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特点、问题与不足

　　沈伯俊：综观中国的《三国演义》研究，可以看到这样几个突出的特点：第一，初步形成了多层次、多角度、多元化的研究格局。例如：郑铁生的《三国演义叙事艺术》（新华出版社2000年版）是国内第一部从叙事学角度研究《三国演义》的专著，它运用叙事学的基本理论，从《三国演义》整体艺术特色出发，系统地论述了《演义》的叙事结构、人物叙事、战争叙事和罗贯中艺术创造的总体特征，表现了研究方法的多元化。邱岭的《楠木正成与诸葛亮——兼考〈三国志通俗演义〉之成书年代》一文（载《〈三国演义〉与罗贯中》论文集，中州古籍出版社2000年版），将日本战争题材文学的代表作《太平记》与《三国演义》进行比较，特别是有关“三顾茅庐”和“死诸葛走活仲达”这两个故事的对照比较，指出：“《太平记》中的三国故事只能借自《三国志通俗演义》，而不可能来自《新全相三国志平话》或其它。”由于《太平记》成书于1368－1374年之间，因此，“对《太平记》产生了影响的《三国志通俗演义》则必定成书于更早时候。明初不可能，至晚也应是元末较早时期。”文章进一步认为，《三国志通俗演义》大约成书于14世纪的20、30年代。作为研究日本文学的专家，邱岭在比较研究基础上所作的这一考证，另辟蹊径，颇有新意，值得关心这一问题的学者重视。

　　金文京：邱岭先生这篇文章确实颇有新意，日本学者过去似乎注意得不够。

　　沈伯俊：第二，研究的系统性、综合性逐步增强。例如：陈翔华的《诸葛亮形象史研究》（浙江古籍出版社1990年版），在作者多年研究的基础上，准确地概括了诸葛亮形象演变的历史过程，肯定了诸葛亮形象在《三国演义》中的中心地位，剖析了诸葛亮形象的复杂性，并对历史人物艺术形象塑造的规律作了富有创见的探索，堪称诸葛亮形象研究的代表性成果。关四平的《〈三国演义〉源流研究》（黑龙江教育出版社2001年版），将《三国演义》的成书、文本与传播作为一个逻辑与历史相统一的整体，进行全方位的系统的考察与研究，探求这一文学和社会精神现象的形成机制及其所包含的文化意蕴与美学特质，进而总结中国长篇小说演进的某些规律性东西。这样的著作，就是在吸收前辈时贤研究成果的基础上，经过本人潜心钻研而得，反映了研究水准的整体提升。

　　金文京：陈翔华先生的大著确是一部力作。此外，周兆新教授的《三国演义考评》（北京大学出版社1990年版）、您的《三国演义新探》、关四平教授的《〈三国演义〉源流研究》和其它一些有特色的著作，我也比较关注。

　　沈伯俊：第三，《三国演义》数字化工程已经初见成效。1999年，周文业先生率先提出“《三国演义》数字化工程”的概念。从2000年起，我和他共同倡导开展这一工程，并于2001年9月、2003年9月、2005年8月先后三次在北京举行“中国古代小说数字化研讨会”，均以《三国演义》的数字化为重点。几年来，这一方面的实际研究工作主要由周文业承担，已经取得的主要成绩有：一、实现了毛本、嘉靖元年本、叶逢春本、周曰校本、李卓吾评本、钟伯敬评本、黄正甫本、李渔评本等八个重要版本的数字化，包括文字版、图像版和图文对照版三种形式。其中文字版采用文本方式，可用于检索。二、出版了《〈三国演义〉〈三国志〉对照本》。三、建立了初步的《三国演义》电子史料库，包括上述八个重要版本和有关文献（如《三国志》、《后汉书》、《晋书》、《华阳国志》等）的电子文本。四、绘制了比较系统的《三国演义》地图。这些工作，受到了国内外同行的欢迎和好评。

　　金文京：我认为周文业设计的数字化工程是近年来《三国演义》研究中最值得重视的收获。众所周知，数字化是当前全球的大潮流，文学研究自不例外，而白话小说的研究应是数字化工程最容易有收效的领域。《三国演义》数字化工程不仅是《三国演义》研究的重大突破，也为整个白话小说的研究开了风气，其功不可没。

