沈伯俊　金文京

　　编者按：《三国演义》是中国文学史上第一部成熟的长篇小说，不仅在中国家喻户晓，而且深受世界各国，特别是亚洲各国人民的喜爱。为此，本刊特约请中国《三国演义》研究专家沈伯俊教授、旅日韩国《三国演义》研究专家金文京教授，就中国和日本的《三国演义》研究进行对话，总结成绩，指出问题，展望前景，以期推动今后的研究，促进中日文化交流。

　　沈伯俊，1946年生，1970年毕业于四川大学外文系。1980年到四川省社会科学院从事古典文学研究。历任文学研究所副所长、哲学文化研究所所长、文学研究所所长、研究员。现任四川大学文学与新闻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兼任中国《三国演义》学会常务副会长兼秘书长。主要著作有《三国演义辞典》、《校理本三国演义》、《三国演义》评点本、《罗贯中和〈三国演义〉》、《三国漫话》、《三国演义新探》、《图说三国》、《沈伯俊说三国》等。

　　金文京，1952年生于东京，国籍韩国，1979年日本京都大学大学院中文系博士课程修了。现任京都大学人文科学研究所教授。主要著作有《花关索传研究》、《三国演义的世界》、《三国志的世界》等。

　　沈伯俊：金文京教授，在中国古典名著中，《三国演义》大概是中日两国人民共同感兴趣的小说。上世纪80年代以来，中国的《三国演义》研究取得了长足进展，中日两国学者在这一领域的交流也有了新的面貌。我想和您共同回顾这一时期的研究情况，并对研究的发展趋势进行展望，您看好吗？

　　金文京：很高兴有机会同沈教授一起进行回顾和展望。《三国演义》作为中国古代小说的代表性作品，成书以后，很快传播到日本、韩国（朝鲜）、越南等近邻国家，产生了广泛的影响。这些国家的人民对《三国演义》的喜爱、对其内容的熟悉程度，比之中国，可谓毫不逊色。早在元代，朝鲜半岛的高丽人所编的汉语会话课本《老乞大》中就有当时高丽商人在大都（今北京）的书店买到《三国志平话》的记载，这是有关《三国志平话》最早的文献纪录。而在日本，1689－1692年之间出版的湖南文山（京都天龙寺的两位和尚义辙、月堂的合名）所译《通俗三国志》是世界上第一个《三国演义》的外文译本，对《三国演义》在日本的普及产生了极大影响。长期以来，日本学者都很重视《三国演义》研究。因此，日、中两国学者就此进行交流，确实是非常有意义的。

一、新的进展，新的突破

　　沈伯俊：上世纪80年代以来，中国的《三国演义》研究发展健康，成绩突出，为整个古代文学研究界所瞩目。其主要标志是：其一，学术成果大量涌现。根据我的初步统计，这一时期，中国大陆已经公开出版《三国演义》研究专着、专书大约140部，相当于过去三十年总数（5部）的二十八倍；发表研究文章大约2000篇，相当于过去三十年总数（135篇）的十五倍。其中包括一批水平较高，影响较大的成果。其二，学术会议接连举行。二十五年来，总共举行了十七次全国性的《三国演义》学术研讨会，五次专题研讨会，两次国际研讨会。这些会议，有力地推动了研究的发展。其三，学术团体纷纷成立。继1984年4月中国《三国演义》学会成立之后，一些省、市、县级学会也陆续成立，有的地方还建立了专门研究机构。它们是《三国演义》研究事业不断发展的主要推动者。

　　金文京：日本目前保存了元代两种不同的《三国志平话》版本以及明代《三国演义》的几种版本（在中国大都已失传），这些宝贵资料，无疑为研究工作提供了便利条件。日本学者对《三国演义》各方面的研究所取得的诸多成果，可供中国学者参考。只因国情不同等种种因素，日本学者的观点及研究方向、兴趣所在都与中国学者有所差别，甚至某些问题上存在着意见分歧，需要两国学者之间进一步的交流和讨论，这对《三国演义》研究的发展应该是有益处的。

