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丽的清贫》张海迪 

我喜欢坐火车，在漫长的旅途中，我喜欢火车的汽笛呜呜地叫着在田野上奔驰，我喜欢火车的烟囱喷着白雾穿出青翠的山谷，我喜欢火车隆隆地震响着在金色的迷蒙中驶向红红的夕阳。呜——，那一声悠长的汽笛总是让我忘记时空，车窗外匆匆闪过的景象总是让我回想起童年的时光。那时候妈妈总是背我到很远的地方去找医生，妈妈总是说你的病能好，你还能站起来，只是现在还没有找到能治这病的医生。我于是就常常坐火车，可我没有健康的孩子坐火车旅行的那种新奇和快乐，我像大人一样心事重重，我总是盼着自己能够快点好起来，不让妈妈再背我四处奔波。

……妈妈背我到外地看病，出门前总要打点行李。我们那时没有好看的箱子，甚至没有好看的旅行包。妈妈总是把我的衣服、尿布包在一个包袱里，妈妈背着我，还要一手提着包袱。每次离开家之前，妈妈都要把一叠钱数好，折起来放在贴身的衣兜里，再用针线把衣袋缝上。那次，我问妈妈你为什么把口袋缝起来，妈妈说我们得留心小偷。一路上我的心里总是很紧张，我害怕小偷，在我的想象中小偷有一双贼溜溜的三角眼，总是将下巴缩在衣领里。每逢有人从妈妈身边走过，我都要用警惕的目光打量一番，看看有没有长着三角眼，将下巴缩在衣领里的人。我知道妈妈的钱不能丢，那是给我治病的钱。在火车的晃动中妈妈微微闭上了眼睛。我很困，可我使劲儿管住自己，不让自己打瞌睡。

在火车上妈妈从不买饭吃，她总是在家里就准备好了路上的饭。妈妈吃馒头夹咸菜，用一只缸子喝列车员送的开水。我也是吃馒头，可是我不夹咸菜，妈妈要我吃装在玻璃瓶里的带鱼或是肉末炒雪里蕻。更多的时候妈妈让我吃带鱼，鱼是妈妈自己做的，那是清蒸带鱼，透过玻璃瓶可以看见银色的鱼块上洒着嫩黄的姜片儿和绿莹莹的葱丝儿。妈妈做的清蒸带鱼味道很鲜美。妈妈给我吃鱼时总是小心地将一排完整的鱼刺剔出，然后把一段段雪白的鱼肉递给我。我让妈妈吃鱼，妈妈说我不喜欢吃鱼，你吃，你吃了病就能快点儿好起来。

那一次我们是秋天坐火车的，窗外的风景绿色和金黄交汇着。车窗开着，清凉的风吹近来，妈妈那时穿着白衬衫蓝呢裙，在后来的好几年里，妈妈春天和秋天就总穿这套衣服。火车呜呜叫着，渐渐慢下来了，车窗外的风越来越凉，妈妈套上一件灰色的旧毛衣说北京到了。

那天晚上我住进了妈妈事先联系好的医院。在住院处护士阿姨让我跟妈妈再见，阿姨说这里不能留人陪着，妈妈只能明天来看我，说完就推着轮椅带我去洗澡换病号服，然后把我送进了儿童病房。那一夜我睡得很香甜，第二天睁开眼睛时，我看见妈妈正坐在我的床边，我问妈妈昨晚住在哪儿了，妈妈说我睡在这儿花园里的长椅上了，早上一个警察叔叔因为这事儿还盘问了我半天呢。我今天就回家这样可以省些钱。妈妈说着拿出给我买的住院的东西，脸盆、毛巾，还有一只布娃娃。妈妈摸着我的头顶，她说你要听医生叔叔护士阿姨的话，你吃饭一定要吃饱，我给护士阿姨说了，你没有饭票了就请阿姨写信，我就给你寄钱来，还有你的齐眉穗儿长了，就请阿姨剪剪，或是用发卡往上卡卡，别扎坏了眼睛……

