加载中…曾国藩教子读书之道
(2015-10-11 12:27:33)“人之气质，由于天生，很难改变，唯读书则可以变其气质。古之精于相法者，并言读书可以变换骨相。”曾国藩写给儿子的家信不仅表达了读书改变一个人情操和价值观的道理，也指明了要读经典、要读懂读透的读书方法。书，要怎么读才对呢？曾国藩教给孩子的读书方法主要有3条。
第一，要读经典。因为曾国藩自己就是儒家标准的知识分子，所以他教曾纪泽读书，从小就很有规划，主要是以《十三经》和《二十三史》为根本。按曾国藩的观点来说，这些都是经历过时间考验的经典中的经典，而经典之所以称之为经典，就是其中的智慧、思想都是经过实践检验了的，这是最值得后人学习与吸取的。
我们为什么读书？是为了学习别人的智慧与思想。知识性的东西会随着时间而不断更新，但思想性的东西、智慧性的东西，越经过时间的沉淀，就越有学习的价值。所以，读书最大的捷径，就是读经典。经典一定要精读，因为从学习的效率上来说，精读要比泛读还要重要。泛读虽然也能学到不少东西，但学得多，忘得也多。但精读就不一样，能吃得深、吃得透。
第二，“一书不尽，不读新书”。就是说一本书没读完的情况下，不要急着读另一本书。事实上就读书而言，有很多人有这种毛病，一下弄好多书，这本翻翻，那本翻翻，美其名曰读了好多书，其实一本都没读完，一本都没读通、读透。而曾国藩主张一本没读完，就不要忙着去读其他的书，这实际上就是沉浸的读书法。
国学大师王国维也说，学习的境界要先入乎其内，再能出乎其外。读书更是这样，一本书，你要先能沉浸进去，你才能最终从中获得有价值的东西。
当然，曾国藩虽然主张读书要沉浸其中，但他从来不主张死记硬背。他对儿子说：“凡读书，不必苦求强记。只须从容涵泳，今日看几篇，明日看几篇，久久自然有益。”也就是说读书沉浸其中，其实应该是一件非常轻松愉快的事，不要当成任务来死记硬背。
不过，读书应该是件轻松愉悦的事，但这不代表像看闲书那样就行。曾国藩主张看书的时候要能作札记，也就是看书的时候得学会动手，边看边写，要“略作札记，以志所得，以著所疑”。也就是要把读书时的所感所想，不论是心得体会，还是疑惑不解的地方，都要能随手记下来，这样才能有助于读而后学。后来，胡适先生就对曾国藩这种读书作札记的方法最为推崇。
第三，就是要培养个人的读书兴趣与方向。曾国藩对两个儿子的教育就是最典型的例子。老大曾纪泽不喜欢科举考试，不喜欢八股文，喜欢西方的语言学和社会学，曾国藩就鼓励他按自己的兴趣方向去读书。而且最难能可贵的是，虽然对于曾纪泽感兴趣的这些所谓的西学，曾国藩自己不是太懂，但他为了儿子也努力地去看了不少书。后来，曾纪泽写成《西学述略序说》和《〈几何原本〉序》，这两本书出版，都是曾国藩亲自批阅后为之刻版发行的。
对于老二曾纪鸿，曾国藩就更是这样了，不仅鼓励曾纪鸿培养出数学研究的兴趣，难能可贵的是，曾纪鸿结婚之后，他的老婆郭筠是个喜欢读书的女性，曾国藩觉得在那种重男轻女的社会环境下，儿媳妇能喜欢读书，是非常不容易的。所以在教儿子的时候，还顺便教儿媳。郭筠不像曾纪鸿一样喜欢数学，她只喜欢文学与历史，这一方面曾国藩绝对是大家。所以在曾国藩的引导下，郭筠通读《十三经注疏》和《资治通鉴》，也成了一个有名的才女。
后来，他还主张从年幼的孩子中选拔一些聪明的、对西学感兴趣的，由政府出资送他们出国去学习。正因为有他的大力提倡，于是近代历史上，有了第一批出国的留学学生，这第一批30多个孩子中，就有一个名叫詹天佑的学生，后来成为了中国铁路工程学的奠基人。
