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街头挂满报刊杂志的书报亭  （图片均摘自网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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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首家中央级报纸倒闭直面报刊生死

——阅报随话（55）

    秋风一起临年终，又到满城订报时。

    今年各报启动单位集体征订的工作似乎比往年更早，我所接触到的中央级和本地的一些报刊已经纷纷开始向系统所属各级组织摊派任务、下指标了。而各地各级组织也开始轰轰烈烈开会动员，分摊指标，又是闹得基层怨声载道。

    这时，听到了《中国新闻报》倒闭停刊的消息，不知怎么的，竟然有些幸灾乐祸起来。

    8月28日，《中国新闻出版报》发布了一则公告称，鉴于《中华新闻报》经营不善，严重资不抵债，无法继续正常出版，经新闻出版总署批准，停刊清算。9月3日，新华社记者从国家新闻出版署获悉，这是迄今为止第一家中央级新闻报纸倒闭。《中华新闻报》是中华全国新闻工作者协会主办的中央级媒体，创刊于1993年5月5日。作为全国新闻行业的沟通平台，《中华新闻报》曾被誉为“媒体中的媒体，新闻中的新闻”。可就是这个“新闻巨头”，终于在这个秋天轰然倒地，结束了16年的生命。

    对这件事情，网络上似乎并没有轰动气氛，但还是有媒体对此大做文章的。业界的评价是积极的，终于有中央级的媒体引入了退出机制，表明新一轮报刊体制改革力度明显强于之前。据新华社报道，8月14日，中央在南京召开了全国文化体制改革交流会。为贯彻落实会议精神，国家新闻出版总署已经通过了非时政类报刊改革实施细则，将于近期颁布。据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报道，新闻出版总署新闻报刊司负责人表示，目前报刊退出机制正在试点中，将在不久后在全国推开，报刊业将形成竞争有序、有进入许可、有退出标准的一个良性环境。

    对此，广大读者的评价也是积极的。可以相信，长期以来强行征订、硬拉广告的怪现象也将得到有效遏制。

    据新闻出版总署统计，2008年全国共出版期刊9549种，总印数31.05亿册；报纸1943种，总印数442.92亿份。这么巨量的报刊，是靠什么来生存的呢？讲的直白一点，不少报刊一靠强行摊派公款征订，二靠强掏老百姓的腰包。

    看到一份根据国家统计局农村司布置的安徽调查总队对安徽定远、凤台等县就农村报刊征订工作情况的专题调查。2006年度，根据中办、省办和各市县有关文件精神开展的征订，也就是说符合上级精神的征订，仅灵璧县实际征订人民日报530份，《求实》390份，安徽日报2580份，省江淮杂志3500份，市《拂晓报》6270份，总征订费额近250万元。报刊杂志征订工作的任务分配形式主要是由县有关职能部门按领导的安排及省、市、县红头文件精神，由县统一分配到乡镇，经费由县财政直接从乡镇及机关单位统一扣除，然后乡镇效仿再分解到村、中小学校。

    尽管如此，征订中不正常的现象还是存在。如征订任务偏重、数量偏多，重复过多的现象，庐江县某县直单位在职人员7人，规定订阅的报刊有《人民日报》1份、《经济日报》1份、《求是》1份、《安徽日报》2份、《江淮》2份、《巢湖日报》4份；自订报刊有《农民日报》、《中国信息报》、《粮油市场报》、《安徽科技报》、《安徽经济报》、《现代农村报》各1份。

    再如部门报刊、关系报刊仍然存在，乡镇所设部门还有对应的上级部门要求订的报，有些报纸在当地都有发行站，他们找关系扩大发行量。歙县反映部门发行的报刊，由本系统下指标给下属单位，基层单位将指标下给单位职工，完不成任务的从工资中扣钱，单位职工再将报刊压给有关的企业、学校或村组，不要也得要，不然以后在办事上会遇到麻烦。

