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依我和她交往的时间,应该是老朋友了;依我与人相处的惯例,也应该和她更近一些。但我们只能是最普通的熟人,甚至连一般同事之间的那种亲切融洽也没有。表面热情随和,内心却远远隔离。
十多年前,我们一起从基层借用到机关,我在办公室,她在一个临时组建的工作组。比较起来,她由于在单位招待所内办公,相对要轻松自在一些,所以她有很多时间到办公室来找我聊天。
但我们主任不喜欢她,所以我也不能和她多说话。那时谨小慎微,特别珍惜那份得来不易的工作,而且通过我的观察,主任看人很有经验,凡是他要我“少招惹”的人,几乎都是应该远离的。不过我天生是个对人不会设防的人,对她也是每问必答,除了不主动向她坦陈什么以外,我们相处得还算不错。
他们那个工作组有五个人,由她哥负责。她在家整理资料,还有两个男孩子和一个司机负责采集公路和桥梁数据。她总说同事间相处得不好,因为工作分工之类的事推诿拉扯生出许多矛盾。有时就有些纳闷,都是同一年毕业的大学生,遵循“异性相吸”的原理,也不该是那种情形。男孩子中有一个是我的同学,我很了解的,应该不会故意为难她。但她总说他们比自己轻松,天天在外面跑,只丢给她一些无聊的数据,让她天天盯在电脑前受累,把眼睛都弄坏了,所以她不干。
很羡慕她能进行那样的推脱。那时对我来说只要主任安排我写材料就是对我莫大的信任,接了活儿就非常卖力地去干,生怕干不好下回不再让我干。但她有得天独厚的条件,从小长在机关大院,哥哥还有一官半职,那是我想不来的。
后来那个工作组任务完成后解散了,她去了工地。那段时间单位在外面接了一段高速公路的修建任务,她哥专业比较过硬,被派去负责技术,她也顺理成章被带去整理资料,想来应该是比较轻松活儿。她每次回来依然会去找我。那时我已从办公室调到政工科,有自己独立负责的事情,所以总是很忙。不过对她,还算热情周到。她总是慨叹命运不公,在工地又苦又累又无聊。而且还有一个老问题,就是和同事相处不好,那些人老是没事找事让她做,不知让她受了多少累。她的诉说中有许多对别人的不满和评说,所以我也不便多说什么,只能做一个无言的听众。再后来也有他们工地上的人回来说起她,总是摇头,说她居功自傲,做了一点小事也能说得搬了一座山,其实懒得出奇。而且但凡有一点细小的利益之争,她也会当仁不让。有一回单位买了一些茶叶招待用,安排由几个年轻人保管,她以为是发福利把自己漏掉了,与人大吵,说别人欺负她,还说出“山不转水转,等有一天我转上去了,一定把你踩在脚下”的话来,让别人都对她避而远之。
工程完工后她回到机关,在相关科室整理工程资料,算是借用,工作关系仍在下面单位。为此,她心里很不服气,理直气壮地找到领导,要求彻底解决她的身份问题。那时她的工作和为人在单位已是有口皆碑,借用她可能更多的还是考虑了她哥的人情。所以领导很委婉的说借用只是一个过程,如果真有实力等机关有编制了一切都可以考虑。可她不依,直接提出我的名字来,说我就是她的参照物,我么样她就该么样。
那些年我一直因为没有背景和后台而被很多人“关注”,听得最多的一句话就是“如果出现什么差错你就回道班去”,所以非常反感别人总在拿这样苦苦求生的我做比较。特别是对于她,我曾经那么友好,她似乎也曾经推心置腹,没想射出的第一箭就是我。
她的身份问题倒底没给解决,直到后来成立地级市单位一分为二,她又跟着她哥一起借用到了新单位管档案。那阵子她哥在新单位有点实权,所以想来那是她工作中最顺的一段了。不过好景不长,她哥因为经济问题犯了事,她在新单位的位置也岌岌可危。许多人都领教了她那种遇事推委斤斤计较的个性,再加上一传十,十传百的影响,几乎所有的人都她产生了根深蒂固的偏见。再后来,她被新单位以没有编制为由退回原单位,正遇上原单位机关搞竞争上岗。她说那样不公平,怕在民主评议中丢了分,想来自己也深知别人对她的偏见。原单位考虑到她在哺乳期,让她直接回档案室工作。也不知她自己又是怎么想的,觉得新单位不能在哺乳期调换她的工作,所以没有在规定的时间内回原单位报到,以致错过了最后一次回机关工作的机会。等到哺乳期满,再没有理由在新单位呆下去时,想回原单位也费尽周折,被安排到下属收费站,参加身份置换,变成了聘用人员。
这一干又是两年。期间可能找了很多人,由于对她的太了解,所有的上访都没有结果。因为曾经在一起说了那么多话,而且她似乎过得总不好,所以很久不见时就会想起她,并为她惋惜。最近一次见她是在系统内组织的一个培训班上,依然是那样亲切热情,却总让人有些隔膜。她的笑容突然让我想起在她的许多上访中,我都是被她提出来相比的对象。所以对她的笑,我也只能回以同样没有内容的笑。
再后来我被找去了解她的情况。想着她的新一轮上访可能又开始了。听来似乎诉说了许多冤屈和不公,让不知内情的新任领导很是重视。我只能客观地陈说事实,因为我知道那些单位在对她的工作安排上肯定存在偏见,但这些偏见也是由于她本人的工作和为人造成的。
补记:刚从她现在的单位回到办公室,和同事一起去更详细地了解她被借用单位退回的有关情况。她给半月谈杂志写了一封信,说是单位让她在哺乳期内丢掉了那份在机关管档案的工作,损害了妇女的合法权益。其实也只是在为自己找一个可以牵扯的借口。所有人都明白,不让她干那份工作,并不是因为她怀孕生了小孩,只是对她工作和为人的不满意。有时我们可以借用政策和法律帮我们暂时延缓某些变故,但以不变应万变的恒久对策永远只有一个,那就是我们得用自己的力量站稳脚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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