妈妈将自己的一枚发卡取下，轻轻别在我的头上。我忽然想哭，我忽然很想抱住妈妈，把脸贴在她的胸前让眼泪流下来，可我没有，我从没这样哭过，我只是无数次地这样想过，疼痛的时候，害怕的时候，难过的时候……我从没这样哭过，是因为妈妈从不让我这样哭，她说你得坚强，你从小就得锻炼自己。那天妈妈一定知道我流泪了，可她装做没看见一样，她说你快点儿好起来，我来接你的时候给你带新衣裳。我点点头，我的泪珠噼里啪啦掉在手背上。

妈妈走了，我趴在窗口看着妈妈穿过医院的花园出了大门，妈妈穿着灰毛衣蓝裙子的身影消失了，我只觉得泪眼朦胧……

我常收到妈妈的信，妈妈在每封信里几乎都要给我寄来邮票，我知道妈妈也在等我的信。我那时还不会自己写信，也不能顺畅地读妈妈的来信，护士阿姨说，我来给你读。妈妈的信写得很长，每封信都像一个很长的故事。我最高兴的事儿就是护士阿姨拿着妈妈的信坐在我床边的椅子上。妈妈在信里依然叮嘱我听话好好治病，她更多的是讲她和爸爸怎样牵挂我，怎样把好吃的东西留起来等我回家。我快出院时，妈妈来信说给我买了好看的衣服和布鞋。妈妈很详细地描述那件衣服和灯芯绒布鞋，我于是就在期望中感到了快乐，感到了依托。

妈妈来了。她来时已是冬天，窗外飘洒着细碎的雪花儿。妈妈的棉袄外面套着淡绿灰色的核桃呢的中式罩衫，仿佛从我记事起妈妈冬天就穿这件衣服，那上面缀着一对对用布条盘的琵琶扣。衣服旧了，袖口都磨毛了边儿，可妈妈却依然显得整洁淡雅。妈妈打开带来的包袱，拿出为我买的新衣服，妈妈说这波兰绒我跑了好几个布店才买到，我知道你穿上一定好看。

我穿上绿色方格的波兰绒外套，妈妈背我又一次走出了医院的大门，妈妈还是一手提着那只包袱。火车在风雪中向前奔驶，我紧紧依偎着妈妈，眼睛紧张地注视着周围的人。妈妈小声对我说，你不用害怕小偷了，我也不用缝口袋了，我身上没有钱了。

火车继续奔驶，雪花儿继续飘落，车厢里的人有的吃起烧饼夹肉，有的在很细致地啃鸡腿……后来火车在一个站台停下，妈妈说天津到了，站台上有人卖热气腾腾的包子，妈妈说可惜没有钱了，要不也给你买包子。妈妈说等回家我给你蒸包子，也放很多肉……

一些人上了火车，过道里挤过穿呢大衣和棉大衣的人，有的人拎着好看的箱子和旅行包，一位阿姨在我们对面坐下，她脱掉浅驼色的呢大衣，摘下毛茸茸的大围巾，她穿着漂亮的红毛衣，用涂了红指甲的手指拢拢黑亮的烫成大波浪的卷发，很挺拔地坐在那里。我不由悄悄扭过头看看妈妈，妈妈穿着淡绿灰色的缀着琵琶扣的罩衫，那袖口已经磨毛了边儿。可我却觉得妈妈依然很美……

