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1、《春秋》与三传

　　《春秋》是现存的我国古代第一部编年体史书，所谓“编年体”就是按照年、月、日的时间顺序，记叙史事的史书编纂方式。《春秋》主要记载了从鲁隐公元年至哀公十四年（公元前722年—前481年）共二百四十二年各诸侯国之间的重大历史事件，其以鲁公纪年，但记述范围却遍及各诸侯国和周边少数民族，内容包括政治、军事、经济、文化、天文气象、物质生产、社会生活等诸方面。史学上把公元前770年—前476年的这段时间叫作春秋时期，就是得名于《春秋》。

　　“三传”，就是解释《春秋》的三部主要著作，即《左传》、《公羊传》和《榖梁传》。三传后来也都上升为经，唐时“三传”列入九经，宋时又全部列入十三经。解释《春秋》的著作本来还有《夹氏传》和《邹氏传》，但后来都失传了。三传都是以作者的姓氏来命名的，旧说《左传》的作者是左丘明，《公羊传》的著作是公羊高，《榖梁传》的作者是榖梁赤。

　　为什么《春秋》叫“春秋”呢？西晋杜预讲，编年史书年复一年地记事，“必表年以首事”，而一年有春夏秋冬四季，所以就“交错互举”，取出“春秋”两个字来当书名。那为什么不能是“冬夏”，非得“春秋”呢？因为“举先可以及后”，于是就挑在前边的。其实他讲得有点罗嗦了，“春秋”代表一年早就是习惯用法了，《诗经》里就有“春秋匪解，享祀不忒”，郑玄解释说“春秋犹言四时也”。现代学者更认为，一年分四季可能出现在西周晚期，以前中国人本来就是一年分春秋两季的，这点我们从出土的一些甲骨卜辞也可以得到验证，后来到了东周虽然已经有了四季的划分，但人们仍然习惯沿用春秋来表一年，这个解释也许更为妥当。

　　春秋即表一年，所以大多数诸侯国的史事记录都以“春秋”为名，《墨子•明鬼》里就有“周之《春秋》”、“燕之《春秋》”、“宋之《春秋》”和“齐之《春秋》”的记载。或者说“春秋”就是当时这种编年体史记的通称。除了通称，还有一些诸侯国的国史则有专名，孟子说：“晋之《乘》、楚之《梼杌》、鲁之《春秋》，一也。”可见，晋国国史的专名是《乘》，楚国的是《梼杌》，鲁国的还是叫《春秋》。

　　那么现在我们说的这部五经之一的《春秋》，是不是就是鲁国的国史呢？应该说不是的。《春秋》始于鲁隐公元年，止于哀公十四年，只记了鲁国十二个国君在位时的史事，而且哀公的年头还不齐，掐头去尾的痕迹很明显。可鲁国的国史谁都没见过，保不齐正好只有这部分传下来了呢？这种可能也不能说没有。但我们来看《公羊传》中的一段话：“不修《春秋》曰：‘雨星不及地尺而复。’君子修之曰：‘星陨如雨。’”什么叫“不修《春秋》”？就是没经过修改的《春秋》。《春秋》里有一句“星陨如雨”，这句在没改过的《春秋》里的原貌是“雨星不及地尺而复”。《公羊传》明确告诉我们，原来有一本没经过修改的《春秋》，也就是《鲁春秋》的存在，后来的《春秋》就是“君子”从《鲁春秋》改编过来的。

　　那么这个“君子”是谁呢？也就是谁是《春秋》的作者呢？《公羊传》这里并没有明说，但在全书之末有一大段文字述及孔子言语与《春秋》之所以作等问题，明显将《春秋》的作者指向了孔子。《左传》里也有相似的例子：“晋侯召王，以诸侯见，且使王狩。仲尼曰‘以臣召君，不可以训’，故书曰‘天王狩于河阳’。”非常明白地说孔子是对《春秋》文字负责的人。而真正第一个明确说孔子作《春秋》的人是孟子，他说：“世衰道微，邪说暴行有作，臣弑其君者有之，子弑其父者有之。孔子惧，作《春秋》。《春秋》，天子之事也。是故孔子曰：‘知我者其惟《春秋》乎！罪我者其惟《春秋》乎！’”这里孟子还说明了孔子作《春秋》的目的就是匡正社会。自孟子以后，后人多相信孔子修作《春秋》的说法。司马迁在《史记》中说：“孔子明王道，干七十余君，莫能用，故西观周室，论史记旧闻，兴于鲁而次《春秋》，上记隐，下至哀之获麟，约其辞文，去其烦重，以制义法，王道备，人事浃。”经过《史记》这么一确认，孔子作《春秋》基本上就是板上钉钉的事情了，今、古文经学吵架吵得那么厉害，在这个问题上也出奇的一致。当然，古人没有著作权概念，“作”不一定就非得是第一手原创，整理编订也可以叫“作”。孔子作《春秋》，即是孔子对《春秋》进行过整理编订。后世也有人对孔子作《春秋》表示怀疑，尤其是近代有一些学者反对得比较激烈，但终究还没有什么过硬的证据来否定。

