读掌故的一点“功利”目的

    “诸生有以读史当何先为问者,应之曰:当先读《明史》。盖吾国一切政治社会制度,秦汉一变,隋唐一变,南宋一变,而明又一变。近代各种规模,皆创于明,相沿至今,大体犹是。如欲明了中国人情世事,仅读古史无益,莫妙于从《明史》入手。”(《铢庵文存·涤砚余沈》)

    这本是清末民初著名文史学者瞿兑之在杂谈笔记一类的偶识文章里闲谈读史门径的只言片语,但思及瞿一代“掌故学”大家的身份,由此而联想到如今已经不常听到的“掌故之学”的杳渺面貌,倒也并不显得突兀。

    说到掌故,寻常的第一个问题大约是:通掌故何用呢?于此,还是用瞿兑之自己的话解释更为妥当:“……寻常的解释又以掌故之学即是典章制度,这种解释自然不是全无理由……许多书策上关于典章制度之纪载,因为名物之变迁,习惯之变迁,每不易于索解。宋初的人为了一个入阁仪的讨论,费了无数唇舌。考其经过乃是因为唐朝的入阁仪是便殿召对的一种简单的仪礼,后来连这简单的仪礼也变成稀有的事,因之入阁仪反成朝仪之正了……宋朝的许多制度,元朝人已经不得其解,元朝的制度,我们也很多不得其解,就是清朝的制度,虽然老辈还在,也有许多知其然而不知其所以然的地方。凡是书策上所不见的,将来必至终古无传。而书策所已载的,也还待后起之疏通证明,方得其用。”(《一士类稿·瞿序》)

    读史的人差不多都知道,正史、杂史的分别,大约启端于《三国志》,这也正是今人何以周知陈寿之文与裴松之之注缺一不可的远因——“因为地方既然分裂,自然各处的纪载不同”(同前)。而一旦有了正史、杂史之分,便也有了分别的必要:“自来成功者之纪载必流于文饰,而失败者之纪载又每至于湮没无传。凡一种势力之失败,其文献必为胜利者所摧毁压抑……”(《一士类稿·瞿序》)。裴松之对《三国志》注释的珍贵之处在于此——“例如《曹瞒传》是吴国人作来骂曹操的……又如陈群、华歆、王朗一般人寄书与诸葛亮,明明是代魏国劝降的文字……现在拿裴注与陈志合看,觉得有许多隐情是陈志所未显言而裴氏以一片深衷极周慎的博引群书替他衬托出来的……”——掌故文章对于后人读史的裨益也就在于此,即所谓“救济史裁之拘束以帮助读者对于史事之了解”——解读史事乃至修正某些掩埋尘封的近乎惯性思维的讹误观点,这正是当初考辨杂史,今日读掌故文章的一点因由。

    不至于让先人旧事“终古无传”,或者讹误相沿,使人能解先辈之“然”的同时逐步摸索其“所以然”,大体上这便是读些掌故文章最“功利”却也最切实而裨益大众的功效。

    “古往今来一切的事,真是浪淘沙一般,依然是这些沙,却被浪一推而变了一种地位与形式,如是反复无穷,循环不已而推陈出新,所谓掌故当作如是观……”

    或许读掌故,也可作如是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