呜——

火车又向前驶去，妈妈说快了，我们就要到家了，爸爸一定在接我们呢。

我的眼泪颤颤地涌出来，我想说，妈妈，我爱咱们的家，我爱你，亲爱的妈妈…… 

1955年 9月，张海迪出生在山东省文登县的一个知识分子家庭里，玲玲是她的小名。5岁之前，张海迪有一个幸福的童年，快乐而活泼，成天蹦蹦跳跳跑来跑去。 

    可惜，蹦蹦跳跳的时光是那样短暂。1960年一个明朗的早晨，玩具室里刚上完一节“课”，她和小同伴们嘻笑着朝门外跑去，忽然跌倒了。从此，双腿丧失了知觉，张海迪也丧失了关于腿的记忆。童年时许多生活场景，她都清晰记得，独独不知道腿是怎么活动的，人走路时的感觉是怎样的。 

    得了什么病，竟然这样可怕？张海迪当年不知道自己患的是脊髓血管瘤，病情反复发作，非常难治。5年中，她做了3次大手术，脊椎板被摘去 6 块，最后高位截瘫。这样，原来天真活泼的张海迪，只能整天卧在床上。当年，医生们一致认为，像这种高位截瘫病人，一般很难活过27岁。 

    看着伙伴们高高兴兴地背着书包上学校，终于有一天张海迪按捺不住心中的渴望，对妈妈说：“妈妈，我要上学！”可是因为自己的生活不能自理，所有的学校都不接收。 

    病情是无情的，每当病痛折磨她时，坚强的张海迪没有流泪，疼得实在厉害时，为了分散注意力，她就猛揪自己的头发，打算用一种疼痛来代替另外一种疼痛。 渐渐地，她揪下来的头发，都能编成一条辫子了！ 

    对张海迪来说，家是一所特殊的学校。在这个特殊的学校里，聪明、好学的张海迪学拼音，学查字典，学一个又一个生字。她趴在床上，用胳膊支撑着身体，抄书。没有人催问。没有人检查督促。没有考试和考试中的竞争，全靠着自己。一本又一本小学课本学完了。但是很难哪，得走不少弯路，多耗费很多时间。一道算术题，她做 12遍，得出的竟是12个答案！她本来就不喜欢算术，得啦，丢开不学算了！可是不行，硬着头皮也得学会它。第 13次终于算对了。努力是加倍的，可是成功的喜悦也是加倍的呀。于是，她的学习自觉性、学习乐趣与生活的意志，还有思维能力，便随着知识一起增长起来了。 

    1970年 4月，张海迪跟着带领知识青年下乡的父亲张坦夫、 母亲毕江娇，坐着一辆大卡车，来到莘县十八里铺尚楼村，开始了农村生活。起初，张海迪感觉农村非常陌生，没有电灯和自来水，生活也十分艰苦。但是，在那些淳朴的村民身上，张海迪很快感到了更真、更朴素的爱。她发现小学校没有音乐教师，就主动到学校教唱歌。课余还帮助学生组织自学小组，给学生理发、钉扣子、补衣服。 

    当看到当地群众缺医少药带来的痛苦，张海迪便萌生了学习医术解除群众病痛的念头。她用自己的零用钱买来了医学书籍、体温表、听诊器、人体模型和药物，努力研读了《针灸学》、《人体解剖学》、《内科学》、《实用儿科学》等书。为了认清内脏，她把小动物的心肺肝肾切开观察，为了熟悉针灸穴位，她在自己身上画上了红红蓝蓝的点儿，在自己的身上练针体会针感。 

    “书上写着怎么样进针，可以在白菜疙瘩上、在萝卜上。在白菜疙瘩上进了几天以后，就在自己身上（进针），我觉得医生就是要这样，首先要自己感觉。有人问我说，海迪是不是你的腿没有知觉，你的胸以下没有知觉，你在自己身上扎针不痛苦啊？我说恰恰相反，我最开始针灸的时候，是扎自己最疼的地方，比如向包括脸上的穴位，包括印堂穴，扎了以后是什么样的感觉，我要知道。”功夫不负有心人，她终于掌握了一定的医术，能够治疗一些常见病和多发病，在十几年中，为群众治病达1万多人次。“曾有医生嘱咐过我的父母，如果我要是得泌尿系感染、肺部感染，或者是褥疮，我会因为感染而死去。我给别人当医生，我也给自己当医生。15岁在农村的时候，我生了褥疮，晚上点着小油灯，对着镜子，我把自己身上溃烂的肉剪掉——所以，现在最怕听的就是剪刀的声音。” 