从《曾国藩教子书》看曾国藩的作文教育思想
摘要：曾国藩是清湘乡派的代表人物，非常重视学习古文，十分推崇韩、柳、欧等人的创作风格。在指导弟弟和子侄的作文实践中有着一定的原则，反映了他的作文教育思想。他认为为文重在作出有雄奇之气的文章，初学者应该多积累多摹仿，通过看、读名家作品养精蓄气。此外行文要讲究词藻的丰富和语调的铿锵。
曾国藩是中国近代史上一位重要的历史人物，被称为晚清“第一名臣”。梁启超对曾国藩推崇极至：“曾文正者，岂惟近代，盖有史以来不一二睹之大人也已；岂惟我国，抑全世界不一二睹之大人也已。”称其“立德，立功，立言，三不朽，所成就震古铄今而莫与竞者。”毛泽东对曾国藩也很钦佩：“愚于近人，独服曾文正。”
一、
通过积累丰富词汇
曾国藩深知，文章是语言的艺术，词藻是文章的血肉，堆砌词藻，固然不可取，然词藻的匮乏，也是作文的一大忌。对此，曾国藩在信中做了专门的论述。
“尔作时文，宜先讲词藻；欲求词藻富丽，不可不分类摘抄体面话头。……尔去年乡试之文，太无词藻，几乎不能敷衍成篇。此时下手功夫，以分类手抄词藻为第一义。”[1]（27）儿子词汇贫乏，当务之急就是分类摘抄词汇。又说：“二十日接二月二日来禀并祭稿。文尚条畅，唯意义太少。叔祖之德全未称道，亦非体制，词藻亦太寒俭。尔看《文选》，宜多抄典故藻汇，分类抄记，以为馈贫之粮。”[1](37)指出儿子信中词藻匮乏、平庸，分类摘抄《文选》作为解决词汇贫乏问题的良方。
作文章，立意自然是第一位的，但意要靠辞来表达，而好的辞则要富有文采，所谓“言之无文，行而不远”，说的就是这个意思。词藻是“文采”的一个重要内容。曾国藩所说的“体面话头”即词藻。词藻要靠平日的积累，而且要牢牢记住，用时方才得心应手；摘抄在一个本上，可以方便温习。
在信中，曾国藩还列举了许多文人的事例来说明摘抄词汇的好处。如“近世文人，如袁简斋、赵瓯北、吴谷人，皆有手抄词藻小本。此人所共知者。阮文达公为学政时，搜出生童夹带，必自家细阅。如系亲手所抄，略有条理者，即予进学；如请人所抄，概录陈文者，照例罪斥。阮公一代鸿儒，则知文人不可无手抄夹带小本矣。昌黎之计事提要、纂言钩玄，亦系分类手抄小册也。”[1]（27）文人袁简斋、赵瓯北、吴谷人都有词藻的手抄本；阮文达是一代鸿儒，也知道文人不能没有词汇的手抄本。再有“班孟坚最好文章，故于贾谊、董仲舒、司马相如、东方朔、司马迁、杨雄、刘向、匡衡、谷永诸传全录其著作；……盖孟坚于典雅瑰玮之文，无一字不甄采。”班固的做法从正面给我们以启示：分类摘抄好词好句，的确是积累、丰富词藻的好办法，同时也是提高写作水平的好途径。
怎样分类，哪些文章值得摘抄，对此，曾国藩也在此次信中做了较为详细的说明：“分大纲子目，如伦纪类为大纲，则君臣、父子、兄弟为子目；王道类为大纲，则学校、井田为子目。此外各门可类推。尔曾看过《说文》、《经义述闻》，二书中可抄者多。此外如江慎修之《类腋》及《子史精华》、《渊鉴类函》，则可抄者尤多矣，尔试为之。此科名之要道，亦即学问之捷径也。”为了儿子，曾国藩可谓悉心指点，不厌其烦。
曾国藩指点儿子积累的功夫说：“看、读、写、作，四者每日不可缺一。”
又在咸丰十一年七月二十四日重申了这一主张：“尔生平作文太少，即以此（分类抄《文选》词藻）代做字功夫，亦不可少者也。尔十余岁至二十岁虚度光阴，及今将看、读、写、作四字逐日无间，尚有可成”[1]（8）。
