魏晋贵族饮酒图（东晋·顾恺之《列女图》局部）（图源网络）

东晋官员怎样嗜酒误事害人害己

——读《册府元龟》笔记

    “何以解忧，唯有杜康”！这是魏晋时期人们精神生活的一个写照。纵观中华饮酒史，魏晋时期无疑是个高峰。本文单说东晋时期的官员嗜酒的一些逸闻轶事吧。

    北宋有一部史学类书，叫做《册府元龟》，系北宋四大部书之一。景德二年(1005)，宋真宗赵恒命王钦若、杨亿、孙奭等十八人一同编修历代君臣事迹。历八年成书，总计有一千卷，诏题名《册府元龟》。所谓“册府”是帝王藏书的地方，所谓“元龟”指古代用以占卜国家大事的大龟，合起来的意思即作为后世帝王治国理政的借鉴。该书征引繁富，也成为后世文人学士，运用典故，引据考证的一部重要参考资料。其中，唐、五代史事部分乃该书精华所在。该书“总录部”专门撰写了“嗜酒”、“酒失”等典故，有东晋时期一些官员嗜酒记载，颇多警示。

    司马道子，东晋会稽王，曾任骑骠将军录尚书六条事，后又加官开府领司徒。司马道子在太元以后，“长夜之宴，蓬首昏日，政事多阙。”通夜赴宴，蓬头昏眼，不管政务，多有缺失。后来王恭兴兵，朝廷忧惧，内外实行戒严。期间，司马道子还是每天饮酒昏日，将军政事务都委托给他的儿子征虏将军司马元显。司马元显见父亲有病且昏乱醉酒，知道朝廷终究将去掉他，便谋划夺取他的权位，而司马道子一直没有觉察。不久，司马道子酒醒以后，才知道职务被免去，大怒，但已无济于事，于是更加“长夜之饮，政无大小，一委元显。”（见《册府元龟·宗室部·沉溺》）

    又据史载，司马道子，东晋宗室，简文帝子，孝武帝亲弟。初封琅邪王，后徙封会稽王。司马道子在孝武帝朝是与皇室血缘最近的一支，在当时被委以朝政大任，又排挤当国的陈郡谢氏士族，皇族权力得以提升。然而孝武帝和司马道子皆嗜酒，不理朝政。司马道子亦任用小人，致令朝政渐见败坏；而孝武帝信任的臣下亦有不齿于司马道子党众的人，两派之间矛盾造成主相之间的斗争。有一则故事，说一次司马道子正在喝酒，权臣桓玄来见他。不料喝得醉醺醺的司马道子当着满坐宾客怒目问桓玄：“你父亲桓温晚年想当篡夺皇位的逆贼，为什么呀？”桓玄吓得伏在地上，流着汗不敢站起来。身边的大臣为桓玄说好话后，司马道子便举杯向桓玄敬酒，桓玄才敢起来。然而，桓玄就此对司马道子忿恨切齿。孝武帝死后，司马道子辅政掌权，继续任用王国宝等宠臣，招来王恭发兵讨伐。司马道子虽然屈服，但仍以司马尚之和王愉等人试图抗衡，却招来王恭第二度讨伐，最终倚靠儿子司马元显平定。及后政事皆由司马元显掌握，司马道子则沉溺于酒醉之中。司马元显最终败于桓玄，司马道子亦遭流放，不久被杀。有史家评曰，孝武帝司马昌明和司马道子兄弟二人，凭借着血统，一个当了皇帝，一个当了宰辅，但都是昏庸无能之辈。两人不理政事，整日饮酒寻欢，信佛拜神，致使东晋政治急速衰败，司马兄弟也未得好死。东晋灭亡之势，遂不可挽回。

    王澄，荆州刺史。听说郭舒颇有名气，将他引来担任荆州别驾之职。王澄“终日酣饮”，不把州里诸种政务放在心上。荆州当地士人宗庾廞因为饮酒触犯了王澄，王澄发怒，大声责令左右之人棒打宗庾廞。郭舒在一旁厉声责怪左右之人说：“使君过于醉酒，你们何敢轻举妄动？”想不到王澄怨恨地说：“别驾发狂了吗，怎么胡说我醉酒？”于是让人掐郭舒的鼻子，用火烤他的眉头，让郭舒跪地受罚。这下，王澄的怒气才逐渐消释，宗庾廞于是得以免遭棒打。（见《册府元龟·总录部·酒失》）

    另据史载，王澄从小即任要职，八王之乱中为荆州刺史。他与谢鲲、阮修、庾敳等交往甚密，不拘礼俗，举止放诞，甚至于裸露全身来标新立异。到荆州上任后，不亲理政务，日夜纵酒。当时许多流民自巴蜀徙入荆湘，因生活窘困，纷纷屯聚造反，王澄袭杀其八千余人，从而激起更大规模的反抗。王澄对部众凶狠，致上下离心，终难在荆湘久处。后应琅琊王司马睿征召、前去担任军谘祭酒，途经豫章，被心怀宿怨的族弟王敦所杀。时年四十四岁。

