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霜舟：与2003年那场非典公共危机相比有不同吗？

王微：大为不同。中国人知道公共危机的概念是从2003年那场非典开始的，但是上升到战略层面研究危机的管理、处理是从松花江污染开始的。如今在意识、预案多个方面，今非昔比，进步是显然的。

衡量公共危机的管理实战能力，主要有三个，资源保障（能力）、指挥体系（完善程度）、信息发布（状况），三方面经受了考验。

在意识上，国家一开始就定了目标，通路、通电、安民，就有了与这场暴雪全方位作战的意识。从总理到其他领导人亲自在前线督战。

预案上，尤其是国有企业的预案主要得益于2006年9月国务院国有资产管理委员会下发的《中央全面风险管理指引》，2007年7月国务院下发了《突发事件应对法》，面对危机，政府与电力企业都有有了预案，有预案比没有预案要强。美国的9 11事件中，布什总统表现差强人意，但是预案完全起到了作用。华盛顿制空权的控制、总统等要人的保护、联邦机构的互动等派上了用场。中国也不例外。

王霜舟：暴雪危机的优点与不足，从粗线条来说，你觉得有那些？

王微：在资源保障上，交通恢复、能源储备、财政拨款等有条不紊，物质供应还不够细致，诸如湖南郴州多个地区一根蜡烛买60块，有高速公路上，一根防滑链卖到300元，一双高帮胶鞋卖到120元。保险公司的赔偿范围就目前来说还是有限的，可以从中受到启示，大力发展公共危机中的保险作用。

在指挥体系上，军队武警也参加了作战，提高了实战能力。电力行业被人们看作垄断行业由来已久，曾经因为“一个抄表工年薪10万” “审计员审计电力被陪酒死亡等”而处于尴尬的境地，在暴雪危机来临后，树立了负责任，为国家为民生而战的形象。但是在非政府组织上、自愿者介入上，面对如此之大的危机，慈善机构、自愿者规模不够、深度还谈不上，比不上香港和美国。这是今后一个重要的鼓励发展的方向。春节放假上，是否可以延长几天，值得商榷。

在信息发布上，中央电视台湖南卫视等开展了迎战暴风雪的直播，包括航班天气等发布、湖南郴州市委市政府的道歉也非常及时。但也还有一些不足，比如现场缺少专家的点评与咨询式的解读，央视在连线黄山的记者后，黄山的记者几乎为黄山做起长段的广告，没有导播切换。对物质匮乏的信息答疑解惑现场都没有。

   但总的来说，进步是主流，细节方面还有待完善与吸取教训，非政府组织的救灾机制需要挖掘与鼓励，预案应该突出针对性和操作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