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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郑振铎与高君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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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郑振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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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郑振铎（右二）在“孤岛”时期

    鲁迅评价郑振铎“此君热心好学”，叶圣陶说郑振铎“爱友若命”，郭绍虞回忆郑振铎是“最有生气最有魄力的人”。确实，郑振铎不仅是中国现代著名的作家、学者、社会活动家，同时也是屈指可数的文物收藏家、鉴定家和藏书家。

岳父归岳父，斗争归斗争

　　  胡适在1920年代曾经说过，一个好的出版社比一个大学的影响还大。这话用来形容当年的商务印书馆一点也不为过。当年的商务印书馆名家荟萃，仅是编译所就有沈雁冰、叶圣陶、郑振铎、杨贤江、胡愈之、章雪村、顾颉刚、王伯祥等。叶圣陶回忆说，商务管理宽松，杂志都是承包制，编辑的薪酬高，一天工作6小时，另有寒暑假，编书有稿费，平时可以外出兼课，每年还安排两名编辑出国游学，所有这些都是编译所同人与商务管理层斗争得来的。郑振铎便是斗争的闯将，可他入馆不久就爱上了商务编译所所长高梦旦的女儿高君箴。
　　  虽说高梦旦名重一时，是梁启超的挚友，曾担任过浙江大学堂的总教习，是商务小学教科书的奠基人，也是编纂《新字典》和《辞源》的创议者，性情和易宽厚，可在编译所同人的心目中仍然是个“资本家”。朋友们知道郑振铎爱上了高君箴，都不高兴，说：“我们千方百计与资本家斗争，你与资本家的女儿结婚，这算什么？”郑振铎明确表态：“岳父归岳父，斗争归斗争，我始终站在朋友一边。”他说到做到，1925年8月23日商务印书馆发行所同人为要求公司改善待遇，宣告罢工。编译所同人当即表示援助，次日亦宣言加入罢工。25日，印刷所和总务处亦宣言罢工。全馆共组“中央执行委员会”，领导这次罢工斗争。编译所选派郑振铎、沈雁冰、丁晓先三人担任罢工执行委员会委员。这场斗争迫使商务当局于27日答应了“复工条件”。28日复工的第一天，郑振铎又与沈雁冰、吴致觉、丁晓先、陶希圣等人组建“编译所同人会”，担任“编译所同人会”的“起草委员”，为了福利和出版事业代表编译所同人与商务当局进行不折不挠的斗争。
　　  在岳父面前，郑振铎是个叛逆者；在国民党反动派面前，郑振铎更是疾恶如仇，“仿佛要斩尽杀绝人间的一切妖魔鬼怪”，他的口号是“向着阳光走去”！1927年“四·一二”事变后，郑振铎与冯次行、章锡琛、胡愈之、周予同、吴觉农、李石岑七人给当时国民党中的所谓“三大知识分子”——吴稚晖、蔡元培、李石曾写了一封抗议信，信中说“目睹此率兽食人之惨剧”，“万难苟安缄默”，于是“涕泣陈词”！信写好后，郑振铎坚持以姓氏笔画的多少为序署名。郑的繁体字笔画最多，于是署在头一个。信是4月14日晚间写的，当晚送到上海《商报》，第二天就发表了。吴稚晖看了大为震怒，通知斯烈按名逮捕，头一个就是郑振铎。眼看怎么也躲不过去，郑振铎就在5月21日搭乘法国邮船出国避难。他在当天的日记中写道：“中国，我爱的中国……我虽然离了你，我的全心都萦在你那里，决不会一刻忘记的，我虽离开你，仍将为你努力！”