    当年，张海迪作为一名待业青年，也曾有过自卑感。“1年多的时间里，我四处报名，八方写信，常常在招工单位的门口一待就是半天。我真想能为社会做点事，可就是没有一个单位要我。在别人眼里，我是一个废人。”于是，当年，张海迪想到过自杀。 

    1974年 7月 14日，张海迪趁父母出工，收拾好东西，写好遗书，说自己不愿做沸腾生活的旁观者，然后一次性吃了 30 片冬眠灵，又给自己打了6支冬眠灵。在静静地躺在那儿等待离开这个世界的时候，张海迪忽然想到了尚楼村的乡亲们，真舍不得离开他们；又想到了保尔在海淀公园自杀的情景，他也绝望过，但最终还是战胜了懦弱和病残，成了生活的强者。想到这些，张海迪挣扎着爬起来。可药物起作用了，爬不起来了。于是，她拼命地喊：“快来人啊，救救我，救活我吧！” 

    经过五六天的抢救，张海迪终于苏醒过来。看到身边的亲人朋友、医生护士，她惭愧极了，对大家说：“我错了，从今以后我要勇敢地生活下去。死，也要在大笑中死去。” 

    日后，曾有记者问张海迪：如果你能拥有第二次生命作为一个健全的人，你最大的愿望是什么？张海迪说：“假如我能再有一次生命，我会实现我最想做的一件事，就是当一个医生，这也是我从小的一个梦想，我 15岁时就自学医术给乡亲们治病，但没有机会真正穿上白大褂当一名白衣天使。” 

    后来，她随父母迁到县城居住，一度没有安排工作。她从保尔·柯察金和吴运铎的事迹中受到鼓舞，从高玉宝写书的经历中得到启示，决定走文学创作的路子，用自己的笔去塑造美好的形象，去启迪人们的心灵。她读了许多中外名著，写日记、读小说、 背诗歌、 抄录华章警句，还在读书写作之余练素描、学写生、临摹名画、学会了识简谱和五线谱，并能用手风琴、琵琶、吉他等乐器弹奏歌曲。 

    认准了目标，不管面前横隔着多少艰难险阻，都要跨越过去，到达成功的彼岸，这便是张海迪的性格。有一次，一位老同志拿来一瓶进口药，请她帮助翻译文字说明，看着这位同志失望地走了，张海迪便决心学习英语，掌握更多的知识。从此，她的墙上、桌上、灯上、镜子上、 乃至手上、 胳膊上都写上了英语单词，还给自己规定每天晚上不记 10 个单词就不睡觉。家里来了客人，只要会点英语的，都成了她的老师。经过七八个年头的努力，她不仅能够阅读英文版的报刊和文学作品，还翻译了英国长篇小说《海边诊所》，当她把这部书的译稿交给某出版社的总编辑时，这位年过半百的老同志感动得流下了热泪，并热情地为该书写了序言——《路，在一个瘫痪姑娘的脚下延伸》。 

    当初，为了给张海迪治病，母亲变卖了手表、衣服等物品，还欠了一身的债，从无怨言，默默地尽着母亲的神圣义务。尽管家里穷，但父母总是尽最大努力满足她的要求。凡张海迪喜欢的书，不管花多少钱，跑多远的路，父母总要想方设法给她买到。生日或节假日，书成了父母送给她的最佳礼物。 

    在残酷的命运挑战面前，张海迪没有沮丧和沉沦，她以顽强的毅力和恒心与疾病作斗争，经受了严峻的考验。她虽然没有机会走进校门，却发愤学习，学完了小学、中学全部课程，自学了大学英语、日语、德语和世界语，还当过无线电修理工。后来还攻读了大学本科和硕士研究生的课程。 