　　沈伯俊：二十五年来，中国《三国演义》研究的广度和深度都大大超过了以往任何历史时期，在一系列问题上提出了许多新的见解，取得了若干新的突破。其中，最为引人瞩目的有下列几个问题：第一，关于罗贯中的生平籍贯。这个问题，以往研究不多。80年代以来，人们对罗贯中的籍贯、交游等问题进行了积极的探讨，主要围绕其籍贯问题的“东原”、“太原”两说展开争鸣。持“东原”说的代表性论文有刘知渐的《重新评价〈三国演义〉》（载《社会科学研究》1982年第4期）、王利器的《罗贯中与〈三国志通俗演义〉》（载《社会科学研究》1983年第1－2期）、沈伯俊的《关于罗贯中的籍贯问题》（载《海南大学学报》1987年第2期）等；持“太原”说的代表性论文有李修生的《论罗贯中》（载《山西师院学报》1981年第1期）、孟繁仁的《〈录鬼簿续编〉与罗贯中种种》（载《三国演义学刊》第2辑，四川省社会科学院出版社1986年8月版）、刘世德的《罗贯中籍贯考辨》（载《文学遗产》1992年第2期）等。在两种观点的碰撞中，刘颖在《罗贯中的籍贯——太原即东原解》（载《齐鲁学刊》1994年增刊）中提出，《录鬼簿续编》所说的“太原”，很可能是指东晋、刘宋时期设置的“东太原”，即山东太原，与“东原”实为一地。杨海中的《罗贯中的籍贯应为山东太原》（载《东岳论丛》1995年第4期）、杜贵晨的《罗贯中籍贯“东原”说辨论》（载《齐鲁学刊》1995年第5期）也进一步论述了“太原”应指“东太原”，亦即“东原”。这一具有启发意义的思路，为“东原”说与“太原”说打通了联系，朝着问题的解决前进了一步（参见拙作《新的进展，新的突破——新时期〈三国演义〉研究述评》，收入本人所著《三国演义新探》，四川人民出版社2002年版）。

　　金文京：罗贯中的生平籍贯，是中国学者的热门话题，却被日本学者冷落了。主要的原因在于日本学者一般对罗贯中的作者地位持不置可否的态度，因为有关罗贯中的惟一可靠的文献是《录鬼簿续编》，而没有具体的资料足以证明《录鬼簿续编》所说的罗贯中就是《三国演义》的作者。日本学者并不积极地探索罗贯中籍贯诸问题，原因也即在此。我的《罗贯中的本贯》（载《中国古典小说研究动态》1989年第3号）大概是目前惟一的论文，文中主张金末元初北人南徙为人口流动的主要动向，正如元曲四大家之一的白仁甫原是山西河曲人，在金末元初先寄居河北真定，后定居南京。罗贯中或他的父祖辈也很可能先是太原人，后来移居东平，再转到杭州，因为我们有理由相信写定《三国演义》的作者不熟悉北方地理，可能是南方人。

　　沈伯俊：80年代以来，中国《三国演义》研究中第二个引人瞩目的问题是：关于《三国演义》的成书年代。长期以来，学术界公认《三国演义》成书于元末明初。一些学者不满足于“元末明初”的笼统提法，对《演义》的成书年代问题作了进一步的探讨，提出了五种有代表性的观点：一、“成书于宋代乃至以前”说。持此观点者主要是周邨的《〈三国演义〉非明清小说》一文（载《群众论丛》1980年第3期）。此说完全忽视了《三国演义》吸取元代《三国志平话》和元杂剧三国戏内容的明显事实，难以成立，因而至今无人赞同。二、“成书于元代中期”说。持此说者以章培恒的《三国志通俗演义》排印本前言（上海古籍出版社1980年版）和袁世硕的《明嘉靖刊本〈三国志通俗演义〉乃元人罗贯中原作》（载《东岳论丛》1980年第3期）为代表。章培恒认为“《三国志通俗演义》似当写于元文宗天历二年（1329）之前”，袁世硕则认为《演义》成书于14世纪20年代到40年代。近年来，杜贵晨又进一步认为《演义》“成书于元英宗至治三年（1323）至元文宗天历二年（1329）之间，即泰定三年（1326）前后”（《〈三国志通俗演义〉成书及今本改定年代小考》，载《中华文化论坛》1999年第2期）。三、“成书于元末”说。持此说者以陈铁民的《〈三国演义〉成书年代考》（载《文学遗产增刊十五辑》，中华书局1983年版）和周兆新的《〈三国志演义〉成书于何时》（载其主编之《三国演义丛考》一书，北京大学出版社1995年版）为代表。四、“成书于明初”说。持此说者较多，如欧阳健的《试论〈三国志通俗演义〉的成书年代》（载《三国演义研究集》，四川省社会科学院出版社1983年版）、任昭坤的《从兵器辨〈三国志通俗演义〉的成书年代》（载《贵州文史丛刊》1986年第1期）等。五、“成书于明中叶”说。持此说者有张国光的《〈三国志通俗演义〉成书于明中叶辨》（载《社会科学研究》1983年第4期）、张志合的《从〈花关索传〉和〈义勇辞金〉杂剧看〈三国志通俗演义〉的成书年代》（载《河南大学学报》1990年第5期）、李伟实的《〈三国志通俗演义〉成书于明中叶弘治初年》（载《吉林社会科学》1995年第4期）等。近年来，张志和（即张志合）接连撰文，力主此说（见其《透视〈三国演义〉三大疑案》一书，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2年版）。面对上述诸说，我曾经提出：要确定《三国演义》的成书年代，必须具备三个条件：第一，对作者的生平及其创作经历有比较清晰的了解。第二，确认作品的原本或者最接近原本的版本。上述诸说，大部分把嘉靖壬午（元年，1522）本《三国志通俗演义》（简称“嘉靖壬午本”）视为最接近原本面貌的版本，甚至径直把它当作原本，在此基础上立论。然而，近年来的研究表明，嘉靖壬午本乃是一个加工较多的整理本，这样，以往论述的可靠性就不得不打一个相当大的折扣。第三，对作品（包括注文）进行全面而细致的研究。直到今天，我们尚未充分具备上述三个条件。因此，要真正形成令绝大多数学者信服的结论，仍有待于更加深入、更加系统的研究。

