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梁启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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吴趼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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陆士谔

19世纪末，中国主张经世致用的士大夫为承担起“救国”重任，首先把眼光盯到了过去为士大夫所不齿的小说上。康有为认为日本明治维新时，曾经利用小说教育百姓，由此萌发了他利用小说来宣传变法的设想。梁启超更是发展了康有为的观点，他认为，原来小说应当经世致用，现在则是“救国”就靠文学了，过去国家腐败，是因为文学腐败，现在要改变国家，自然也要从改变文学入手，从事为政治的文学创作是“救国”的先决条件。只有依仗“文学”，才能挽救祖国，避免被瓜分的命运。梁启超把小说归入文学，并且列为“文学之上乘”，同时在他发动的晚清“诗界革命”、“文界革命”和“小说界革命”中，小说成为发展得最为成熟的文学体裁。

当然，晚清小说的繁荣，是与社会的近代化连在一起的。由于近代印刷业的发展，廉价的报刊平装书为代表的近代传播媒介大大推广普及了小说；近代社会生活“人文精神”的发展，促使小说以更加细腻深刻的笔触，展示人的内心世界和社会关系；在都市化过程中产生了大量市民，使得小说拥有了众多的读者和较大的社会需求；小说传播的社会化和商业化，使得作家有可能以写作小说为职业。这场“小说界革命”运动，促使晚清出现了中国小说史上空前的繁荣兴旺景象。据目前晚清小说存目统计，仅十来年就创作小说和翻译小说达一千一百多种，如加上散轶的大量作品，当时成册的小说总数至少在二千种以上。而整个中国古代的通俗小说（含晚清），成册的也只约有二千多种，整个中国古代的文言小说、包括笔记小说（不含晚清）成册的也只约存一千三百多种。晚清小说数量之多，连当时的小说家们都感到震惊。

晚清的小说可分为四类：第一类是鼓吹宣传政治主张及民主、自由、科学等新思想的小说；第二类是揭露时弊，谴责满清政府腐败的小说；第三类是传统题材，供人消遣的小说；第四类是模仿外国小说题材的消遣小说。虽说前两类的“政治小说”在晚清小说中所占数量不到百分之五，但是它领导了晚清“新小说”的潮流。开创“政治小说”新局面的无疑是梁启超。1902年，梁启超创办《新小说》杂志时，便亲自动手创作《新中国未来记》，试图为“新小说”提供一块模板。尽管这部小说是连梁启超自己都觉得“似说部非说部，似稗史非稗史，似论著非论著，不知成何文体”的艺术上失败之作，但它还是引起人们的仿效，称得上是开风气之先之作。吴趼人创作的《新石头记》，明显受到了梁启超《新中国未来记》的启发。如《新石头记》在涉笔上海世博后，紧接着介绍了在北京成立万国和平会。所谓“万国和平会”正对应梁启超小说中的“万国太平会议”，适与上海办博形成前后关联，如此正显出和平与繁荣的两大主题。受梁启超《新中国未来记》影响的，还有陆士谔的《新中国》。虽然最近有学者指出，陆氏《新中国》略及的博览会并非是世博会。但即使如此，陆士谔在《新中国》袭用梁氏“立宪——和平——盛会”的三大招牌性元素，亦理应视为世博强国梦的文学变奏。

在20世纪初，上海举办世博会的主张一度曾是以梁启超为首的中国作家的共同文学梦想。然而，我们又不应仅对此作单纯的文学理解，而更应该看作这其实是中华民族对未来的一种政治构想。《新中国未来记》、《新石头记》和《新中国》等小说借描写世博会在上海的举办，烘托出了梁启超等一代志士仁人的世博强国梦，给我们留下了一笔极其珍贵的文化遗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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