    周顗，尚书右仆射，经常饮酒失误，大略没有清醒的时候，当时人称之为“三日仆射”。周顗在中朝时候，能够饮一石酒。过长江以后，虽然每天酒醉，常说没有对手。偶然有旧对手从江北来，周顗遇到他，便欣然拿出二石酒来共饮，各自大醉。等到周顗酒醒，派人去看客人时，客人已经腐烂而死。（见《册府元龟·总录部·嗜酒》）据史载，周顗倒是有些好名声。他是东晋时期出名的美男子，风度潇洒，性情率直。据考证，“伯仁由我”、“空洞无物”两则成语便出自周顗的典故。

南朝时期制作的《竹林七贤和荣启期》拼镶砖画，表现了魏晋时期文人聚在林下饮酒赋诗的场景

    《册府元龟》中还有一些东晋官员“千古酒话”的记载，让人忍俊不止，哭笑不得。

    王惋，荆州刺史。每次酒醉，总是多至十天。到酒醒之后，便是端庄严肃。王惋到了晚年，更加特别爱好饮酒，一次饮酒就连着一个月酒醉不醒，甚至裸体而行。每次大醉而醒，边叹息道：“三日不饮，便觉形神不相亲也。”三天不饮酒，就觉得身体与精神不相亲近了。（见《册府元龟·总录部·嗜酒》）

    毕卓，东晋元帝太兴末年任吏部郎。他曾经因为嗜酒被废弃过职务。任吏部郎后，一次因酒醉，竟夜里跑到比舍郎的酒瓮间偷酒喝，结果被掌管酒的人绑起来。第二天早晨一看，才知道是毕卓吏部郎，立即松绑释放。于是，毕卓又引领比舍郎宴饮于酒瓮旁边，喝的酩酊大醉而归。毕卓对人说过：“得酒满数百斛船，四时甘味置两头，右手持酒杯，左手持蟹螯，拍浮酒船中，便足了一生矣。”得到酒满几百石的船，春夏秋冬四时美味放置在船的两头，右手拿酒杯，左手拿蟹螯，生活在酒船里，就足以了却一生了。（见《册府元龟·总录部·嗜酒》）

    孔群，御中史丞。他生性特别爱好喝酒，司徒王导曾经告诫他说：“你经常饮酒，没有看见酒店里覆盖酒瓮的布吗，年月久了都糜烂了？”孔群回答说：“你没有看见肉用酒糟淹过，更能保存长久吗？”孔群曾经在给亲戚朋友的信中说：“今年田得七百石秣米，不足了曲糵事。”今年田里收获七百石秣米，不够酿酒之用了。可见孔群如何沉湎于饮酒之中。（见《册府元龟·总录部·嗜酒》）

    郭璞，晋元帝时期任著作佐郎，迁尚书郎，又任将军王敦的记室参军。郭璞性格轻易，不修边幅，嗜酒、好色，并经常超过限度。著作郎干宝曾告诫他：“嗜酒、好色，不是适宜生命的路子。”郭璞回答道：“吾所受有本限，用之尝恐不得尽，卿乃忧酒色之为害乎？”我所受用的，本来有限，使用它还恐怕不能用尽，而您还如此担忧我酒色的危害吗？（见《册府元龟·总录部·嗜酒》）

    喝酒，自魏晋以来，是士大夫们的普遍嗜好，官员们亦是无不以酒为乐。魏晋时期饮酒之风盛行，有着深刻的政治原因。魏晋南北朝历时近四百年，这一时期战乱不断，国家长期处于分裂状态，政权频繁更迭、社会动荡不安。在这个充满战争和倾轧的时代，从统治阶层到普通百姓，生活非常苦闷，于是酒成为了作为暂时逃脱现实的途径。同时，经济因素和酿酒业的发达，也在起着作用。两晋时期，由于战乱，政局不稳，朝廷以酒税来增加国家财政收入和军费开支，酒禁大开，允许民间自由酿酒，酒业市场十分兴盛。由于酿酒技术并不复杂，当时私人自酿自饮的现象相当普遍，西晋时阮修记叙：在洛阳“常步行，以百钱挂杖头，至酒店，便独酣畅。”而且，魏晋玄学盛行更是促进饮酒之风大盛。在魏晋历史上，有许多著名的玄学名士往往都是著名的大酒徒。竹林七贤之一的刘伶，就是个不折不扣的大酒鬼。“天生刘伶，以酒为名。一饮一斛，五斗解酲。”

    柏杨先生在《中国人史纲》讲道：“恐怖气氛在晋王朝建立后，虽逐渐和缓，但清谈风气却没有随之过去。它的后遗症十分明显，士大夫把与现实生活有关的任何事情，都看作是‘俗事’、‘鄙事’；只有穷嚼蛆才是‘上等事’、‘雅事’。所有行政官员以不过问行政实务为荣，地方官员以不过问人民疾苦为荣，法官以不过问诉讼为荣，将领以不过问军事为荣，结果引起全国性空前的腐烂。”确实如此，魏晋时代文人名士嗜酒成风，权当摒弃礼法，张扬个性，放荡不羁。然而，行政官员亦是嗜酒成风，不理政务，甚至借酒害命，足见这个国家腐败糜烂到了何等地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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