　　金文京：对于《三国演义》的成书年代，日本学者很少研究。上面我已说过，日本保存了中国早已失传的多种《三国演义》版本，这就构成了研究上得天独厚的有利条件。也因此，日本学者的贡献主要表现在版本系统的研究上。

　　沈伯俊：正好，我要谈的80年代以来中国《三国演义》研究中第三个引人瞩目的问题就是：关于《三国演义》版本的整理与研究。先谈谈版本的整理。二十五年来，《三国》版本的整理出版形成了前所未有的繁荣景象。按照出版形式，可以分为影印、排印两大类别。关于影印本，就我所见，比较系统地影印《三国》版本者主要有四家：一、台湾天一出版社影印的《明清善本小说丛刊》。其中的“《三国演义》专辑”共收书8种，除最后两种系续书外，包括以下6种：（1）《三国志通俗演义》，万历十九年（1591）金陵周曰校刊本；（2）《三国志传评林》，明万历年间余象斗刊本；（3）《通俗演义按鉴三国志传》，万历三十三年（1605）郑氏联辉堂三垣馆刊本；（4）《三国志演义》，杨春元校，万历三十八年（1610）书林杨闽斋刊本；（5）《李卓吾先生批评三国志》，清初吴郡绿荫堂覆明刊本；（6）《第一才子书》，清三槐堂刊本。二、陈翔华主编，中华全国图书馆文献缩微复制中心影印的《三国志演义古版丛刊》。其第一辑包括5种版本：（1）《全像批评三国志传》，万历二十年（1592）余氏双峰堂刊本；（2）《汤学士校正全像通俗三国志传》，江夏汤宾尹校正，明万历间刊本；（3）《通俗演义三国志传》，明万历间刘龙田乔山堂刊本；（4）《三国志传》，明朱鼎臣辑；（5）《三国英雄志传》，清宝华楼刊本。第二辑包括7种版本：（1）嘉靖二十七年（1548）建阳叶逢春刊本《三国志传》；（2）上海残本散叶；（3）夏振宇本；（4）周曰校本；（5）熊清波刊本；（6）熊佛贵忠正堂刊本；（7）李卓吾评本。三、中华书局影印的《古本小说丛刊》，包括６种《三国》版本（按《丛刊》编辑顺序）：（1）《全像三国志传》，万历三十九年（1611）郑世容刊本；（2）《三国志传》，万历年间乔山堂刘龙田刊本；（3）《三国志传》，万历三十三年（1605）联辉堂郑少垣刊本；（4）《三国志传评林》，万历年间余象斗刊本；（5）《三国志传》，万历二十年（1592）双峰堂刊本；（6）《鼎峙三国志传》，明藜光堂刘荣吾刊本。四、上海古籍出版社影印的《古本小说集成》，包括2种《三国》版本：（1）嘉靖元年本《三国志通俗演义》；（2）《二刻英雄谱》，全称《精镌合刻三国水浒全传》，明崇祯末年雄飞馆刊本，二十卷，每页上层为《水浒》，下层为《三国》，其中《三国》为“李卓吾评本”。此外，还有一些出版社影印了某些《三国》版本，如北京大学出版社影印的《钟伯敬先生批评三国志》，浙江人民出版社、中国书店分别影印的《增像全图三国演义》。

