加载中…论中国古代治边之重北轻南倾向及其形成原因
(2013-06-15 17:43:58)
标签：
文化 |
论中国古代治边之重北轻南倾向及其形成原因
为叙述及比较的方便，本文所说之北方，主要指古代的漠南与漠北，即今天的内蒙古和外蒙古地区。所说之南方，主要指云南、贵州和川西南地区，以及岭南与湖南等地。
一
数千年间，北部边疆先后出现一些重要的少数民族和民族政权，如西汉时的匈奴、鲜卑，东汉时的鲜卑，三国和西晋时的鲜卑、羌胡，东晋时的高车、柔然，隋唐时的突厥，宋代的辽、金、西夏与蒙古，明代的瓦剌、达靼等。在南部边疆地区，两汉有西南夷、百越与濮，三国和两晋有夷、大姓与山越，隋唐有南诏以及乌蛮、白蛮，宋朝有大理国等。历代中央王朝与中原王朝处理与南北方边疆民族或民族政权的关系，体现出重北轻南的治边特色，由此形成了影响深远的政治传统。
历代边患多在北方，不少封建政治家已指出这一点。如对秦至东汉匈奴“久为边害”，，秦汉王朝治边方面存在重北轻南倾向的情形，《三国志·乌丸鲜卑东夷传》叙述十分清楚，其言：“秦、汉以来，匈奴久为边害。孝武虽外事四夷，东平两越、朝鲜，西讨贰师、大宛，开邛苲、夜郎之道，然皆在荒服之外，不能为中国轻重。而匈奴最逼於诸夏，胡骑南侵则三边受敌。”[①]秦、汉以后，治边方面之重北轻南倾向仍十分明显。《隋书·北狄传》：“史臣曰：‘四夷之为中国患也久矣，北狄尤甚焉。种落实繁，迭雄边塞，年代遐邈，非一时也’。”[②]唐人房玄龄说：“详观古今，为中国患害，无过突厥。”[③]唐人崔融总结了先秦至唐代北方游牧民族成为中原王朝的严重边患，后者因此制定种种对策的情形，他说：“北狄之为中国患者久哉。唐虞以上为獯鬻，殷周之际日猃狁，西京东国有匈奴冒顿焉，当涂典午有乌丸鲜卑焉，拓跋世则蠕蠕猖狂，宇文朝则突厥恣睢。斯皆名号因时而改，种落与运而迁，五帝不能臣，三王不能制。兵连祸结，无代不有；长策远算，旷古莫闻。夫胡者，北狄之总名也。其地南接燕赵，北穷沙漠，东接九夷，西界六戎。天性骄傲，觇伺便隙；鸟飞兽走，草转水移。自言天地所生，日月所置，南有大汉，北有强胡。更相驰突，至今陷溃者，靡岁而宁焉。”[④]
历代的不少政治家，进一步指出封建王朝治边的重点是在北方。东汉尚书陈忠言：“臣闻八蛮之寇，莫甚北虏。汉兴，高祖窘平城之围，太宗屈供奉之耻。故孝武愤怒，深惟久长之役，命遣虎臣，浮河绝漠，穷破虏庭。当斯之役，黔首陨于狼望之北，财币縻于卢山之壑，府库单竭，杼柚空虚，算至舟车，赀及六畜。夫岂不怀，虑久故也。遂开河西四郡，以隔绝南羌，收三十六国，断匈奴右臂。是以单于孤特，鼠窜远藏。至于宣、元之世，遂备蕃臣，关徼不闭，羽檄不行。”[⑤]清人王夫之总结唐朝治边的形势说：“天宝元年，置十节度使，其九皆西北边徼也。唯河东一镇治太原，较居内地。别有岭南经略，长乐、东莱、东牟三守捉，亦皆边也，而权抑轻。”[⑥]南宋时，黄潜善等欲奉帝南迁，李纲坚决反对，说：“自古中兴之主，起于西北，则足以据中原而有东南；起东南，则不足以复中原而有西北。盖天下精兵健马，皆在西北。”[⑦]王象之也说：“朝廷御边，重西北而轻东南。”[⑧]明永乐元年，贵州镇远镇守顾成比较了南北方少数民族的特点，明确指出朝廷防守的重点应在北方，他说：“窃以为云南两广，远在边陲，蛮贼间尝窃发，譬犹蜂虿之毒，不足系心。东南海道，虽倭寇时复出没，然止一时剽掠，但令沿海兵卫严加提防，亦无足虑。唯北虏遗孽，其众强悍，其心狡黠，睢盰侦伺，侵扰边疆。经国远谋，当为深虑。”成祖赐敕褒之。[⑨]
历代中原王朝治边大都具有重北轻南的倾向，主要表现在以下方面：