    1981年，张海迪获莘县广播局先进工作者称号，这年 12 月《人民日报》首次报道了张海迪的事迹； 1982 年，张海迪获聊城地区“模范共青团员”和“三八红旗手”称号…… 

    今天，张海迪总在说，人就得有勇气与生活中的不幸抗争。人的一生总会有坎坷，就看你以怎样的心态去对待——张海迪喜欢豪言壮语，因为她将自己的生活与座右铭式的豪言壮语融合在了一起。

我会吹口哨。

是妈妈教我吹口哨的。那时我大约六七岁。

那时我整天躺在病床上，我的脊背上重叠着很长的刀口，我的腿不能动

，我的胳膊不能动，我的脖子更动不得，假如我不小心活动一下，就会引起

脊背伤口的剧痛。我长时间地躺着，我无可奈何地躺着，我终日孤独地躺着

。我不知道还有什么能比躺在这种疼痛里更难过的事了。我不知道我要躺多

久，我不知道我的快乐是什么。我的眼睛一次次转向窗外，我也没有更多的

玩具，我只有几本翻烂了的小人书，一盒旧积木，还有一个傻乎乎的布娃娃

。我唯一的快乐就是听小鸟唱歌，它们叽叽啾啾很是热闹。

有一天我对妈妈说，我多想和小鸟一样唱歌啊！

妈妈说我来教你吹口哨，这样你就能和小鸟一起唱歌了。妈妈说，你把

嘴唇嘟起来，轻轻，轻轻地吹，有一丝风吹过的样子。

我于是轻轻，轻轻地吹，一丝细细的风从嘴唇中牵出，一个好听的声音

散开来，很悠长很柔和，神奇而缥缈。我反复吹着，开始是单音，后来我学

会了由低音吹到高音。再后来我就学小鸟叫，学它们啾啾地唱歌。我也吹自

己会唱的歌。于是孤独中的我找到了快乐。在我的口哨声中，窗外小树的叶

子绿了，又黄了。在我的口哨声中，树叶飘落了，窗外的白雪盖满了大地。

春天来临，少女时代的我热情而活泼，在鲁西北那片绿色的田野上，我

又吹起口哨，我的口哨带着弧线从这边飘向那边。村里的男孩们听见我吹口

哨很惊奇地瞪大了眼睛。我又用欢快的口哨呼唤大白狗，它一听见我的口哨

就会像一匹小白马，从村里热情万丈地飞跑到我身边。看着大白狗在我身边

亲热地摇头摆尾，孩子们脸上露出油然钦佩的神情，我说我们一起吹口哨吧

。于是田野上空仿佛飞来了一群百灵鸟……

夕阳就要落山了，我们还流连在金色晚霞的迷蒙中。孩子们推我来到河

边，我用口哨吹起苏联歌曲：

田野小河边，

红莓花儿开。

有一位少年真使我心爱，可是我不能向他表白，

满怀的知心话儿没法讲出来。

啊……

晚风里，我的泪水涌出来。我觉得口哨与歌声有区别，它给人更多的想

象。口哨与唱歌不同，无论什么歌，用口哨一吹便牵出一缕淡淡的忧伤和怅

惘。我唱歌没有哭过，但我听见自己用口哨吹出的歌却不止一次地流下眼泪

，也许是我喜欢那些染着忧伤色彩的歌。

木轮椅碾过乡村土路的坎坷和泥泞，我告别了少女时代。

一天，我又一次躺在病床上，窗外的小鸟早已不在，这里病房的窗外看

不见绿色的枝条，天空却依旧是蓝天白云。忽然我很想吹口哨，吹一支随着

轻风飘远的歌，那个曾经孤独的我，总盼望吹着口哨病就好了。不知不觉已

经三十多年过去了，这是多么漫长的一支歌啊。

我很想吹口哨，吹那支悠长缥缈的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