　　金文京：台湾天一出版社的《明清善本小说丛刊》、上海古籍出版社的《古本小说集成》等大型丛书中的《三国演义》影印本，无不利用日本所藏的版本；而在日本国内，因经济条件所限，却几乎没有出版过影印本。惟一的例外是井上泰山影印的《三国志通俗演义史传》（关西大学出版部，1998年），即现藏于西班牙的叶逢春本。此书一出，很多中国学者始能借以目睹叶本面貌，影响颇大。不过，此书的影印并不完善，它把原本版框上的号码全部删掉，不能不说是功亏一篑。由陈翔华主编、去年出版的《三国志演义古版丛刊》第二辑收录此书，保留了原本编号，才算弥补了这一不足。

　　沈伯俊：关于排印本。80年代以来，《三国》的各种排印本纷纷问世。其中相当一部分并未经过认真整理，缺乏学术价值。不过，确有一些排印本贯注了整理者的研究心得，在底本选择、整理方法、整理质量等方面各具特色，具有较高的学术价值。其中值得注意的有这样两类：一、底本具有较高价值者。除了毛本《三国》已有多种标点本、校注本之外，若干重要版本都已有了标点本或校注本。如嘉靖壬午本《三国志通俗演义》（有汪原放标点本，上海古籍出版社1980年版；沈伯俊校注本，花山文艺出版社1993年版）、周曰校本（有刘敬圻、关四平点校本，北方文艺出版社1994年版）、《李卓吾先生批评三国志》（有宋效永、奚泉民整理本，黄山书社1991年版；沈伯俊校理、李烨注释本，巴蜀书社1993年版）、《钟伯敬先生批评三国志》（有李灵年、王长友校点本，安徽文艺出版社1994年版）。二、在整理方法上有所开拓者。如我自20世纪90年代以来，先后出版了《校理本三国演义》（江苏古籍出版社1992年版）、毛本《三国》整理本（中州古籍出版社1992年版）、嘉靖壬午本《三国志通俗演义》整理本、《李卓吾先生批评三国志》整理本，以很大力量校正底本中的大量“技术性错误”（指那些并非出自作者的创作意图，并非作品艺术虚构和艺术描写的需要，而纯粹由于作者一时笔误或者传抄、刊刻之误而造成的，属于技术范畴的错误），得到学术界同行的高度评价。

　　金文京：对于沈教授的几种《三国》整理本，日本学者也比较重视。上田望博士就曾在日本《中国古典小说研究》1996年第2号上发表《排印本〈三国演义〉的新面貌——以沈伯俊校理本为中心》一文，对您的几种《三国》整理本和《三国演义》评点本作了介绍，并予以充分肯定。

　　沈伯俊：其次，谈谈对《三国》版本源流的研究。现存的《三国演义》明代版本将近30种。过去一个长时期中，人们普遍认为：现存最早的嘉靖壬午本就是最接近罗贯中原作的版本，或者就是罗氏原作；《演义》只有由嘉靖壬午本派生的一个版本系统。上世纪80年代以来，学者普遍承认《演义》版本分为“通俗演义”和《三国志传》两大系统。前者以嘉靖壬午本为代表，后者以叶逢春刊本《三国志传》为代表。这两大系统究竟何者更接近原作面貌？主要有两种观点：一、认为嘉靖壬午本是反映了《三国演义》原本面貌，或更接近原作面貌的版本，以刘世德为代表。二、认为《三国志传》的祖本更接近罗贯中的原作，以张颖、陈速、陈翔华、周兆新、沈伯俊等为代表。

