事实上，正确理解人们，毕竟不是活着的真正意义，错误地理解人们才是活着。一而再再而三地误解，然后在重新考量之后，又再次误解，才能知道自己活着。

——美国小说家，菲利普·罗斯

生命的意义，其实这是一个本质主义、理性主义的命题。追问一件事情的意义，就是希求这件事情能有超出它本身的作用——在更多的空间、更多的时间里都有作用的作用。这个命题的反面——没有意义，似乎就是如果一件事只对此时此刻有意义，没有更多的意义，那就是没有意义。

古今中外的文化似乎都是按这一思路去定夺生命的意义的。

当尼采否认生命的意义时，他到底是在否认生命，还是否认生命的“意义”这种评价方式？我觉得是后者。生命不需要被他人、他时、他地、他事赋予意义，生命本身就是意义，任何一件事情本身就是意义，或者干脆扔掉“意义”这个多余的后缀，让我们直接投入到每一件事中，不去考虑那多余的什么意义问题，只求“畅快吾志”。这是不怕后果也不希求于后果的人，是真正独立的、强悍的人。

我们一般人不敢如此，我们要讲求生命的意义，要为生命定理想、定计划，并美其名曰：稳重、理性、负责。但是，绝大多数人讲求生命的意义，拉别的事情来为自己的当下辩护，倒不是为了负责，而是胆胠、不敢负责，没有别的东西支撑，自己就站不住！这正是没有生命力的表现。这也是理性主义的堕落——丰富了软弱者的虚伪技巧，成为软弱者一块强大、合理的遮羞布。

当古希腊人挖掘出理性的精神和技巧时，是为了增强人的能力，让人更强大。但到了近代，当理性被启蒙、被普及后，却被弱者改造了，变性了。尼采看到了这种堕落，所以他跳出来大骂理性——骂道德、骂民主、骂利他主义，要撕毁弱者用理性建造起来的种种借口！尼采说：“我是一把锤子！”

不敢负责的弱者有两种表现，一是今朝有酒今朝醉，哪管身后万事休；另一种是拉别的人、别的事为自己垫背，当自己被指责时，早早就准备好了推卸责任的方式、找好了退路。这种人不但不敢负责，还虚伪。

由于强悍的生命者和失败的买醉者外表有某种相似，不容易定义清楚他们的区别，所以习惯用道理为自己的软弱辩护的软弱者，喜欢把这两类人混为一谈，免得突显出真正的强悍者，衬托出虚伪的软弱者的软弱和虚伪。而强悍者又无心为自己辩护，因为辩护与他们的强悍格格不入，不屑为之。

于是，就没有多少人理解“生命没有意义”，或者“生命不需要意义”的强悍性，体会不到其中充满着生命力。

有理想、有抱负，寻求生命意义的人，竟然多是生命的弱者。一谈到生命没有意义，他们会感到从骨髓中渗出的寒意与恐惧，群起而攻之。我们的教育是弱者的教育，是虚伪的弱者的教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