封建统治者经营边疆地区的注意力主要在北方，对南方则相对忽视。如历代驻兵和屯田的重点均在北方，某些时候封建王朝甚至主动出击，以图解除梦魇巨患。对南方少数民族，封建王朝大都遵循“守在四夷”的原则，军事上重在防范和守卫，以守土相安为追求的目标。为防备北方游牧民族南下，一些王朝还耗费大量财力和民力修建长城。历代封建王朝（尤其是统一王朝）多在北部边境地区驻扎重兵，而在南方驻扎的军队则少得多，如孙吴及晋，在岭南地区驻扎的军队不过数千人，实际能控制的区域十分有限。岭南守将陶璜奏言：“臣所统之卒本七千余人，南土温湿，多有气毒，加累年征讨，死亡减耗，其见在者二千四百二十人。……又广州南岸，周旋六千余里，不宾属者乃五万余户，及桂林不羁之辈，复当万户。至于服从官役，才五千余家。二州脣齿，唯兵是镇。”[⑩]
隋朝等封建王朝的统治者，用各种方法向北方少数民族显示强盛，对南方少数民族则无此类行为。主要原因是与北方民族存在对立与竞争的关系，因借以向北方少数民族显示自身的强大，同时也反映出封建王朝因看重北方少数民族而虚张声势的心态。例如：大业三年，隋炀帝西巡至燕支山，高昌王、伊吾设等及西蕃诸胡谒于道边，“复令武威、张掖士女盛饰纵观，骑乘填咽，周亘数十里，以示中国之盛。帝见而大悦。”炀帝至东都，裴矩以蛮夷朝贡者多，奏准东都演大戏，“征四方奇技异艺，陈于端门街，衣锦绮、珥金翠者以十数万。又勒百官及民士女列坐棚阁而纵观焉。皆被服鲜丽，终月乃罢。又令三市店肆皆设帷帐，盛列酒食，遣掌蕃率蛮夷与民贸易，所至之处，悉令邀延就坐，醉饱而散。蛮夷嗟叹，谓中国为神仙。”[11]
在边疆统治方略和治策方面，从汉代至明代之正史与相关奏疏可以看出，历代封建统治者对北部边疆的治策探讨较多，对南部边疆的治策则相对较少。另一方面，历代王朝统治边疆及边疆民族的基本原则，有不少是从对付北方少数民族的思想与方略发展而来。如东汉班固所说：“汉兴已来，旷世历年，兵缠夷狄，尤事匈奴。绥御之方，其涂不一，或修文以和之，或用武以征之，或卑下以就之，或臣服而致之。虽屈申无常，所因时异，然未有拒绝弃放，不与交接者也。”[12]
例如：在内地与边疆关系方面，历代封建统治者将之比喻为主体与枝节的主次关系，认为树干强壮枝叶方可茂盛，不可因枝叶而摇树干；这一看法较早是从处理与北方民族的关系总结而来。汉灵帝时，鲜卑犯边，朝廷召百官商议，议郎蔡邕曰：“边垂之患，手足之蚧搔；中国之困，胸背之瘭疽。方今郡县盗贼尚不能禁，况此丑虏而可伏乎！昔高祖忍平城之耻，吕后弃慢书之诟，方之于今，何者为甚？天设山河，秦筑长城，汉起塞垣，所以别内外，异殊俗也。”[13]蔡邕将腹地之动乱喻为胸背之瘭疽，把边陲之患比为手足之蚧搔，是对内地与边疆之主次关系的引申说法。唐凉州都督李大亮，根据唐朝对突厥的治策，进一步将内地与边疆的关系喻为根本与枝叶，认为摇根本以厚枝叶的做法不可取，他说：“臣闻欲绥远者必先安近。中国百姓，天下根本；四夷之人，犹于枝叶。扰其根本以厚枝附，而求久安，未之有也。”[14]
由防范北方游牧民族之做法发展而来的边疆治策又如：在边疆地区部署军事性质的屯田与驻军设治。为防备匈奴，秦朝始在北方大量屯田及驻军，西汉在北方的屯田与驻军达到更大规模，甚至因此动用国库至于不敷。桑弘羊《伐匈奴议》说：“匈奴背叛不臣，数为寇暴于边鄙，备之则劳中国之士，不备则侵盗不止。先帝哀边人之久患，苦为虏所系获也，故修障塞，饬烽燧，屯戍以备之。边用度不足，故兴盐铁，设酒榷，置均输，蕃货长财，以佐助边费。”[15]秦汉至宋，历代中原王朝在南方蛮夷地区亦有屯田和驻军，但其规模与管理完善的程度，均未能与北方相比。
