无不具备了管仲提出的“无道君主”七条表现。历史上，史家对历史人物的结论是有具体内容的，对各个朝代的帝王亦如此。如对夏桀，说他“不务德而武伤百姓，百姓弗堪”；如对商纣王，说他“好酒淫乐，嬖于妇人”“以酒为池，县肉为林”。说明追求个人糜烂的生活，是一切昏暴帝王的共同点。然而，史家对历史上无道君主的评论，又是有所区别的。如对周厉王，《国语》只载其“虐”，没有一条记载涉及到其个人生活的奢侈腐化、滥用民力的情况。清代魏源的说法概括了幽厉二王的情况：“幽厉之恶，无大于亲小人，而幽则艳妻、奄寺，皆倾惑柔恶之人；厉则疆御（厉王卿士、主管军事征伐的虢公长父）、掊克（厉王卿士、主管财政的荣夷公），皆爪牙刚恶之人”。古人称西周昏王，向以幽厉并称，而以幽居前，于贬损之中，尚稍有区别，因为幽王的罪恶比厉王具体得多。

      其实。早在管仲之前，有政治远见的先贤就已经提出过对帝王的政治要求和道德标准。如皋陶总结过“九德”：“宽而栗、柔而立、愿而恭、乱而敬、扰而毅、直而温、简而廉、刚而塞、强而义。”夏初太康失国时昆弟们编的《五子之歌》，成汤的祷雨词，尹伊训太甲的“三风十愆”，箕子的“洪范九畴”等，均是针对帝王们倡勤政戒贪逸的训诰。

      中国历代有作为的君王都懂得以史为鉴，从先人治国理政的历史中寻求值得借鉴的经验教训。自孔子修订《春秋》，特别是司马迁的《史记》传世后，历代王朝从皇帝到王公大臣都把前朝的历史典籍作为必读书，尤其将历史上无道君王作为警戒的反面教材。理所当然，管仲在“君臣对”中对齐桓公例举以往无道君主的七条表现，应该是中国历史上弥足珍贵的政治遗产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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