　　沈伯俊：第四，学风比较端正。二十五年来，绝大多数研究者都能注意掌握资料，实事求是，避免凿空之论。尽管在许多问题上存在不同观点，争鸣不断，但多数学者都能遵循学术规范，互相尊重，平等讨论，并能注意吸收对方意见的长处。这种求实、创新的学风，使整个研究发展比较平稳，很少有游谈无根、哗众取宠的所谓“热点”，很少有逞才使气、惟我独尊的无谓之争。

　　金文京：对于这一点，我和其他日本同行也颇有同感。正因为如此，我们很乐于参加在中国举行的《三国演义》研讨会。

　　沈伯俊：第五，中外学者的交流，特别是中、日、韩三国学者的交流取得了一定进展。例如：我主持的三次“中国古代小说数字化研讨会”，均有中、日、韩三国学者参加。2004年9月，由韩国中国小说学会主办的“第三届中国古代小说数字化研讨会”在韩国首都汉城（今名首尔）举行，也有中国、日本学者参加。这四次接连举行的研讨会，大大增强了三国学者在《三国演义》乃至整个中国古代小说数字化方面的沟通与合作。再如：我的《三国演义辞典》已由日本学者立间祥介、冈崎由美、土屋文子译成日文，由著名的潮出版社出版（1996年初版）；并由韩国学者郑元基译成韩文，由韩国泛友社出版（2000年）。我的《三国漫话》也已由郑元基译成韩文，由韩国书村出版社出版（2001年初版）。而日本、韩国学者的论著，也常常被中国学者翻译、介绍和引用。我就翻译过狩野直祯的《〈三国志〉的诞生和流传》、城野宏的《现在向孔明学什么》等论著，并多次介绍您和中川谕、上田望等先生的学术观点。

　　金文京：日本学者也比较重视学习、借鉴中国学者的研究成果。如上田望的论文《三国说唱研究》（载《金泽大学文学部论集·言语文学篇》2003年第23号），其注11便特别说明：“凡引用《三国演义》，均据沈伯俊校理本。”

　　沈伯俊：在与日本学者的交流中，我深深感受到你们治学的三大特点：一、高度重视对资料的全面占有。例如您和中川谕、上田望对《三国》版本的掌握。中川谕通过不同版本的文字比较，认为黄正甫本属于二十卷简本系统，其文字是由删略繁本而成；既然如此，黄正甫本就决不是最早的《三国》版本。他还发现了能够证明黄正甫活跃在万历末年前后的有力证据——日本内阁文库收藏的《兴贤日记故事》。该书卷首题署为“洪都詹应用竹校正／书林黄正甫绣梓”，木记则写明“万历辛亥孟夏月／书林黄正甫绣梓”。“万历辛亥”即万历三十九年（1611），可见黄正甫活跃于万历末年。而黄正甫本序文所署“癸亥”即天启三年（1623），因此，它应该刊行于天启三年（沈伯俊：《第二届中国古典小说数字化研讨会暨第二届〈三国演义〉版本研讨会综述》，载《明清小说研究》2003年第4期）。二、观察细密。例如您发现嘉靖壬午本中一个重要的、以往一直被忽略的现象——“圈发”问题。所谓“圈发”，是指用圈点的方式表示字的声调。嘉靖壬午本中某些字有圈发，而《永乐大典》也多有圈发，明代宫廷出版的所谓内府本中，几乎都有圈发。据此，“似乎可以初步肯定嘉靖本是内府本。”这一点对中国学者很有启发，我在《第二届中国古典小说数字化研讨会暨第二届《三国演义》版本研讨会综述》中特别作了介绍。三、研究方法的多样化。例如：您的《关羽的儿子与孙悟空》、大塚秀高教授的《关羽与刘渊——关羽形象的形成过程》、上田望博士的《明代通俗文艺中的三国故事——以〈风月锦囊〉所选〈精选续编赛全家锦三国志大全〉为线索》，都善于从通俗文艺作品中发掘中国古代小说题材和人物形象的渊源。这种严谨细致的学风，很值得我们中国学者学习。

　　金文京：日本学者以往对《三国演义》虽有不少贡献，但日本研究《三国演义》的学者远远不如中国之多，力量自是有限的，研究的视野也不够开阔。可以肯定地说，中国学者也有许多长处值得日本学者学习和借鉴。