又如封建统治者强调对边疆蛮夷“来则纳之，去则不追”；处理与边疆蛮夷关系时应掌握有理、有利、有节的原则。唐臣狄仁杰说：“近贞观年中，克平九姓，册李思摩为可汗，使统诸部者，盖以夷狄叛则伐之，降则抚之，得推亡固存之义，无远戍劳人之役。此则近日之令典，实绥边之故事。”[16]从防范北方游牧民族经验发展而来的治边原则还有：经营疆域时应处理好开拓与有度的关系，大部分王朝以“守在四夷”为经营边疆的准则；为实现边疆地区的安宁，朝廷应慎选边吏和守将；为遏制边疆民族，可运用“以夷制夷”的策略；对边疆民族应施以羁縻，怀之以德，等等。
在经营和开发边疆地区方面，历代封建王朝大都重视防守北方，驻兵以及屯田的重点均在北方。对南方边疆地区的经营，封建王朝则相对轻视。元明以前，封建统治者对南方边疆各类资源的开发利用不够重视。迄元朝至明清，封建统治者方把南部边疆地区作为矿藏、木材、粮食的重要出产地，开始了对南部边疆深入经营与全面开发的时期。[17]
封建王朝重北轻南的倾向，在秦汉时期初步形成，其发展演变经历了复杂的过程，以主要的几个封建王朝为例。
秦朝对西南夷地区注意不多。西汉在立国之初，因调治战争创伤及抗御匈奴，10余年无暇顾及西南边疆，建元六年汉武帝开始经营西南夷，固然以国力达至强盛为基础，但初衷却是为开通由僰道经牂柯江达番禺的道路。一旦拓建西南夷通道遇到阻力，汉武帝即撤消在西南夷已置的大部分郡县。元狩元年武帝复事西南夷，则是为打通经西南夷至大夏的道路。可以说，汉武帝对西南夷地区的经营，带有明显的功利目的和决策方面的随意性。[18]
使唐朝甚感头痛的边疆民族，主要是突厥、吐蕃和南诏，尤以前两者为最。突厥、吐蕃的扩展，给唐朝在西北部的统治造成很大压力。唐朝为解决心头之患，耗费大量精力，甚至把降附的西北少数民族人口及其首领多次迁入内地。总体来看，唐朝治边之重北轻南倾向较为明显。司马光谓唐朝天宝年间，“时承平日久，议者多谓中国兵可销，于是民间挟兵器者有禁；子弟为武官，父兄摈不齿。猛将精兵，皆聚于西北，中国无武备矣。”[19]可为证。
宋朝治边具有重北轻南的倾向，更属显而易见。元初郭松年言：“宋兴，北有大敌，不暇远略。”[20]宋朝治边重北轻南的原因，除北部少数民族政权强大造成压力外，还与两宋统治者认为唐亡于黄巢起义，但缘由是防御南诏驻桂林的戍兵发生兵变有关。绍兴六年，翰林学士朱震说：“大理国本唐南诏，大中、咸通间，入成都、犯邕管，召兵东方，天下骚动。艺祖皇帝鉴唐之祸，乃弃越嶲诸郡，以大渡河为界，（使大理国）欲寇不能，欲臣不得，最得御戎之上策。”[21]宋朝疏远大理国，以之划大渡河为界，虽削弱了中原王朝与西南诸族的联系，但客观上避免了腹背受敌的可能，宋黎州官吏唐巨说：“自太祖皇帝即位之初，指舆地图，弃越嶲不毛之地，画大渡河为界，边民不识兵革垂二百年。”[22]
明代蒙元后裔鞑靼、瓦剌诸部，为明朝严重边患，统治者对鞑靼、瓦剌诸部的关注，远远超过其他边疆民族。林希元对此言之甚详：“夷狄之为中国患，其来久矣!自古英君谊辟，谋臣勇将，罔不疲志经画，然未有得上策者，诚哉难也。以汉言之，雁门、云中以备北狄，陇西诸郡以备羌，巴蜀以备西南夷，辽东诸郡以备朝鲜，会稽诸郡以备南越，其为边患固广也。自是厥后，唐则北备突厥，西北吐蕃。宋则北备契丹，西备宁夏。惟二边之患为最著，而东南之患则稀少矣!及至本朝，北则达贼，西则回贼，常为二边之患。南则两广徭壮，不见帖戈。朝庭于是三方尝划经界，置封关，宿重兵以镇之，固国家长久之计也。”[23]《明史》也说：“鞑靼地，东至兀良哈，西至瓦剌。当洪、永、宣世，国家全盛，颇受戎索，然畔服亦靡常。正统后，边备废弛，声灵不振。诸部长多以雄杰之姿，恃其暴强，迭出与中夏抗。边境之祸，遂与明终始云。”[24]朱元璋建明后进行分封，把24个儿子和1个从孙封至各地，其诸子的大部分是遣镇北部边疆。在南部边疆，朱元璋的策略是遣亲信率重兵守之，大体原则是守境相安少用刀兵，使朝廷无边陲烽火之忧。
