读着这个题目，突然想起了自己，想到了我们这一批五六十年代出生的人。我们不仅遇上了“国民阅读的尴尬”，确切地说是遇上了“国民阅读的灾难”。中国文化发展到六十年代中期，整整十年突然中断，而且被他们的后代连根带叶撸个精光。我们这一代人从小学、初中到高中，卷入狂乱愚昧的政治漩涡，那才是最该读书的年龄却无法读书，最该读书的群体却不在读书。而且，这个读书的概念不仅是指图书的阅读，更指的是基础文化知识的学习。同时，我们这一代人还遇上了阅读资源的严重匮乏，和我们这一代人的人体营养严重匮乏一样。（现在有些年轻人不满现状竟无知地赞美文革，实在是他们没有经历过这个共和国历史上最荒唐的时期有关）那时，除了《毛选》、《马列选集》和极少部分如鲁迅著作等允许出版的书籍外，人们无法见到再多的书籍，包括文化知识课本和古今中外名著。

    想到这里，心里豁然了。因为今天讲的所谓国民阅读困境毕竟和当年的阅读困境有着本质的不同。今天我们讲的国民阅读主要是指中外经典著作的阅读，主要是指青少年对名著阅读不够。现在的大中学生语文教材入选的中外名著不谓不多，只是学生们苦于陷在应试题海之中，以使他们失去了对名著阅读的愉悦，这确实是中国教育机制的失误之一。但这种阅读缺陷还不足以造成对中国文化的灾难性破坏，因为对它的弥补还不是一个难以解决的问题。对此乐观的直接原因，是我每天路过上海书城的直观感受。看着书城每天客流量不逊于南京路上大百货店的盛况，而且青年人居多的喜人景象，我完全有理由相信，随着生活水平的提高，随着人们特别是青年人对精神生活需求的提高，国民阅读的尴尬局面会逐渐改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