抢救古籍，不怕被误解

    1937年9月，苏州告急，郑振铎好友叶圣陶举家西迁，由汉口到重庆再到成都，发誓说“抗战不胜利决不回苏州”！郑振铎则选择留守在上海。上海成为“孤岛”后，他看到日军铁蹄蹂躏下的中原日夜火光熊熊，烬余焦纸遍空飞舞若墨蝶，看到市侩把大批古籍卖给造纸厂去造还魂纸，又看到唯利是图的藏书家将国内珍贵文物以高价卖给外国人，感到十分痛心，就与张元济、张咏霓等人组织“文献保存同志会”，为国家抢救了《脉望馆钞校本古今杂剧》等大量珍贵古籍。郑振铎认为“这个收获，不下于‘内阁大库’的打开，不下于安阳甲骨文字的出现，不下于敦煌千佛洞抄本的发现。”
　　  远在重庆的叶圣陶知道后很不愉快，虽说郑振铎嗜书成癖，有广罗典籍和佳本的宏愿，但国难当头，叶圣陶认为第一位的是抗敌救国，像郑振铎这样精力充沛、知名度高，又有卓越的组织才能的大家更应该全身心地投入“抗战”，而不应该滞留在“孤岛”，“隐姓埋名”抢救文物，尤其是郑振铎购买古籍得到教育部的资助，更让叶圣陶难以理解。他在1938年7月2日给徐调孚的信中说：“铎兄代购之元曲，中间有无出色之作？教部居然有此闲钱，亦殊可异。现在只要看到难民之流离颠沛，战场之伤残破坏，则那些古董实在毫无出钱保存之理由，我们即没有一只夏鼎商彝，没有一本宋元精椠，只要大家争气，仍不失为大中华民族也。以教育部而为此，亦不知大体之一证矣。”
　　  叶圣陶和郑振铎原本是再好不过的朋友，早在1918年就开始通信，情同手足。抗战八年间，叶圣陶给滞留在上海的夏丏尊、王伯祥、徐调孚、章雪村、范洗人等好友写了很多信，他在《〈渝沪通信〉小记》中说：“在这段漫长的岁月中，我跟上海朋友的通信大多寄给伯祥兄，或者把写给各位朋友的信并在一起，或者只写一封信请各位朋友传观。总之每次寄信都是厚厚的一叠，信封撑得鼓鼓的，收到的回信当然也一样。当时朋友间相呴相濡，所凭藉的就是几张信笺，所以每接到一封信，每寄出一封信，那种虔诚而又愉快的心情实在难以描摹。在八年多的岁月里，来往的信件大概各有二百来封。”可这“二百来封”中只有两封信是顺带写给郑振铎的，因为在他看来郑振铎“不知大体”，可郑振铎并不计较，仍以“精卫填海”的精神，抢购珍贵古籍。
　　  抗战胜利后，叶圣陶回到上海，理解了郑振铎“狂胪文献耗中年”的情怀，称赞他是社会的“贞忠”，“君居孤岛守固穷”，“潜身隘巷避侦伺，日食第将山芋烘”，“隐护人才兼文物”。郑振铎宁可勒紧腰带也要买书，每天早晚喝稀粥，中午吃烘山芋，是逆流中的一根无形的砥柱，寓有为于无为之中，表现了文化人的真精神。也正是这种可贵的“文化人的真精神”，使郑振铎成为中国现代最著名的藏书家。在《永在温情——纪念鲁迅先生》一文中，郑振铎写道：“我所藏的书都是很辛苦的设法购得的；购书的钱，都是中夜灯下疾书的所得或减衣缩食的所余。一部部书都可看出自己夏日的汗，冬夜的凄栗，有红丝的睡眼，右手执笔处的指端的硬茧和酸痛的右臂。”好友王伯祥在《庋稼偶识〈十国春秋〉》中说：“（郑振铎）嗜书若命，每见可欲，百方营求，以期必得。其买书之勇，世罕其匹。虽典质举债不恤也。每得一好书，必挟以示予。名为赏析，实自矜其得意耳。冷书孤本，尤所癖好。”

风前挥涕望重云

　　  新中国成立后，郑振铎任中央人民政府文化部文物局局长，兼任中国科学院考古研究所、文学研究所所长。上任不久，他即将收藏的700件汉、魏、隋、唐至两宋的陶俑等文物全部捐献给了国家，入藏故宫博物院。1954年，他任文化部副部长，仍分管文博事业。1958年10月17日，奉命率中国文化代表团出访阿联酋、阿富汗，因飞机失事殉职，年仅60岁。
　　  俞平伯在《哀念郑振铎同志》一文中说：“一九五二年以后，在文学研究所，他应当是我的领导人，大家还和从前一样，老朋友般的相处着。他过于信任我了，有时候我不免辜负他的期待，至今歉然。我的好处，他不放过赞美我的机会，我有缺点，他也不客气地对我说：‘平伯，你不能这样子。’……人人都一往而不返。但他的一往不返，显得这样兀突，使后死者殊难为怀。我只写了一副短短的挽联：两杯清茗，列坐并长筵，会后分襟成永别。一角小园，同车会暂赏，风前挥涕望重云。”
　　  这副挽联是写俞平伯在1958年10月8日、13日最后两次见郑振铎时的情景。上联说的是文学研究所开会，大家都坐长条凳，所里只供应开水。郑振铎喜欢喝茶，常带着一小盒茶叶。他喜欢和老朋友坐在一起，把他带来的茶叶放在老朋友的茶杯里，这是10月13日的事。下联写10月8日散会后，郑振铎像往常一样，要俞平伯和王伯祥搭乘他的车回家，中途邀请他们去看他的新居，说是他这次出国回来就要搬家了，新居宽敞，可以借给俞平伯主持的昆曲社做曲会。不料10月17日传来噩耗。“风前挥涕望重云”，道出了俞平伯内心的悲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