在历代统一王朝中，重北轻南治边倾向不甚显明的仅有元朝与清朝。重北轻南治边倾向在元朝不甚明显，与元朝为北方游牧民族所建立，北部草原为其发源地与根据地，以及元朝接受中原王朝的治边传统有限等因素有关。关于蒙古草原诸部与元统治者关系密切的情形，清人魏源说：“漠南、漠北二部，大半出元太祖成吉思汗，至今世姻帝室。其青海则元之旁支，西域则元之臣仆，至今唯通朝贡，与称外戚甥舅者殊科。因而区之，以昭戎索。”[25]
清朝建国后，通过联姻等方式与北方草原地区的蒙古族势力保持密切联系，有效地缓解了来自草原游牧民族的压力。清统一全国后虽注意经营北部边疆，但对手主要是沙俄及其依附势力。鸦片战争以后帝国主义列强染指中国边疆各地，左宗棠虽认为“窃维时事之宜筹，谟谋之宜定者，东则海防，西则塞防，二者并重”，但由于沙俄犯边导致北部边疆的形势偏紧，左宗棠同时建议：“论塞防者以俄人狡焉思逞，宜以全力注重西征；西北无虞，东南自固。”[26]即把西北边疆列为应首先关注的地区。
二
古代形成重北轻南治边倾向的原因很多，首先与南北方少数民族自身的特点有关。
历代对北方游牧民族的特点有不少叙述。如据《史记·匈奴列传》：西汉时，匈奴有控弦之士三十馀万，“左右贤王以下至当户，大者万骑，小者数千，凡二十四长，立号曰万骑。诸大臣皆世官。……诸二十四长亦各自置千长、百长、什长、裨小王、相封、都尉、当户、且渠之属。……其攻战，斩首虏赐一卮酒，而所得卤获因以予之，得人以为奴婢。故其战，人人自为趣利，善为诱兵以冒敌。故其见敌则逐利，如鸟之集；其困败，则瓦解云散矣。”[27]
在北部广袤的草原地区，主要地形是高原、山地、丘陵、草原与沙漠，但与南方边疆相比，各地生态环境与动植物资源方面的差异较小，当地游牧民族的共同之点是畜牧业在社会经济中占主要地位，畜群既是他们主要的财富和生活资料，也是主要的生产资料。此外，狩猎、农业和手工业在游牧民族的经济生活中也占一定的位置。游牧民族的社会，大致以“落”为基本细胞，一般一个家庭即是一“落”。以家庭为社会基本细胞、主要从事游牧活动的草原少数民族，集团力量易于聚集和组合，但也容易分散与瓦解，或被其他新兴的游牧势力所取代。北方游牧民族惯于长途跋涉，擅长游击战，遭到打击后通常能重新组合并迅速恢复战斗力。
另一方面，由于以分散、流动的游牧经济为基础，生产资料和财富易遭损失难以积累，游牧民族不可能形成巩固、成熟的上层建筑，也不可能出现类似中原王朝那样完整的中央集权制。因此，游牧民族的政权比较脆弱和松懈，一旦首领死亡或不足以控制全局，政权便易分化甚至瓦解。游牧民族集团势力的集合与崛起颇为快捷，但其衰落甚至消失也同样迅速。在历史上不同的时期，北方草原据于主导地位的民族集团势力，曾走马灯式的兴衰与更替。