看，即看书，看文，看名家名作，因为，“凡大家名家之作，必有一种面貌、一种神态，与他人迥然不同。……若非其貌其神回绝群伦，不足以当大家之目”。所以通过看名家名作，领会其精神风貌，可以养浩然之气。读，即朗读。曾国藩认为不高声朗读就不能感觉其雄伟气概，不浅吟低唱就无法探究其幽幽神韵。他还说：“选之以高声朗诵，以昌其气；继之以密咏恬吟，以玩其味。二者并进，使古人之声调，拂拂然若与我之喉舌相习，则下笔为诗时，必有句调凑赴腕下。”[1]（8-9）作诗如此，作文何尝不是如此呢？这与我们常说的“熟读唐诗三百首，不会作诗也会吟”有异曲同工之妙。当然这又是模仿的功效了。写，即写字。曾国藩的要求是又好又快，否则文思敏捷，然书写缓慢，总是作文之一大遗憾。作，即作文。曾国藩的“看、读、写、作”四字综合的观点，也从另一个角度说明了写作对提高人的综合素质有很大帮助。
一、
模仿是学写作文的一条捷径
有了丰富的辞藻，并不一定就能连缀成好文章，还要在作文时潜心模仿。这正是曾国藩在作文方面给儿子传授的另一条写作经验。“尔以后作文作赋，均宜心有模仿，而后间架可立，其收效较速，其取径较便。”[1]（22）指出模仿是学写作文的一条捷径。信中从儿子寄来的书法作品谈起，谈到写字的用笔与结体，又从字的间架谈到诗文的捷径。为增加说服力，信中一一指出杨雄的代表作均为模仿而来，又指出韩愈、欧阳修、曾巩、苏轼等文章大家皆善模仿。信中说：“不特写字宜模仿古人间架，即作文亦模仿古人间架。《诗经》造句之法，无一句无所本。《左传》之文，多现成句调。杨子云为汉代文宗，而其《太玄》摹《易》……几乎无篇不摹。即韩、欧、曾、苏诸巨公之文，亦皆有所模拟，以成体段。”曾国藩又说手抄与模仿一样都不能少：“《说文》看过之后，可将《文选》细读一过。一面细读，一面抄记，一面作文，以仿效之。烦奇僻之字，雅古之训，不手抄则不能记，不模仿则不惯用。……尔之天分，长于看书，短于作文……目下宜从短处下功夫，专肆力与《文选》，手抄及模仿二者皆不可少。”[1]（67）
模仿是学习过程中的一个较高层次：照着别人的样子自己来做。发展创新是建立在继承的基础上的。先得继承，然后才能有发展创新。在诗文写作领域，阅读模仿都是“继承”中的内容，自己独立写作，在理论上可算作发展创新的范畴。多多地模仿名作，虽在学习过程中花费不少时间，但“继承”这一步走得坚实，“发展创新”的阶段便会来得快，故而曾国藩说此途为捷径。清代黄宗羲在《论文管见》中说：“作文虽不贵模仿，然要使古今体式无不备于胸中，始不为大题目所压倒。有如女红之花样，成都之锦，自与三村之越，异其机轴。”写作就像绣花一样，初学者得先照着花样绣，日久年深，花样烂熟于心，自可随心所欲，信手拈来。可见模仿的作用之大。
二、
立意要雄奇，行文须圆适
“作诗文以声调为本”
曾国藩在咸丰十一年二月二十四日给澄弟的信中又提到他的八本之说，其中有：“作诗文以声调之本”，“声调”即他多次所说的“声调铿锵”的意思。钱钟书之父钱基博先生在《现代中国文学史》中评价说：“厥后湘乡曾国藩以雄直之气，宏通之识，发为文章，而据高位……故其持论以光气为主，以音响为辅。……”这在他指导儿子纪泽作文的信中也有强调：“尔诗胎息近古，用字亦皆的当。唯四言诗最难有声响，有光芒……余生平于古人四言，最好韩公之作，如《祭柳子厚文》、《祭张署文》《进学解》《送穷文》诸四言，固皆光如皎日，响如春霆。即其他凡墓志之铭词及集中如《淮西碑》《元和圣德》各四言诗，亦皆于奇崛之中迸出声光。其要不外意义层出，笔仗雄拔而已。……凡诗文欲求雄奇矫变，总须用意有超群离俗之想，乃能脱去恒蹊。”[1]（77）