　　沈伯俊：尽管中国的《三国演义》研究成就突出，但存在的不足之处也是相当明显的。我认为主要有这样几个问题：第一，研究的系统性、深刻性仍嫌不足。例如：尽管有关毛宗岗父子和毛评的研究比之过去大有进步，但至今尚无一部全面研究毛宗岗父子和毛本《三国》的专著；尽管已有部分学者开始注意到从传播和接受的角度进行研究，但至今尚无一部全面梳理《三国演义》接受史的专著。第二，题目陈旧、内容浮泛、缺乏新意的平平之作相当多。一些文章，一望而知是“炒冷饭”，作者既无卓异的见解，自然也就谈不上对他人的启示意义。平庸之作之所以频频出现，原因当然很复杂：有的是由于学术功力不足，有的是由于治学态度不够严谨（或为了评职称而临时拼凑，或为了取得某次学术会议的入场券而草草应付，或对论题浅尝辄止，率尔操觚）；此外还有一个重要的原因，就是对研究的历史和现状缺乏了解。第三，研究的思路不够开阔，方法不够多样。例如：母题学的方法、原型批评的方法、比较研究的方法就使用得不够。第四，部分学者的思想方法存在明显缺陷。例如：在讨论罗贯中的籍贯时，有人为了证明罗贯中祖籍为今山西清徐，从《三国演义》和《三遂平妖传》中找出一些词语（以《三国》为主），名之曰“清徐方言词语”。在他们看来，只要是清徐人在使用的词语，就等于“清徐方言词语”，就可以证明罗贯中是清徐人。这在概念上是错误的，逻辑是混乱的。其实，稍加辨析就可发现，这些所谓“清徐方言词语”，大多是明清小说中的常用词语，而不是某一地区独有的“地点方言”，并不具有惟一性和排他性，因而不应作为考证作者籍贯的依据。有的研究者企图从某些民间传说中寻找小说作家的行踪，却忽视了这样两个问题：一、必须对相关的民间传说予以准确的时间定位：究竟是小说创作之前的，还是小说完成之后的？如果把受小说影响而产生于晚近的传说当作考证小说的依据，那就颠倒了因果关系，其结论往往是站不住脚的。二、更重要的是，作家籍贯与民间传说，并没有什么必然联系。有人根据民间传说，把貂蝉这个虚构人物说成山西定襄人，再进而根据这类传说来考证罗贯中的籍贯，这有什么可靠性？第五，中外学者的交流渠道仍然不够畅通，有效的合作更是少见。

　　金文京：沈教授指出的《三国》研究中的不足之处，概括非常精当，值得所有的研究者共同注意。

三、研究前景的展望

　　沈伯俊：展望今后的《三国》研究，我想强调五个问题。第一，进一步深化《三国演义》的基础研究。例如：一些基本事实的认定（如关于关索和花关索的情节，究竟是罗贯中原作就有的，还是在传抄刊刻中增加的），一些重要概念的厘清，都需要通过精细的研究，争取逐步统一认识，不能长期处于模糊不清的状况。迄今为止，学术界对《三国》版本的研究仍然是不够深入、不够系统的。对于诸本《三国志传》，人们至今研究得不多；对于《三国志通俗演义》和《三国志传》两大版本系统内各本的递嬗关系，以及两大系统之间的互相吸收，人们已有的掌握还相当粗略；对于不同版本中一些内容的认识，还存在较大分歧。这些问题若不解决，直接影响到对《三国演义》的成书年代和罗贯中原作面貌这两大问题的研究；而这两大问题的研究，又直接关系到对一系列问题的定位。就拿《三国演义》的成书年代问题来说，尽管二十几年来出现了几种不同的观点，但受版本研究水平的局限，一时还难以定论，我们仍不得不沿用“成书于元末明初”的说法。然而，“元末明初”毕竟是一个笼统的时间概念，“元末”和“明初”分属于两个时代，能否加以判定，直接牵涉到整个作品的时代定位。长期以来，绝大多数文学史、小说史著作实际上都把《三国演义》列为明代作品；如果能证明它成书于元代中期或元代后期，那就必须把它列入元代文学史的范畴。若如此，以往对《三国演义》的各种分析，都应当重新加以审视，许多方面的认识不得不作出修改。这是一个非常重大的问题。因此，我们必须在现有的研究基础上，继续深化对版本的研究，以版本研究的突破来促进整个研究的突破。