南方边疆地区的情况与之不同。南方边疆地形复杂、气候类型多样，山地占土地总面积的绝大部分。不同海拔高度的地区，往往有不同的生态环境及由此派生的动植物资源，居住不同海拔高度地区的居民，逐渐形成对特定生态环境及其动植物资源的依赖关系。安土重迁、封闭隔绝以及迁徙活动主要为扩散渐进的类型，此类情形在南方边疆民族中极为常见。在相同族源基础上组成的村落，是南方边疆民族社会的基本单位，关系密切的大小村落，又以地缘与血缘关系为纽带，结成更大的势力并相互依存。依赖于不同生态环境的南方边疆各民族，通常有自己特定的生计形式与文化类型，各种类型的地方经济，因生产产品等差异而有明显区别，并由此形成经济方面的相补性，居住不同生态环境区域的民族，通过集市贸易或掠夺战争，进行农产品、畜产品、猎物与金属产品的交换或再分配。南方边疆民族支系众多，内部结构复杂，他们既杂居共处、相互依存，同时为争夺土地、水源、山林与矿藏等资源，以及因复杂的历史纠葛又常结仇并长期争斗。遭遇外来压力时，他们或解仇结盟进行抵抗。南方边疆民族的社会经济不如中原地区发达，但经济文化通常受到内地的深刻影响并呈渐进式的积累，因此形成了安土重迁、易于满足，以及认同并崇尚内地封建文化的传统。
由于以上原因，南方边疆各民族较难进行整合并形成较大的民族政权，更无问鼎中原或与中原封建王朝平分秋色的政治抱负，因此主动出击并对中原王朝构成威胁的可能性甚小。这些与北方游牧民族均有不同。王夫之注意到这一点，他说：“天气殊而生质异，地气殊而习尚异。故滇、黔、西粤之民，自足以捍蛮、苗，而无踰岭以窥内地之患。非果蛮、苗弱而北狄强也，土著者制其吭，则深入而畏边民之捣其虚也。”[28]“南蛮之悍，虽不及控弦介马之猛，然其凶顽突发而不畏死，亦何惮而不为。乃间尝窃发，终不出于其域。非其欲有所厌也，得滇、黔、邕、桂而于中国无损，天子遥制于数千里之外，养不测之威，则据非所安，而梦魂早为之震叠。中国之人心亦恬然，俟其懈以制之，而不告劳，亦不失守以土崩。”[29]
王夫之说南方蛮夷的活动“终不出于其域”，“无踰岭以窥内地之患”，是因为“深入而畏边民之捣其虚”的说法，似可商榷，但言取得滇、黔、邕、桂诸地于封建王朝无益，“天子遥制于数千里之外”，则代表了封建统治者在这一问题上的普遍看法。
由于中原农耕文明与北方游牧文明发展水平的明显差距，以及游牧民族对农业地区生产的粮食、布帛与铁器等产品的大量需求，北方游牧民族崛起后经常南下，其人口不断移居中原农业地区，便有一定的历史必然性。北方游牧民族经常成为中原王朝的严重边患，而南方边疆地区则很少出现此类情况。
古代形成重北轻南的治边传统，还与南北方各民族融合过程的差异有关。
由于迁居内地游牧民族与内地汉族在经济文化方面存在明显差异，以及封建统治者对内迁的少数民族进行残酷压迫，南下游牧民族的生活十分痛苦，由此产生尖锐的阶级矛盾与民族矛盾。这一严重的社会问题，在晋代已充分暴露出来。晋朝统治者多次就此商讨，但终无有效的对策。晋朝有过是否徙戎狄出塞的争论。士大夫江统作《徙戎论》言：“非我族类，其心必异，戎狄志态，不与华同。而因其衰弊，迁之畿服，士庶玩习，侮其轻弱，使其怨恨之气毒于骨髓。至于蕃育众盛，则坐生其心。以贪悍之性，挟愤怒之情，候隙乘便，辄为横逆。而居封域之内，无障塞之隔，掩不备之人，收散野之积，故能为祸滋扰，暴害不测。此必然之势，已验之事也。”[30]江统等人建议徙戎狄出塞，实行的可能性很小，统治者只有坐待社会矛盾和民族矛盾的积累与爆发，随后中原地区出现封建史家所说“五胡乱华”的局面。北方游牧民族不断南下导致民族矛盾尖锐化，是中原地区社会动荡乃至战乱频乃的重要原因之一。这是历代封建统治者或视北方游牧民族为洪水猛兽，殚思极虑阻止其南下的重要原由。