曾国藩认为“于奇崛中迸出声光” “雄奇矫变”之文才是好诗文，在立意上须超群离俗才行。
怎样才能写出雄奇的文章呢？曾国藩说：“尔问文中雄奇之道。雄奇以行气为上，造句次之，选字又次之。然未有字不古雅而句能古雅，句不古雅气能古雅者；亦未有字不雄奇而句能雄奇，句不雄奇而气能雄奇者。是文章之雄奇，其精处在行气，其粗处全在造句选字也。”[1]（45）曾国藩告诉儿子，造就整篇文章雄奇之气，是第一位的，文章的雄奇与否，最终还是要落实到选词造句上。
“思路宏开为文章必发之品”营造雄奇的气势，曾国藩认为关键在于思路宏开。正如他所说：“作文以思路宏开为必发之品；意义层出不穷，宏开之谓也。”[1]（128）曾国藩认为思路宏开关键是有层出不穷的意义在胸间，也就是我们常说的言之有物，议论勃发，左右逢源的文章，这样的文章，岂有不发达之理？
“行文当一圆字”这是曾国藩在指导儿子作文时提出的一个原则。“无论古今何等文人，其下笔造句，总以珠圆玉润四字为主。”[1]（41）我认为“圆”指的是文章字句畅通，音韵流转，琅琅上口，宜诵宜记。如果用他自己的话来解释的话，“圆”应该是声调铿锵吧。对此，曾国藩在此信中也作了具体表述，发表了独到的见解：“世人论文字之语圆而藻丽者，莫如徐陵、庾信，而不知江淹、鲍照则更圆，进之沈约、任舫则亦圆，进之潘岳、路机则亦圆，又进而溯之东汉之班固、张衡、崔因、蔡邕则亦圆……至于司马迁、相如、子云三人，可谓力避险奥，不求圆适矣；而细读之，亦未始不圆。至于昌黎，其志意直欲凌驾子长、卿、云三人，嘎嘎独造，力避圆熟矣；而久读之，实无一字不一圆，无一句不圆。”确实，如果说徐陵、庾信、江淹、鲍照等人为文以词藻艳丽、语句圆适而著名的话，那么，司马迁、杨雄及司马相如的文章素以辩辞锋发，气势逼人而取胜。尤其韩愈更是辞锋锐利，大有超过前三人之势。然而细细品尝，韩愈的文章实无一句不圆，无一字不圆。[1]（42）
当然行文之圆还要多用结构整饬的句式，特别是排比句。曾国藩还特别用贾谊、司马迁、韩愈、柳宗元、苏东坡等人的文章为例教导儿子：“古文如贾谊《治安策》、太史公《报任安书》、韩退之《原道》、柳子厚《封建论》……两排三迭之文，皆有最盛之气势。”这里说的两排三迭之文，即排比、对偶句式。这种句式对形成铿锵的句式、雄浑流畅的气势，无疑是大有裨益的。
四、读书作文做事皆仗胸襟
更重要的是，曾国藩特别看重人生少年时代的朝气锐气，峥嵘气象，正是朝气锐气的外在表现。
“作如火如荼之文，将来庶有成就。”他认为人在青少年时尤其要写阳刚之文，因为阳刚通常表现的是一种进取的积极向上的精神。这种精神对青少年来说至关重要，故而对于四个二十多岁的弟弟而言，曾国藩鼓励他们作如火如荼之文，不必过于求稳求全，汩没了锋芒棱角。可见作文与做人的密切关系。
曾国藩在给沅弟的信中说：“弟读邵子诗，领得恬淡冲融之趣，此自是襟怀长进处。……以诗言之，必先有豁达光明之识，而后有恬淡冲融之趣。如李白、韩退之、杜牧之则豁达处多，陶渊明、孟浩然、白香山则冲融之处多。杜、苏二公无美不备，而杜之五律最冲淡，苏之七古最豁达。邵尧夫虽非诗之正宗，而豁达、冲淡二者兼全。吾好读《庄子》，以其豁达足益人胸襟也。”曾国藩认为，历史上凡有成就的人，尽管从事的职业有所不同，在当时社会上的地位有高低之分，但有一点是共同的，即都有豁达光明的胸襟。