　　金文京：关于版本系统的问题，日本学者小川环树在1965年发表《关索的传说及其它》（原载岩波书店日译本《三国志演义》第8册，后收于1968年出版的《中国小说史研究》），便指出毛评本所见有关关索的故事为嘉靖本所无，却见于周曰校本，而郑少垣本等建阳出版的部分版本都有跟周曰校本不同的关索故事。这无疑对《三国演义》版本系统的研究具有极大的启发性；只因当时资料不足，没能展开进一步的探讨。1979年成化本说唱词话《花关索传》影印出版，便为解决这一问题提供了重大线索。1989年我和几位朋友（古屋昭弘、大木康、冰上正、井上泰山）共同研究、撰写的《花关索传研究》（汲古书院出版）一书中，我就指出：不管是周曰校本系统或郑少垣本系统，其中有关关索的故事都是后来加上的，而并不是原有的，否定了当时有些学者所持的罗贯中原本就有关索故事，被嘉靖本编者删掉的看法。且根据这一观点，把《三国演义》的版本分为五类，即：一、没有关索故事的嘉靖壬午本（后来加上西班牙所藏另一嘉靖本即叶逢春本）；二、有关索征云南的周曰校本系统（包括李卓吾本、毛评本等）；三、有花关索荆州认父的建阳繁本《三国志传》系统；四、有关索故事却与周曰校本系统同中有小异的建阳简本《三国志传》系统；五、既有关索故事又有花关索故事的《英雄谱》本系统。

　　同一时期，中川谕的《〈三国志演义〉版本研究——毛宗岗本的成书过程》一文（载《东洋学集刊》1989年61号）指出: 周曰校本系统的版本在嘉靖本系统的基础上，除关索故事之外，还增补了十处根据史书的内容。我的《〈三国志演义〉版本试探——以建阳诸本为中心》一文（亦载《东洋学集刊》61号）则提出具体的例子来证明余象斗本等建阳繁本系统的部分文字保留了比嘉靖本更早的原始面貌。上田望的《〈三国志演义〉版本试论——关于通俗小说版本演变的考察》一文（载《东洋文化》1990年71号）则从晚明时代背景及地域性出版文化的角度去分析《三国演义》版本的分化过程。以上三篇论文的中文译本都收入周兆新主编的《三国演义丛考》（北京大学出版社1995年版）。中川谕的《三国志演义版本研究》（汲古书院1998年版）吸收了这些研究成果，把版本分为三大系统：一、二十四卷本系统；二、二十卷繁本系统；三、二十卷简本系统（他的分类虽比我少了二类，其基本观点是一样的），并对每一个系统的各种版本加以详细的说明。另外，上田望的《毛纶、毛宗岗批评〈四大奇书三国志演义〉版本目录（稿）》（载《中国古典小说研究》1998年4号）、《毛纶、毛宗岗批评〈四大奇书三国志演义〉和清代的出版文化》（载《东方学》2001年101辑）和中川谕的《关于继志堂刊〈三国英雄志传〉》（《中国社会文化》2006年20号）分别研究毛评本的情况，打破了以往长期流行的清朝以后毛本独占天下的主流看法,证明毛本其实到了清朝中期才获得独占的地位。

　　沈伯俊：日本学者的上述论著，我都拜读过，确实有许多重要见解，对我很有启发。

　　金文京：日本学者对版本的研究都是经过对各种版本的严谨比对，得到的结论具有较高的客观性，因此，学者之间没有很大的意见分歧。而这些结论目前大部分已被中外学者所接受，成为共识。英国魏安的《三国演义版本考》（上海古籍出版社1996年版）是一部内容扎实、记述详细的好书，而它的主要论点也跟日本学者的看法基本上是相同的。至于目前中国学者争论的嘉靖壬午本和叶逢春本究竟哪一个更接近罗贯中原作的问题，日本学者一般认为确定原本面貌现在言之过早。这两种版本无疑是属于同一系统，但文字上互有得失，难以遽定孰先孰后，需要更细密的比对研究。以上关于版本研究的情况，请参看石昌渝主编的《中国古代小说总目·白话卷》（山西教育出版社2004年版）中由我撰写的《三国演义》部分。