在北方游牧民族南下并移居农业地区的过程中，内迁的游牧部落被中原农业文明融合了，而新的北方游牧民族，又从草原深处迁到前代游牧民族留下的空地，因受中原地区发达的农业文明所吸引又继续南下，形成新的人口迁徙浪潮，于是重演新一轮的农业文化与游牧文化激烈冲突的悲喜剧。由此表现为北方游牧民族与中原汉族之间，不断地发生激烈冲突乃至战争，中原汉族社会不断地接纳和消化北方游牧民族人口的过程。同时由于游牧民族有游徙不定、行动迅速等特点，使其南下中原地区带有突然性与某种周期性。北魏高闾因此说：“狄散居河泽，随逐水草，战则与家产并至，奔则与畜牧俱逃，不齐资粮而饮食足。是以古人伐北方，攘其侵掠而已。历代为边患者，良以倏忽无常故也。”[31]
南方少数民族与内地汉族之间的经济文化交流与民族融合，则属于渐进型与积累型的。南方少数民族与汉族融合的途径，主要是汉族人口不断进入少数民族地区而被融合，本地民族与外来民族的接触与融合呈渐进式的缓慢过程，较少出现激烈的冲突并引发社会动荡。另一方面，由于南方边疆地区的经济形态，普遍是以较低水平的农业经济为基础，同时兼营畜牧业、采集和渔猎的初级复合型经济，因此迁入的农业人口较易适应，不同形态文明的冲突，较之北方游牧地区相对缓和。[32]在这样的情况下，南方少数民族与中原王朝之间，较少出现激烈冲突或给中原王朝造成严重威胁的情形，从而使中原王朝治边的注意力易移向北方。
历代封建统治者重视防御北方游牧民族的另一原因，是北方草原距中原地区较近，游牧民族的骑兵瞬息可至，对中原王朝的统治构成很大威胁。晋侍御史郭钦说：“戎狄强犷，历古为患。魏初人寡，西北诸郡皆为戎居。今虽服从，若百年之后有风尘之警，胡骑自平阳、上党不三日而至孟津，北地、西河、太原、冯翊、安定、上郡尽为狄庭矣。”[33]在与北部游牧民族的战争中，中原王朝稍有失误或松懈，便可能出现局面骤变的情况。《资治通鉴》认为安史之乱爆发后，唐朝将北部戍军大量南调，是造成北部疆土失守的重要原因，其言：“唐自武德以来，开拓边境，地连西域，皆置都督、府、州、县。开元中，置朔方、陇右、河西、安西、北庭诸节度使以统之，岁发山东丁壮为戍卒，缯帛为军资，开屯田，供糗粮，设监牧，畜马牛，军城戍逻，万里相望。及安禄山反，边兵精锐者皆征发入援，谓之行营，所留兵单弱，胡虏稍蚕食之；数年间，西北数十州相继沦没，自凤翔以西，邠州以北，皆为左衽矣。”[34]
为阻止北方游牧民族带突然性的袭击，从先秦及秦汉时起，封建王朝便在北方大规模修筑长城，希望以此阻拦北方民族南下。《汉书》说：“秦灭六国，而始皇帝使蒙恬将数十万之众北击胡，悉收河南地，因河为塞，筑四十四县城临河，徙適戍以充之。而通直道，自九原至云阳，因边山险，堑溪谷，可缮者缮之，起临洮至辽东万余里。又度河据阳山北假中。”[35]
在古代战争中，农业社会的军队常失败于游牧社会的军队。面对北方游牧民族的南侵，中原王朝多次失败，但苦无明策；如何有效地防范北方游牧民族，成为使中原王朝统治者头疼的难题。王莽部将严尤说：“臣闻匈奴为害，所从来久矣，未闻上世有必征之者也。后世三家周、秦、汉征之，然皆未有得上策者也。周得中策，汉得下策，秦无策焉。当周宣王时，猃允内侵，至于泾阳，命将征之，尽境而还。其视戎狄之侵，譬犹蚊虻之螫，驱之而已。故天下称明，是为中策。汉武帝选将练兵，约贲轻粮，深入远戍，虽有克获之功，胡辄报之，兵连祸结三十余年，中国罢耗，匈奴亦创艾，而天下称武，是为下策。秦始皇不忍小耻而轻民力，筑长城之固，延袤万里，转输之行，起于负海，疆境既完，中国内竭，以丧社稷，是为无策。”[36]严尤的总结是有道理的。