综上所述，曾国藩的作文教育思想可概括如下：通过看书、读书、摘抄积累素材，取前人之长，养成浩然之气；通过模仿进行继承，以流畅的语言，骈散结合的结构写出意义层出不穷的雄奇的作品；注意修身养性，通过文章显示峥嵘之气，博大胸襟及恬淡冲融之趣。
注：[1]《曾国藩教子书》钟叔河选编岳麓书社
1986年
大
儒 教 子
——读《曾国藩家书?教子书》
孙
剑
中国传统文化中的理性精神包含着丰富的修身色彩,“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这一封建理念被历史推崇到极至,成为至高境界儒学概括,而这其中是把修身置于首位的。在社会教育不发达的封建社会,修身以普遍的家庭教化为基础,这种教化虽然深受了崇尚功名、忠君思想的深刻影响,但同时也逐渐形成了以儒学思想为核心标准的伦理道德体系,对世世代代产生着巨大的作用,乃至于这个作用一起延续到今天。本文想要介绍的曾国藩,则就是抱着“爱之以其道”的准则,对子女实施严格而有序的家庭教化的典范。他的教化观念及其方法,集中地体现在《曾国藩家书》之中。今天读来,我们仍然可以从中获取很多教益,深感这是一部道德教化的箴言,一部修身养性的宝典。曾氏在中国历史上以维护封建专制、镇压农民起义以及和李鸿章、左宗棠等人主张发展军事工业的“洋务”而显赫一时,在晚年,也因在查办天津教案中残民媚外备受舆论谴责,但是,正如任何历史人物一样,我们应予以公允的历史评判。除了应当批判曾氏的封建政治立场外,他的学识与能力,他的修身与教子确是值得借鉴的,我们推崇他的只是应该推崇的这一面。
曾国藩的教子有方在于他的“爱之以其道”,这个道,就是他自己一生为之求索不已的人生目标的最高境界,他把自己涵养到的与未能达到的都经过儒学文化的过滤积淀,形诸于充满儒学文气的信函之中,诲人不倦地灌注在长达二十年的家书字里行间。这是一件常人极难做到,而官居高位的人更难做于的难事。我反复读它,每一次都感到它那无时不在的穿透力,感到那种真正意义上的亲子之情的心理激荡,感到在一种沉静平宁的人文氛围里的道德哲学的震颤。
曾国藩教子观并非空洞的理论,而是要求心身都要到位的操行自律守则,他如此规范两个儿子曾纪泽、曾纪鸿不是一时一事而是一生一世,不仅严格而且具体,特别是他随时都在以一种反省态度出现在这种教子过程中,以砺炼人生的自觉韵律和形式达到灌输道德守则的目标。他常在书信中表现出常人难以企及的自我批判精神,他是官居二品的封建权臣,饱读典籍的师儒,但他的自律精神却表现出了了反叛封建主义的一面(至少是不与封建阶级的腐败同流合污)。他的气度的豁达,他的明智和高洁,无不令人起敬。他在给自己制订的十二项课程中体现出这样的自律准则,在实践中塑造了这种形象。这十二条如下:
一、敬:整齐严肃,无时不惧。无事时心在腔子里,应事时专一不杂。清明在躬,如日之升。二、静坐:每日不拘何时,静坐半时,体验来复之仁心,正位凝命,如鼎之镇。三、早起:黎明即起,醒后勿粘恋。
