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日读完梁启超半途而废的小说《新中国未来记》。这书是1902年作者流亡日本时，借鉴日人政治小说创作方法，以遥想六十年后的倒叙法，来预言中国的演进发展之路。

    任公设想中国这六十年（1902-1962）的历史将分为六段：“第一、预备时代。从联军破北京时起，至广东自治时止。第二、分治时代。从南方各省自治时起，至全国国会开设时止。第三、统一时代。从第一次大统领罗在田君就任时起，至第二次大统领黄克强君满任时止。第四、殖产时代。从第三次黄克强君复任统领时起，至第五次大统领陈法尧君满任时止。第五、外竞时代。从中俄战争时起，至亚洲各国同盟会成立时止。第六、雄飞时代。从匈加利会议后以迄今日。”

    剔除小说虚构，他那时应该认为中国将陷入各省分治（这与庚子事变后东南互保的刺激有关），而后帝制向共和过渡（第一次大统领罗在田其实就是爱新觉罗载恬），此后大力发展经济，又此后对俄有一战（此时正是排俄风潮最盛之时），最后成为一大强国（办万国博览会，吸引各国人士来朝）。

     不过任公并没用有把这鸿篇巨制写完，这本小说前后只写了五回。书中最令人印象深刻的描写是主人公黄克强和李去病就改良或革命竟夜长谈，相互诘难，反应了那时任公徘徊于改良和革命二途之间的思想斗争，一方面深知革命呼喊是振聋发聩的必要，一方面又倾向于“平和的自由，秩序的平等，亦叫做无血的破坏。”

     贯穿始终的是作者对新民的强烈诉求。作者借主人公之口强调：“凡做一国大事，岂必定要靠着政府当道几个有权有势的人吗？你看自古英雄豪杰，那一个不是自己造出自己的位置来？就是一国的势力，一国的地位，也全靠一国的人民自己去造他，才能够得的；若一味望政府望当道，政府当道不肯做，自己便束手无策，坐以待毙了，岂不是自暴自弃，把人类的资格都辱没了吗？”在这段话上还加眉批道：“此数语直指本心，一针见血，著书者之意，全在此点，读者最宜三复。”这段话可谓发挥了孟子的思想：“待文王而后兴者，凡民也。若夫豪杰之士，虽无文王犹兴”。

     唤醒人民，包括三方面，民智、民气、民德。其中又以民德最难养成。任公在小说中对寄托国民命运的志士们多有婉讽，深恐他们只能高谈阔论，“昨日个个都是冲冠怒发，战士军前话生死，今日个个都是酒落欢肠，美人帐下评歌舞”。

    近代新小说从狭邪侠义变为积极的干预现实生活，任公是强有力的推动者。他1898年所写《译印政治小说序》（刊于《清议报》）对此有极畅快的阐述：“政治小说之体，自泰西人始也。凡人之情，莫不惮庄严而喜谐谑，故听古乐，则惟恐卧，听郑卫之音，则靡靡而忘倦焉。此实有生之大例，虽圣人无可如何者也。善为教者，则因人之情而利导之，故或出之以滑稽，或托之于寓言。孟子有好货好色之喻，屈平有美人芳草之辞，寓谲谏于诙谐，发忠爱于馨艳，其移人之深，视庄言危论，往往有过，殆未可以劝百讽一而轻薄之也。中土小说，虽列之于九流，然自泰初以来，佳制盖鲜。述英雄则规画《水浒》，道男女则步武《红楼》，综其大较，不出诲盗诲淫两端，陈陈相因，涂涂递附，故大方之家，每不屑道焉。虽然，人情厌庄喜谐之大例，既已如彼矣，彼夫辍学之子，黉塾之暇，其手《红楼》而口《水浒》，终不可禁，且从而禁之，孰若从而导之？善夫南海先生之言也！曰：仅识字之人，有不读经，无有不读小说者，故六经不能教，当以小说教之；正史不能入，当以小说入之；语录不能谕，当以小说谕之；律例不能治，当以小说治之。天下通人少而愚人多，深于文学之人少而粗识之无之人多，六经虽美，不通其义，不识其字，则如明珠夜投，按剑而怒矣。孔子失马，子贡求之不得，圉人求之而得，岂子贡之智不若圉人哉？物各有群，人各有等，以龙伯大人与僬侥语，则不闻也。今中国识字人寡，深通文学之人尤寡，然则小说学之在中国，殆可增《七略》而为八，蔚四部而为五者矣。在昔欧洲各国变革之始，其魁儒硕学，仁人志士，往往以其身之经历，及胸中所？政治之议论，一寄之于小说。於是彼中辍学之子，黉塾之暇，手之口之，下而兵丁、而市侩、而农氓、而工匠、而车夫马卒、而妇女、而童孺，靡不手之口之，往往每一书出而全国之议论为之一变。彼美、英、德、法、奥、意、日本各国政界之日进，则政治小说为功最高焉。英名士某君曰：小说为国民之魂。岂不然哉！岂不然哉！今特采外国名儒所撰述，而有关切于今日中国时局者，次第译之，附于报末，爱国之士，或庶览焉。”