中原王朝对北方游牧民族的战争屡遭失败，还暴露出与对手相比自身存在诸多难以克服的短处。唐代陆贽上疏论边防事，对此有精辟的分析，他说：“中夏有盛衰，夷狄有强弱，事机有利害，措置有安危，故无必定之规，亦无长胜之法。……以中夏之盛衰异势，夷狄之强弱异时，事机之利害异情，措置之安危异便。……五方之俗，长短各殊。长者不可逾，短者不可企；勉所短而敌其所长必殆，用所长而乘其所短必安。强者，乃以水草为邑居，以射猎供饮茹，多马而尤便驰突，轻生而不耻败亡，此戎狄之所长也。戎狄之所长，乃中国之所短；而欲益兵蒐乘，角力争驱，交锋原野之间，决命寻常之内，以此为御寇之术，可谓勉所短而校其所长矣！务所难，勉所短，劳费百倍，终于无成。虽果成之，不挫则废，岂不以越天授而违地产，亏时势以反物宜者哉！”[37]中原王朝在军事上屡失败于北方游牧民族，导致其治边政策中重北轻南的倾向得到加强。
在我国封建时代，北部历来是军事争夺的重点，以及左右全国政局的政治舞台。有远见的封建政治家，对北方边疆均未敢掉以轻心。南宋时，黄潜善、汪伯彦等欲奉宋帝南迁，李纲极论其不可，且言：“自古中兴之主，起于西北，则足以据中原而有东南；起东南，则不足以复中原而有西北。盖天下精兵健马，皆在西北，委而去之，岂唯金人乘间以扰关辅，盗贼且将蜂起，跨州连邑。陛下虽欲还阙，且不可得，况治兵制敌以迎还二圣哉！”[38]
上世纪70年代中期，编撰《中国历史地图集》的同志，曾向郭沫若先生请教如何从整体上评价我国古代的民族关系。郭老指出总体上是“北方防御，南方浸润”，并解释“浸润”主要是文化浸润。[39]今天来看，郭老的意见高度概括，是非常准确和深刻的。
笔者认为，郭老所说的“北方防御”，主要是指古代游牧民族不断南下，给中原王朝造成很大压力，双方的关系，基本上是前者南下侵扰与后者防御的关系，民族融合的特点，表现为融合相对激烈同时充满了矛盾。所谓“南方浸润”，则是指南方少数民族很少越出居住地域进入中原，而与中原汉族之间，在文化方面有较多的相通之处；双方的关系，主要是南方少数民族为中原汉文化所浸润，民族融合过程表现为渐进式的发展与相嵌式的融合。郭老所言之“北方防御，南方浸润”，揭示出大部分封建王朝处理与南北方少数民族的关系以此为基本的方法，并由此决定这些封建王朝必然采取重北轻南的治边政策。
在封建社会，汉族与少数民族的竞争，是民族关系的一个重要方面。古代民族通过不同形式的竞争，争取自己的生存与进一步发展。在大部分情况下，汉族在竞争中占优势，尤其是与南方少数民族的竞争中，汉族的优势更为明显，由此决定了大部分中原王朝不以南方民族为主要边患，甚至在某些时期（如三国时期的孙吴与南北朝时期的南朝），封建统治者还对南方民族大肆掠夺，获取其财物以充实国库。例如：陈朝广州刺史欧阳頠和任交州刺史的弟欧阳盛、为衡州刺史的弟欧阳邃，“合门显贵，名振南土，又多致铜鼓、生口，献奉珍异，前后委积，颇有助于军国焉”。[40]《南齐书·州郡上》说：南齐时西南二江“别置督护，专征讨之，捲握之资，富兼十世”。[41]另一方面，在与北方民族的竞争中，中原王朝居于下风的情形并不少见，如汉朝初年被迫与匈奴和亲，宋朝屈辱地向辽、夏和金诸朝缴纳金帛以换取和平。在这样的情况下，对北方游牧民族严加防范，便成为这些封建王朝的必然选择。
综上所述，古代不少封建王朝的治边方略，存在重北轻南的倾向，或者说形成了重北轻南的治边传统。这种重北轻南的倾向或传统，深刻地影响了古代的民族关系以及封建王朝的治边思想与治策，乃至影响我国统一多民族国家的形成发展过程。笔者认为，对历代的重北轻南的倾向或传统，有必要进一步做深入的研究。
说明：本文为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项目《汉代至民国治理云贵桂民族地区思想及治策研究》（批准号03BM2001）阶段成果。