　　金文京：关于版本系统的研究中，诸如周曰校本系统和建阳本系统、建阳繁本和简本之间的关系如何、周曰校本系统和建阳简本有关关索故事的先后关系等问题，目前都没有弄清楚，这些问题在研究上的重要性绝不亚于罗贯中原本的探索。只有全面了解《三国演义》版本的整个系统脉络及其演变过程，才有可能追溯到原本或祖本问题。部分学者过分热中于原本的追求，是不足取的。为此，应更加努力介绍各种版本，发掘尚待发现的版本。近年来，由于各方面的努力，很多《三国演义》的秘本已经陆续影印出版，给研究者提供了极大的方便，打破了很多研究上的障碍。不过，还有很多重要版本的真实面貌尚未公诸学界，这不得不说是一大缺憾。而因为日本所藏的有关版本较多，这一方面的工作显然有待于日本学者的努力。最近日本有一家古书店出售明万历四十八年（1620）与耕堂费守斋所刊的《三国志传》残本，中国也出现了与国家图书馆的藏本不同的另一汤宾尹本的残本，这些都是新的发现，足以增加我们对《三国演义》版本的知识。茫茫人寰，当有更多的宝贵版本等待我们去发掘，我们不应松懈这一方面的努力。

　　沈伯俊：第二，必须在研究的思路和方法上有所创新。对此主要想谈两点：一、在大文化的广阔背景下深入开拓。自20世纪80年代中后期开始，随着人们对《三国演义》进行多层次、多方位的观照，文学的研究日益拓展到文化的研究。这既是一个历史时期的“文化研究热”在《三国演义》研究中的反映，又是《三国演义》研究自身向广度和深度进军的必然要求。一部内容丰富、底蕴深厚的作品，不仅是一种文学现象，而且是一种文化现象。像《三国演义》这样对中华民族的精神生活和民族性格产生了深远影响的巨著，更是如此。从纯文学的角度来看，《三国演义》以其对小说体裁的历史性开拓、丰富多彩的故事情节、绚丽多姿的人物形象、宏大严密的总体结构、雄浑豪放的艺术风格，当之无愧地成为中国古代最优秀的长篇小说之一。同时，《三国演义》又是一部百科全书式的作品，积淀着极其丰富的文化内涵，具有多方面的文化意义。因此，对《三国演义》的研究，既可以从纯文学的角度进行，也可以从文化的角度进行。这至少包含三个层面：一是对《演义》的文学特征和成就继续进行精深的探讨；二是将《演义》置于中华文化发展的长河中，深入发掘其文化内涵；三是全面总结《演义》对我们民族的精神生活和民族性格的广泛影响。这样，《三国演义》研究的天地将是无限宽广的。二、积极运用新的研究方法。学术研究的历史证明，研究方法的更新具有重要的意义。研究方法问题不只是一般的工具问题，还有一个哲学上的方法论层次和认识论深度问题。古代小说研究的每一次历史性进步，都与研究方法的变革有关。二十五年来《三国演义》研究发展的历程，也证明了这一点。例如：对于诸葛亮形象，许多学者都作过精彩的论述，而黄钧先生则独辟蹊径，从母题学的角度进行探讨，指出诸葛亮作为一个悲剧英雄形象，他那知其不可而为之的奋斗精神，“欲与天公试比高”而终遭失败的悲剧结局，其实是我国包括神话、传说、小说在内文学创作中的一个永恒的母题。诸葛亮从历史人物到艺术形象的演进过程，必然受到远古神话中悲剧英雄，特别是夸父所留下的“种族记忆”的影响和制约。“夸父、诸葛等英雄与自然、天命所开展的这一场极其庄严壮烈的竞赛，只能以薪尽火传的方式一代一代地延续下去。”（《欲与天公试比高——诸葛亮形象史外部研究浅议》，载《〈三国演义〉与荆州》论文集，中州古籍出版社1993年版）这样的论述，颇能给人新的启示。随着社会的全面进步，随着人们思想的进一步解放，新的文艺理论、新的研究方法将不断涌现。我们应当以开放的态度和求实的精神，认真鉴别，选择吸收，推动《三国演义》研究的继续深入。