四、读书不二:一书未点完,断不看他书。东翻西阅,徒循外为人。每日以十页为率。五、读史:每日点十页,间断不孝(由忆及买二十三史时父亲的训诚而言)。六、谨言:刻刻留心是功夫第一。七、养气:气藏丹田,无不可对人言之事。八、保身:节劳、节欲、节饮食。时时当作养病。九、日知所亡:每日记《茶余偶谈》两则。
十、月无忘所能:每月作诗文教首,以验积理多寡,养气之盛否,不可一味耽着,最易溺心丧志。十一、作字:早饭后作字半时,凡笔墨应酬,当作自己课程。凡事不可待明日,愈积愈难清。十二、夜不出门:旷功疲神,切戒。
可贵的并不是他能立下这样的规矩警诫自己,而是他一生都在这样修炼着。从他的日记中每每可以看到这种真功夫。他在梦中遇到别人得利而自己不禁艳羡时,次日即刻反省;他在听到别人谈及女色而自己也不禁心动时,也在日记责骂自己“真禽兽矣!”;他烟瘾很大,水烟袋从不离身。初次戒烟不成终于在第二次把水烟袋断为两截,在日记中写下:“念每日昏锢,由于多吃烟,固立誓折烟袋,誓永不再吃烟。如再食言,明神殛之!”这种自我解剖意识,是他在理性上不懈追求完善的检身精神,忏悔精神,而这种精神正是人格建设的必备条件。
曾氏子孙所以后来成为卓越的人才——曾纪泽诗书画俱佳,自学而通英文,以其全才之学成为清季著名外交家;曾纪鸿研究古算学取得相当成就;孙辈出现曾广约这样的诗人,曾孙辈又出现了曾宝荪、曾约农这样的教育家和学者——全在于教子有方,而教子之道中又以作家长的首先身体力行为根本。
二
关于读书。曾国藩是一位极善读书,又极善留意总结,极善发挥广大的学问家。他积累并总结了许多生平治学的经验和认识,这在他的教子书中可见一斑。
曾氏对读书之研究可谓深透。古人之谓读与看有所不同,二者分得很清,读为出声朗诵,看则是不出声默看。曾氏正在咸丰八年七月二十二日给长子纪泽信中对此曾作极透辟的讲说,不仅讲了读书与写字作诗文之关系,而且单就读书就极为精到:
读书之法,看、读、写、作四者每日不可缺一。看者,如果去年看《史记》、《汉书》、《辞文》、《近思录》,今年看《周易折中》之类是也。读者,如《四书》、《诗》、《书》、《易经》、《左传》诸经,《昭明文选》、李杜韩苏之诗、韩欧曾王之文,非高声朗诵则不能探其深远之韵。
这里已经再明白不过地道明了看与读之目的与功效的不同,此间区别实在大矣。欲得雄健之文章的气势、风貌,不高声朗读难以领略;欲体味意蕴深远之诗文,不在静悄悄中细细吟咏就不可能咀嚼品味。这还不算,他接着还作了一番非常形象又精练的比喻:
譬之富家居积:看书则在外贸易,获利三倍者也;读书则在家慎守,不轻花费者也。譬之兵家战争,看书则攻城略地,开拓土宇者也;读书则深沟坚垒,得地能守者也。看书与子夏之“日知者亡””相近,读书与“无忘所能”相近,二者不可偏废。
不是对读书做学问有超人的学养,不是大学问家,岂能有这样超人的感悟,如此刻骨铭心的心理经历,如此扣人心弦的高深见识。
曾国藩谈读书窍门者,一是他自己多年前的经验之谈,二是他多年后才悟出的所见所感,
非常切合实务,他在一次嘱咐纪泽、纪鸿读史时告诫道:“尔拟于《明史》看毕,重看《通鉴》,即可便看王船山《读通鉴论》,尔或间作史论或咏史诗。惟有所作,则心自易入,史亦易熟,否则难记也”。曾国藩教导儿子阅读史书时要边读边有所写作,或史论或咏史之诗,文体不限,但必须动笔。古人所谓史论并不象今人的论文,动辄几万字的长篇宏论,也无非笔记、随笔类的短论而已。当然,虽是短制,但要求文字精练,命意独到,这和现在是相同的,正如我们今天读古文每每能见惊人之笔也不足为奇了。读史书中每有所悟而整理为文章,自然也是一桩乐事,但这不是形式,不为了写而写的,而是为了强化记忆、为了习练文笔,为了进入读书“心自易入,史亦易熟”的高境界。