　　沈伯俊：80年代以来，中国《三国演义》研究中第四个引人注目的问题是：关于《三国演义》的主题。有关讨论主要表现在三个方面：一、关于《三国》主题的多种概括。一些学者先后提出了“赞美智慧”说、“天下归一”说、“讴歌封建贤才”说、“悲剧”说、“总结争夺政权经验”说、“向往国家统一，歌颂‘忠义’英雄”说等十余种观点。二、关于主题研究的必要性与合理性。由于对主题的概括一时众说纷纭，曾有学者对此表示怀疑和否定，认为主题根本就不存在，对主题的研究毫无意义。对这类观点，沈伯俊撰文予以辨驳，肯定了主题研究的必要性及其学术价值（见《向往国家统一，歌颂“忠义”英雄——论〈三国演义〉的主题》，载《天府新论》1985年第6期）。三、关于主题的观念和研究主题的方法。沈伯俊认为：“主题乃是作者通过作品内容所表达的看法和主张。因此，我们对主题的概括既要提挈作品的全局，又要反映作者的思想。”“同一部作品，在不同时代、不同阶级、不同经历、不同性格的读者心中所唤起的感受，往往是大相径庭的。人们可以阐发自己各不相同的感受，却不应该把这些感受都称为‘主题’。”（同上括注）欧阳健则认为：“主题这个概念也应该看作是一个模糊概念，它既可以指作家想告诉人们什么，也可以指作品实际上提供了什么，还可以指读者从中领悟到了什么，以及这三者的统一。”“主题探究的模糊性就相应地造成了主题研究成果的相对性。”“从这个意义说，对于《三国演义》主题的说法的五花八门，正标志着研究的深入。这个过程永远不会完结。”（《有关〈三国演义〉研究的两个问题的思考》，载《明清小说研究》第2辑，中国文联出版公司1985年版）。

　　金文京：对于《三国演义》的主题，日本学者的兴趣不是很大。中国学者的研究，可供我们参考。

　　沈伯俊：中国《三国演义》研究中第五个引人瞩目的问题是：关于《三国演义》的人物形象。《三国演义》总共写了一千二百多个人物，其中有名有姓的大约一千人，堪称古代小说中写人物最多的巨著。其中，形象生动、性格鲜明、家喻户晓的人物就有几十个，而曹操、诸葛亮、关羽等形象更是文学史上所公认的典型。80年代以来，《三国》人物形象研究取得了显著成绩，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一、研究范围明显扩大。对过去很少论及的人物，如刘备、张飞、赵云、魏延、庞统、司马懿、孙权、周瑜、鲁肃、陆逊，以及谋士、使者等群体形象，出现了一批专题论文。二、研究的深度、角度、方法都大大拓展，新见迭出。如刘上生运用系统论方法分析曹操的性格结构，认为它是由相互联系的追求、掩盖和调节三种机制和相互渗透的心理、伦理、政治三个层次组成的复杂网络系统，以追求机制为轴心的性格机制相互作用的平衡和失控，形成性格基本稳态特征和动态变化的矛盾统一，便颇有新意（《试论曹操性格的整体结构及其意义》，载《湖南教育学院学报》1988年第3期）。三、对人物形象塑造理论进行了深入的探讨，集中表现为《三国》人物是否“类型化典型”的争论。傅继馥提出：“《三国志通俗演义》中的重要人物形象，是古代文学中类型化艺术典型的光辉高峰和不朽的范本。”（《类型化艺术典型的光辉范本》，载《社会科学战线》1983年第4期）石昌渝认为，“类型化典型”的提法是不正确的（《论〈三国志演义〉人物形象的非类型化》，载《三国演义学刊》第1辑）。张锦池则认为，《演义》塑造人物的方法具有多样性，很难用类型化艺术典型或非类型化艺术典型来论定。其总的特点是博采雅俗，因材成型（《论〈三国志通俗演义〉的创作原则和人物描写》，载《明清小说研究》1993年第1期）。

　　金文京：对于《三国演义》的人物形象，日本学者的研究不及中国学者。不过，也有一些论文值得注意。如土屋文子的《隆中·武当山·卧龙冈——诸葛亮的道教性格》（载《中国古典小说研究动态》1993年第6号）、竹内真彦的《〈三国志演义〉中关羽的称呼——围绕〈演义〉的形成》（载《日本中国学会报》2001年第53集）、角谷聪的《三国志故事的形成——以蜀地方所传张飞庙说话为中心》（载《中国古典小说研究》2005年第10号）等论文，都从不同的角度阐发《三国演义》中一些重要人物形象的某些特征，展现了年轻一代的研究成果。