　　金文京：对沈教授谈的这个问题，我表示赞同。

　　沈伯俊：第三，必须进一步加强对研究史的研究。1998年，我曾撰文指出：“任何一门学问，都有其创立和发展的过程，都是在逐步积累中不断丰富和完善的。只有充分掌握已有的研究成果，才谈得上发展和创新；只有站在前人的肩膀上，才能比前人看得更远。因此，研究任何一个课题，都应该首先把握其研究史，了解在自己着手之前，别人已经研究了多少，研究到什么程度，有些什么观点，存在哪些问题，从而确定自己的研究起点，选取适当的研究角度，这是学术界公认的治学之道。”“只有重视和加强对研究史的研究，才能从整体上提高《三国演义》研究的水平。为此，应当逐年整理《三国演义》研究论著索引，系统收集和整理新的研究资料，撰写专门的研究著作，为今后的研究提供路标。同时，应当大大强化研究者重视研究史的意识，把这与树立严谨求实的学风联系在一起。”（《面向新世纪的〈三国演义〉研究》，载《社会科学研究》1998年第4期）此后，这一问题越来越受到学界同行的重视。仅以2004年10月在四川绵阳举行的全国第十七届《三国演义》研讨会为例，会议收到的论文就有3篇属于《三国演义》研究史范畴：一是陆勇强的《二十世纪罗贯中研究鸟瞰》，二是卫绍生的《新世纪〈三国演义〉作者之争》，三是纪德君的《“千秋功罪任评说”——〈三国演义〉中曹操形象研究百年》（均已收入《三国演义学刊》2004卷，四川大学出版社2005年版）。我和谭良啸编著、即将由中华书局出版的《三国演义大辞典》，附录有迄今为止最详细的《〈三国演义〉研究论著索引》，足资研究者参考。目前，已有不止一位学者正在撰写比较系统的《三国演义》研究史，这对于帮助研究者掌握有关信息，避免低水平重复劳动，提高研究水平，显然是大有裨益的。

　　金文京：加强对研究史的研究，本是学术研究的应有之义，又具有很重要的现实意义。我同意沈教授的主张。

　　沈伯俊：第四，积极推进《三国演义》数字化工程。2004年9月在韩国举行的“第三届中国古代小说数字化研讨会”上，上田望的《明清小说数字化应用研究》报告，介绍了他借助检索系统软件“Gramatical Pattern Scanner for 《三国演义》”（简称GPS）和统计处理软件“自己组织化图解”，从词汇、语法等角度对《三国演义》的电子文本加以具体分析的情况。GPS便于检索六种版本，还具有计算各个则目中的词语的出现频率，以及根据此数据而显示图表的功能。借助“自己组织化图解”软件，他研究了下列语词现象：（1）出现在《三国演义》的特定则目中的宋元时代的词汇；（2）出现在《三国演义》的特定则目中的明清时代的词汇；（3）在《三国演义》前后部中出现频率不均等（差异程度很大）的词汇；（4）在《三国演义》中使用频率高的汉字。通过分析，他发现：“从语言风格来看，《三国演义》在词汇、语法上与元代的《三国志平话》竟有甚多不同，元杂剧的常用词也不多见于《三国演义》。”“前半部分与后半部分的语体相差悬殊，后半部分文言使用得多一些，这部分罗贯中自己写的可能性很大。”他还进一步指出：“利用GPS和‘自己组织化图解’对《三国演义》以外的古代小说的电子文本加以解析的话，应该一定会发现小说本身具有的语体特点等。而且在我们阅读时没有意识到的古代小说之间的亲疏关系、继承关系也未必不能发现。”上田望的工作具有开拓价值，其认识也极具启发性。我在题为《关于推进中国古代小说数字化研究的思考》的报告中，就今后的工作提出了五点建议：一、古代小说专家和电脑专家各有所长，必须进一步紧密结合。二、各类小说的数字化研究应该彼此打通，互相促进。三、大力开发电脑的工具优势。例如，《三国演义》研究涉及元明三国戏，自然应将这些三国戏全部数字化，设计强大而有效的检索功能和比较功能，以利深入的研究。四、充分发挥人脑的创造性主导作用。电脑是为人服务的，无论其工具作用如何强大，都不可能取代人的研究。强调“充分发挥人脑的创造性主导作用”，主要想突出两点：其一，研究者要为电脑提供正确的资料信息，设计良好的程序，提出最佳的要求；其二，利用电脑进行独立的判断和创造性的研究。五、积极探讨网络的交流互动功能，特别是中、日、韩三国学者的网上讨论，交流互动。