    再有就是农村学校征订负担过重，意见较大。有的村子只有50多个学生，3个教师，却至少要订一份《安徽日报》、3份《滁州日报》。庐江县某所小学在校学生137人，学杂费每人70元，合计收入9590元。每学期的支出为14700元（其中报刊征订费用为900元），收支倒挂5110元。报刊费用的加大，给本来经费紧张的中小学雪上加霜。同样，根据国家统计局农村司布置的河南省农村报刊征订情况也相同。由此可以说明，全国农村报刊征订情况大致如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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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山东淄博齐陵二中启动了“百种报刊进校园”工程。由学校精选优秀报刊目录，本着学校订阅和个人自愿订阅的原则，共订报刊110多种，760余份。

    我不知道这些报刊究竟有多少适合中学生阅读？又有多少学生有时间去阅读？这些报刊的征订费用中学校部分从哪里支出？所谓个人自愿订阅是否真正出于学生自愿？是否还是变相地向学生摊派？对此，我真的不乐观。

    那么，城市的报刊强行征订、指标摊派的情况如何呢？我一时还没有找到有关的资料，但我可以断言，城市存在问题要比农村严重得多。据我所知，我单位所征订的报刊不下几十种，有些报刊甚至从未有人阅读过，几天下来堆放成山，浪费极大。这种情况在机关、事业单位、企业、学校等极为普遍，包括个体户也概莫能外。不少人因工作关系，家里由单位所订的、关系部门赠送的报刊也不下十几种。报刊过多过滥，已成灾害。

    中国有近2000种报纸，亏本又没人看的报纸不少。其中，既有各部门各行业的所谓“机关报”，又有一些大媒体集团的所谓“子报”。我国行业报种类繁多，几乎每个行业组织都有自己的报刊。在行业报发行的历史上，许多报纸的推广是通过行业组织和系统进行的。各报之间的竞争，实际上是行业系统自身行政控制力的竞争。如《工人日报》靠工会，《中国青年报》依赖共青团系统，《中国税务报》则可以通过深入到全国各个角落里的税务组织。许多行业报对于自身市场规模的理解，还仅仅停留在过去靠公款维持的系统有多少人、多少钱，对于可能开拓的报业市场是缺乏最粗浅认识的。也就是说，一旦剥离系统的公款征订支撑，这些行业报一天也办不下去。

    长期以来，我国媒体的发行市场和广告市场都被行政力量膨化和扭曲。据有关方面提供的数据，我国媒体的发行市场规模在160亿到200亿之间，国家统计的强制公款征订部分资金约60亿－100亿。目前我国大约有1250种报纸以公费订阅为主。不少报纸虽然早就被读者抛弃，却仍“顽强”地活着，还不是“靠山吃山，靠水吃水”。这样的报纸硬撑下去，白白消耗许多资源，既是对读者不负责，也是极大的浪费。

    现在，国家新闻出版总署已经明确，非时政类报刊出版单位的转制工作将全面启动，而中华全国新闻工作者协会主办的报纸先行停办。看起来，对新闻出版体制改革，国家主管部门已经具备了“壮士断腕”的勇气和决心。然而，人们还是担心，这场整顿治理有走过场的可能。

    我们知道，对报刊业的整顿治理并非从今日始，国家新闻出版署从1999年就开始计划用两至三年的时间，对中国报刊业进行一次彻底整顿，曾经提出除党报外，省市各主管部门兴办的报纸一律停办。而事实上各省市实际出台的报刊整顿办法，较之新闻出版署提出的严格要求来说要宽松多了。以报纸整顿为例，现实的做法是将原来由各行政部门主办的报纸统统纳入同级党报，成立所谓的报业集团。换句话说让党报吃掉行业报，原因是党报不在整顿范围内。对被合并的行业报来说，接受这样一个事实虽然有点痛苦，但报纸总算保了下来。老总们不必为自己可能失去的官位担心了，同时报纸也可以照常出版，只是大老板换了而已。所以，长期以来强行征订、硬拉广告的现象有所遏制，但没有根本改观。

    这次，对于经营不善的报社实施“猝死疗法”，尤其是对中央级的媒体推行“退出机制”，使中国的报刊业和从业人员直面报刊的生生死死，这是值得赞扬的一件好事。但选择《中华新闻报》作为中央级媒体退出机制的实验点，应该说还只是一种“边缘突破”，虽然为推动进一步的改革提供了一些威慑力，但如果不从体制上进行根本改革，不从根上斩断报刊公款征订、强行摊派的渠道，我们很担心这场改革还是走过场而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