　　沈伯俊：除了上述五个问题，中国研究界讨论热烈、进展较大的还有三个问题：关于《三国演义》的创作方法与艺术成就；关于毛宗岗父子和毛评《三国》；关于“三国文化”研究。限于篇幅，这里姑且从略。

　　金文京：在日本，研究成果比较突出的还有几个方面。一是关于《三国志平话》的研究。上面说过，元代《三国志平话》的两种版本都保留在日本。其中元至治间建阳虞氏所刊本大家早就知道，而与之同一内容的《三分事略》（天理图书馆藏）则是在1990年影印本（东京八木书店）出版以后才渐为人们所知。中国部分学者因《三分事略》题目中有“至元新刊”字样，曾认为《三分事略》的刊刻比《三国志平话》早；不过日本学者一般都同意影印本解题中入矢义高的意见，即《三分事略》是一部粗糙的坊刻本，其刊刻年代应晚于《三国志平话》。对于《三国志平话》和《三国演义》的比较，在中国自从孙楷第《〈三国志平话〉与〈三国志传通俗演义〉》（载《沧州集》，中华书局1965年版）之后，似乎没有多大进展。而日本方面，小川环树的《〈三国演义〉的发展踪迹》一文（载《中国小说史研究》），讨论了《三国志平话》开头部分的佛教性质及张飞人物形象的突出；我也写过《试论〈三国志平话〉的结局》（在2005年8月在北京举行的“第四届中国古代小说数字化研讨会”上发表），分析《三国志平话》的结局和元明两代正统思想转变的关系。至于《三国志平话》和元杂剧中三国戏的比较，有高桥繁树的系列论文《三国杂剧和三国平话》（1）－（4）（载《中国古典研究》19、20号，1973－1974年）；我著《三国志演义的世界》（东方书店1993年版）中也有所论及。二阶堂善弘、中川谕合著的《三国志平话》（光荣社1999年版），是日文全译加以注解，也有较大的参考价值。

　　沈伯俊：中国学者关于《三国志平话》的研究，我在《三国演义辞典》的《研究情况》部分和另外几篇文章中曾作过介绍。不过，这一研究并未形成热点，进展也不大。

　　金文京：日本学者研究成果比较突出的另一方面是对《花关索传》的研究。《花关索传》无论对研究《三国演义》的版本或内容都具有极大的资料价值。上面提到的我与几位朋友合著的《花关索传研究》，内容包括原本的影印、对原文的校注，以及对语言特征、《三国演义》版本和关索的关系、有关关索的传说研究，还有相关的资料目录，是迄今为止有关《花关索传》最详实的研究。另外，我的《关羽之子与孙悟空》（原载《文学》1986年54卷，中文译文载于《中外文学》1986年15卷4期），专门讨论《花关索传》的英雄史诗和神话特点；大塚秀高的《关羽的故事》（《中国小说生成史研究》第二章，中文译文收入周兆新主编之《三国演义丛考》）则针对关羽的神话形象进行了分析。

　　沈伯俊：对于《花关索传》，中国学者除朱一玄先生出版过校点本（收入其校点的《明成化说唱词话丛刊》（中州古籍出版社1997年版）并发表过《校点记》之外，仅有个别学者发表过论文，研究深度不及日本学者。

　　金文京：日本学者研究成果比较突出的还有一方面是编纂研究文献目录。中川谕、上田望合编了《〈三国志演义〉研究文献目录稿》（载《中国古典小说研究动态》1990年第4号）、《订补》（同上刊1991年第5号）。对此，俄国李福清编有《补遗》（同上刊1994年最终号），收录了中日、欧美的相关著作及论文。而中林史朗、渡边义浩合编的《三国志研究要览》（新人物往来社1996年版），则是文史的综合目录。

　　沈伯俊：对于研究文献目录的整理编纂，我多年来一直比较重视。在《三国演义研究集》（四川省社会科学院出版社1983年版）、《三国演义学刊》第一辑（四川省社会科学院出版社1985年版）、第二辑（四川省社会科学院出版社1986年版）、《三国演义辞典》（巴蜀书社1989年版）中，先后收入了我逐年分类编排的《〈三国演义〉研究论著索引》。中川谕、上田望二位合编的《〈三国志演义〉研究文献目录稿》，吸收了我这些索引的大部分内容。而我后来进一步充实《〈三国演义〉研究论著索引》时，也参考了他们的《目录稿》。这一点，可算中、日学者的一次值得纪念的交流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