　　金文京：是的，应该全面地展开《三国演义》数字化工程。周文业先生的数字化工程，限于目前中国大陆的情况，全用简体字，既不能真实地反映原本面貌，又与使用繁体字的中国台湾地区和日本、韩国等国家的同类成果难以互换，这是一个明显的美中不足之处。因此，电脑上的字体统一应是目前亟待解决的问题。

　　沈伯俊：这就涉及我想到的第五个问题——努力加强中外学术交流与合作。回顾《三国演义》研究走过的道路，一个非常重要的事实是：中外学者的交流，对于推动研究的发展具有举足轻重的作用。首先，在研究资料的收集上，由于历史的原因，外国学者在某些罕见资料（如某些稀见版本）的掌握上，比之中国学者较为便利，可以为我们提供重要的参考。其次，由于知识结构、社会背景、文化心理的差异，外国学者在研究角度、研究方法、文化阐释等方面有自己的特长，可以与中国学者互相交流，优势互补。再次，进入数字化和网络时代以后，中外学者交流与合作的现实可能性越来越强。因此，中国学者应该以诚挚而恳切的态度，与海外学者，特别是日本学者互相学习，取长补短，加强合作，共同推动学术的发展。

　　金文京：诚如沈教授所言，近年来日中两国的学者通过几次研讨会的交流，加深了彼此的了解，取得了可观的成果。不过，有些问题在两国学者之间仍有意见分歧，却没有彻底讨论，仍是各持己见。今后应该更加努力地以实事求是的精神进行讨论，共同追求真理，以期达成共识。另外，东亚各国都有其独特的《三国演义》文化，2004年在韩国召开第三届中国古代小说数字化研讨会，得以跟韩国学者进行交流；不过，与越南方面的交流似乎几近阙如，也是一大憾事。以后应该扩大视野，展望东南亚各国的《三国演义》文化。

　　沈伯俊：是的。中日两国学者应该加强学术交流与合作，亚洲各国，特别是中日韩三国也都应该加强学术交流与合作。例如，在推进《三国演义》数字化工程的问题上，韩国的赵宽熙教授在题为《中国古代小说数字化方案探索》的报告中，提出了一个重大课题：“为了迎接信息化社会，韩中日三国应如何建立一个中国小说研究数字化的方案。”他认为，建立中国小说研究基础的全部工作原则上必须排除商业性，而应立足于学术性。这一工作的目标是：一、中国小说原著文本的数字化。除了制作古代小说的数字化正本文件，还应收集有关中国古代小说的硕士、博士论文资料，建成电子图书馆。二、建立中国小说文本目录数据库。目前，韩国学者正在建立20世纪发表的全世界有关中国小说的论文目录数据库，并正在准备数据整理和程序开发。为此，还需准备服务器和网站服务。三、最需要的是韩中日三国之间形成更紧密的协作体系。目前，三国学者正分别构筑数据库，这必然造成对同一作品的重复作业；但因学术环境不同，要形成协作关系并非易事。因此，三国学者应该在持续召开的中国古代小说数字化国际研讨会上，确认彼此的立场，相互交换意见，以建立相应的方案。赵宽熙的意见极富前瞻性，应是我们共同努力的方向。

　　金文京：近年来的学术交流，促使日本学者增强了联合意识。日本现在只有中国古典小说研究会，还没有专门研究《三国演义》的学会组织。最近，大东文化大学的渡边义浩教授（研究三国历史）带头倡导成立三国志学会，打算以文史结合为宗旨，集中力量全面展开相关的研究活动，加强国际交流。今年七月将召开成立大会，也要邀请一些中国和其他国家的学者参加。我希望通过这些活动，更加促进《三国演义》各方面的研究。

　　沈伯俊：金教授，我们这次对话，可以说是一次具有国际视野的学术回顾与展望。我相信，它对今后中日两国的《三国》研究都将发挥积极的促进作用。

　　金文京：我也很满意这次对话，相信不远的将来能够得到更为美满的研究成果。关心《三国演义》的读者，可拭目以待。

原载《文艺研究》2006年第4期

发布日期：2008-12-0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