     1902年，任公又创办专门刊登小说的杂志《新小说》。这部《新中国未来记》就是在上面连载的。创刊号上还有一篇《论小说与群治之关系》的雄文。任公以为“欲新一国之民，不可不先新一国之小说。故欲新道德，必新小说；欲新宗教，必新小说；欲新政治，必新小说；欲新风俗，必新小说；欲新学艺，必新小说；乃至欲新人心，欲新人格，必新小说。何以故？小说有不可思议之力支配人道故。”

    在这篇文章中，他对中国的旧小说有令人拍案称快的批评：“吾中国人状元宰相之思想何自来乎？小说也，吾中国人佳人才子之思想何自来乎？小说也；吾中国人江湖盗贼之思想何自来乎？小说也；吾中国人妖巫狐鬼之思想何自来乎？小说也。若是者，岂尝有人焉，提其耳而诲之，传诸钵而授之也？而下自屠爨贩卒妪娃童稚，上至大人先生高才硕学，凡此诸思想必居一于是。莫或使之，若或使之。盖百数十种小说之力直接间接以毒人，如此其甚也。即有不好读小说者，而此等小说，既已渐溃社会，成为风气；其未出胎也，固已承此遗传焉；其既入世也，又复受此感染焉。虽有贤智，亦不以自拔，故谓之间接。今我国民，惑堪舆，惑相命，惑卜筮，惑祈禳，因风水而阻止铁路，阻止开矿，争坟墓而阖族械斗，杀人如草，因迎神赛会而岁耗百万金钱，废时生事，消耗国力者，曰惟小说之故。今我国民慕科第若膻，趋爵禄若骛，奴颜婢膝，寡廉鲜耻，惟思以十年萤雪，暮夜苞苴，易其归骄妻妾、武断乡曲一日之快，遂至名节大防扫地以尽者，曰惟小说之故。今我国民轻弃信义，权谋诡诈，云翻雨覆，苛刻凉薄，驯至尽人皆机心，举国皆荆棘者，曰惟小说之故。今我国民轻薄无行，沈溺声色，绻恋床第，缠绵歌泣于春花秋月，销磨其少壮活泼之气；青年子弟，自十五岁至三十岁，惟以多情、多感、多愁、多病为一大事业，儿女情多，风云气少，甚者为伤风败俗之行，毒遍社会，曰惟小说之故。今我国民绿林豪杰，遍地皆是，日日有桃园之拜，处处为梁山之盟，所谓大碗酒，大块肉，分秤称金银，论套穿衣服等思想，充塞于下等社会之脑中，遂成为哥老、大刀等会，卒至有如义和拳者起，沦陷京国，启召外戎，曰惟小说之故。呜呼！小说之陷溺人群，乃至如是！乃至如是。”

     在救亡图存的危急时刻，文学的教化宣传功能被放到了第一位，如任公创作的这类小说，不惜生搬硬套地图解政治理念，艺术性自然有局限。只有从容优游的时代，才有纯文艺的生存空间。

     我买的这本书是广西师范大学为纪念戊戌变法百年而编的一套丛书中的一本。同套书中有《马关议和中之伊李问答》、《劝学篇》、《庚子西狩丛谈》和《新中国》、《新中国未来记》、《新纪元》共六种。后三种书皆以“新”来冠名。可知上个世纪的初年，中国人一反“言必称三代”的复古守旧心态，如此急切地盼望着新时代的到来，后来的政治也竞相以新中国为号召。距离百年前，今日中国已面目全非，而缔造一个崭新光明的国家，犹待吾人不懈努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