　　《春秋》也被说成是一部怪书。按说《春秋》是一部史书，也不像《周易》那样玄妙，有什么可怪的呢？《春秋》怪的地方可多了去了。首先说，它这部史书的面貌就很奇怪，二百四十二年的历史居然只用了一万六千多字，平均每年不到七十字，每年记事最多的也不过二十来条，最少的只有两条。最长的一条不过四十余字，在定公四年：“三月，公会刘子、晋侯、宋公、蔡侯、卫侯、陈子、郑伯、许男、曹伯、莒子、邾子、顿子、胡子、滕子、薛伯、杞伯、小邾子、齐国夏于召陵，侵楚。”大部分都是罗列与会的各国领导的，之所以有四十多字，主要还是因为人多。最短的居然只有一个字，在隐公八年：“螟。”这就算是把一个虫灾给记下来了。《春秋》的经文，就像一条条新闻标题，简明扼要到家，而事件的因果和过程、人物的行为都无从知道。以致王安石贬《春秋》为“断烂朝报”，梁启超则称之为“流水账簿”。

　　其次，这部史书不据实记载史事，更为奇怪的是，这还受到人们的推崇。比如我们前面举的“天王狩于河阳”的例子，那明明是晋文公把周襄王召来见面的，孔子因为不能允许“以臣召君”的发生，就愣给记成周王到河阳打猎去了。这从现代史学的观点来看，就是曲笔回护，是对历史真相的一种歪曲，但在古人看来，这种写法好得不得了，因为它维护了正义。司马迁说：“孔子知言之不用，道之不行也，是非二百四十二年之中，以为天下仪表，贬天子，退诸侯，讨大夫，以达王事而已矣。”对于历史和现实，孔子没有办法改变，但他通过修史，可以“替天行道”，在书面上把社会恢复成有秩序的理想状态，同时对社会的善恶给出一个公正的赏罚。我们看前边那个定公四年的经文，公侯伯子男，还挺全乎，其实春秋之时很多诸侯国早就自己给自己晋升爵位了，像晋、郑等都给自己升了公爵，楚国更厉害，直接称王。但在《春秋》的记载里，不管现实中你是称公称王，依然按照周王封的爵位记载，晋依然称侯，郑依然称伯，楚王则一杆子被打回到“楚子”。这就是著名的“《春秋》笔法”，也就是在记述历史时，行文中暗含褒贬臧否，用一种委婉的形式微妙地表达作者的主观看法。这样的笔法实在厉害，所谓“一字之褒，荣于华衮；一字之贬，严于斧钺”，一个字就可以把你捧上天，一个字也可以把你打下十八层地狱，那些干了坏事的人尤其怕被钉在耻辱柱上，这也就是孟子说的《春秋》具有能使“乱臣贼子惧”的巨大威力。

　　一本不“实”的“流水账簿”，却成为五经之一，连解释它的著作都鸡犬升天，全都成了经典。还是这本薄薄的“流水账簿”，司马迁却说“《春秋》文成数万，其指数千”；孟子说“《春秋》，天子之事”；孔子自己则说“知我者其惟《春秋》乎！罪我者其惟《春秋》乎”；今文学家更说孔子在《春秋》里寄寓了自己的政治理想，是孔子为后世制定的治理天下的根本大法。

　　奇怪吗？说奇怪，其实也不奇怪。从史学角度来讲，《春秋》肯定不能是一部好的史书。但《春秋》能成为经，恰恰就在于它不是一部好的史书。《春秋》记史而不重史，它重视的是借史事进行价值判断。司马迁总结说：“《春秋》上明三王之道，下辨人事之纪，别嫌疑，明是非，定犹豫，善善恶恶，贤贤贱不肖，存亡国，继绝世，补敝起废，王道之大者也。”《三国演义》里关羽老是抱一本《春秋》看，看什么？闲着没事背春秋时期的大事年表吗？这是为了渲染关公的忠义。什么人看什么书嘛！《春秋》透过那些简洁得不能再简洁的历史记载，向人们传达的就是文字之外的善恶观念和是非原则。我们说得复杂，古人把这叫作“微言大义”。

　　《春秋》文辞简约隐晦，而这些文辞之间又隐藏了丰富的大义，没有明白人来解释简直就看不懂。所以，《春秋》离不开解释《春秋》的三传。十三经中我们找不到《春秋》，只能找到三传，经文都结合到传文里头去了。三传中，《左传》是古文经，详于记事，主要是丰富《春秋》记载的史事；《公羊传》、《榖梁传》是今文经，详于大义，主要是挖掘《春秋》深奥的义理。三者之中，谁是圣人真传，谁得春秋真意，千百年来争论不休。下面我们就挨个讲讲三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