古人一向讲究读书要多,阅历要广,所谓“读万卷书行万里路”。曾国藩则多次要求他的两个儿子要多读书,但要精读书——有选择地多读,并明确规定他们在五十岁以前要把该读之书都读完才行。曾氏藏书是很讲究的,多而全就是这讲究这一项。咸丰六年他言藏书已百倍于道光中年,按此间经过二十年计,按当年藏书千册计,百倍于此则为10万册,很了不起的数字!难怪曾氏要在家乡专门建一座藏书楼呢。比起曾国藩少时读书条件,他的儿孙们不知改善了多少倍。不仅有巨大的家中书库,特别是还有了他这样的学问家父亲作为儿子们的监督指导。
对于教导儿子们读书,曾民向以严辞苛责为主要的方法,所立规矩绝无余地,几乎每信必督促,必指教,必询问。但是也常有温文尔雅的儒学文气,父子间显出一种平等、友爱之情,一种儒者仁爱的襟怀,一种饱学儒士随处自检——即使书读的很好了,仍觉自己多有不足之处——这样的自我批评文字信中很不少见。这里只举和教导儿子读书有关的自检:
尔读书记性平常,此不足虑。所虑者第一怕无恒,第二怕随笔点过一遍,并未看得明白,此都是大病。若实看明白了,久之必得些滋味。寸心若有怡悦之境,则自略记得矣。字不必求记,却宜求个明白。
邓先生讲书,仍请讲《周易折中》。余圈过之《通鉴》,暂不必讲,恐污坏耳。尔每日起得早否?并问。此谕。
前段真是循循善诱,耐心开导,这是在给纪泽谈了一大段读书的篇目中真伪之辨识,版本之可信与不可信的种种情形道理之后,就记性问题勉励儿子也不一定强求记住,明白才是最重要的。而当他绕了一个弯子以后,说把书看明白之后悟到个中滋味也便等于记住一些,仍然希望儿子能记住所学知识,只不过换了个说法。搞明白了,理解了,心中自有一番乐趣生出,于是也便就记住了。委婉地教诲,不厌其烦地比喻解释,目的还是那一个。后段则是自嘲式的一种谦逊。他自己圈点过的《通鉴》事后自己也不甚满意,恐怕贻笑大方也恐怕贻误儿子,自嘲说“恐污坏耳”。
曾氏在读书上经常不断地自我苛责,一是他愈到后来愈才发现“书到用时方恨少”,一是读书之法也愈到年长而愈会有所研究,有所总结。但是当这些收获成为人们调整自己读书方法的经验的时候,往往就已时过境迁,未免晚矣。曾氏也是如此,他发现许多书未读而确实该读的时候,已经没有了补课的机会和精力,无不感到懊悔,于是他把这样的经验移用于教子之中。常以尖刻自讽的言辞来告诫他的两个爱子。比如他说“余生平三耻:学问各途,皆略涉其涯,独天文算学,毫无所知,虽恒星五纬也不识认,一耻也;每作一事,治一业辄有始无终,二耻也;少时字,不能临摹一家之体,遂致屡变而无所成,迟钝而不适于用,近岁在军,因作字太钝,废阁殊多,三耻也”(咸丰八年八月二十日信)。他叮咛再三,希望儿子能雪此三耻也算弥补父亲的终生缺憾。作为一代大学问家,他能如此看待学问之事,无止境地孜孜以求,毕生都在学海中,活到老学到老,完全彻底的精神,实为儒家的胸怀与境界。
读书在人生中至重至要,在曾国藩看来胜过一切,可说天下再没比读书更要紧事了,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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