[①]《三国志》卷30《乌丸鲜卑东夷传》，831页，中华书局点校本。
[②]《隋书》卷84《北狄传》，1883页，中华书局点校本。
[③]《贞观政要》卷9《议征伐》，486页，中华书局集校本。
[④]（唐）崔融撰：《拔四镇议》，《全唐文》卷219。
[⑤]《后汉书》卷88《西域传》，2911页，中华书局点校本。
[⑥]（清）王夫之撰：《读通鉴论》卷22《玄宗》，667页，中华书局标点本。
[⑦]《续资治通鉴》卷99《宋纪》，304页，岳麓书社标点本。
[⑧]（宋）王象之撰：《舆地纪胜》卷1《广南西路门》。
[⑨]（明）《永乐实录》卷18。
[⑩]《晋书》卷57《陶璜传》，1560页，中华书局点校本。
[11]《隋书》卷67《裴矩传》，1581页，中华书局点校本。
[12]《后汉书》卷40下《班固传》，1374页，中华书局点校本。
[13]《后汉书》卷90《鲜卑传》，2992页，中华书局点校本。
[14]《贞观政要》卷9《议征伐》，503页。
[15]（西汉）桑弘羊撰：《盐铁论·本议》。
[16]（唐）狄仁杰撰：《请罢百姓戍疏勒等四镇疏》，《全唐文》卷169。
[17]参见方铁：《论中国古代治边思想的特点、演变和影响》，《中国边疆史地研究》2003年1期。
[18]参见方铁主编：《西南通史》，第78页，中州古籍出版社2003年版。
[19]《资治通鉴》卷216《唐纪三十二》，天宝八载，6895页，中华书局点校本。
[20]（元）郭松年撰：《大理行纪》。
[21]（南宋）李心传撰：《建炎以来系年要录》卷105引朱震撰：《为大理国买马事陈方略奏》。
[22]《建炎以来系年要录》卷171引唐巨撰：《陈边情疏》。
[23]（明）林希元撰：《应诏陈言边患疏》，《林次崖文集》卷2。
[24]《明史》卷327《外国八·鞑靼》，8494页，中华书局点校本。
[25]（清）魏源撰：《圣武记》卷3《外藩·国朝绥服蒙古记》。
[26]（清）左宗棠撰：《论必须对西北用兵折》，《左宗棠全集·奏稿》卷46。
[27]《史记》卷110《匈奴列传》，2890页，中华书局点校本。
[28]《读通鉴论》卷2《文帝》，37页。
[29]《读通鉴论》卷3《武帝》，55页。
[30]《晋书》卷56《江统传》，1531页，中华书局点校本。
[31]（北魏）高闾撰：《请筑长城表》，《全上古三代秦汉三国六朝文·全后魏文》卷30。
[32]参见方铁：《南北方古代民族的融合途径及融合方式之比较》，《烟台大学学报》2006年1期。
[33]《晋书》卷97《四夷传·北狄传》，2549页，中华书局点校本。
[34]《资治通鉴》卷223《唐纪三十九》，广德元年，7146页，中华书局点校本。
[35]《汉书》卷94上《匈奴传》，3748页，中华书局点校本。
[36]《汉书》卷94下《匈奴传》，3824页，中华书局点校本。
[37]《旧唐书》卷139《陆贽传》，3805页，中华书局点校本。
[38]《续资治通鉴》卷99《宋纪》，304页，岳麓书社标点本。
[39]转引自邸永君“陈连开先生访谈录”，载《中国民族研究年鉴》2001年卷，第446页，民族出版社2002年版。
[40]《陈书》卷9《欧阳頠传》，159页，中华书局点校本。
[41]《南齐书》卷14《州郡上》，262页，中华书局点校本。
（资料来源：《云南师范大学学报》2006年3期）
喜欢
0
赠金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