昨日读完李提摩太的在华回忆录《亲历晚清四十五年》。

此人1845年出生于英国威尔士的普通人家，1870年开始在华传教，1915年回国，1919年病殁，是近代在华影响力最大的传教士之一，与中国的高层官员交往广泛，亲历了晚清一系列重大事件，在传播新知，推动改革方面做出了不小的贡献。

从作者的回忆录中，我们不难看出，传教是他的根本目的，他的所作所为，无论是赈灾，办学（创办山西大学等），办报（主持《万国公报》），译著，都是服务于这一使命的。为了传教，这批传教士很认真的学习研究中国文化和宗教，希望从中发现一些契合点，他翻译过《大乘起信论》，认为这书的思想其实是基督教义，尽管术语是佛教的；他认为《金刚经》中“后五百岁，其有众生，得闻是经，信解受持，是人即为第一稀有”的预言，可能暗示着是指耶稣；甚至说郭子仪可能是一名景教徒（这个推断应当是来自对《大秦景教流行中国碑》的误读）。

最有趣的是，李提摩太翻译了《西游记》，并认为这书具有深奥的基督教哲学基础，他说：“这次远征的领导——师傅，是一个耶稣基督式的人物，一个救苦救难者，是他的远征团队中每一个成员转变的关键。经他点化，一只高傲自负而多才多艺的猴子转变为忏悔者，聪明才智得以充分发挥；一头低级趣味而又自私自利的猪变得高度渴望奉献自我；一个自负的水怪变得谦卑；一条愚蠢的龙也变成有用之才。每个成员都把他们的生命服务于众生的超度，最后被接纳于佛国，获得佛祖赐予的不朽荣耀。我一点都不怀疑，他们所做的与追求传福音于中国的基督徒所从事的是同一种工作，但要让所有读者都理解其中的教义，还需要时间。”

这本回忆录的主线是传教活动，叙述了传教士在华的各种差会派别，这不是我们感兴趣的。对我们关心的一些重大历史关节和人物，比如维新变法、义和团运动、辛亥革命等，叙述都比较梗概，没有丰富的细节。但一些片段，比如对山西大灾荒，对南京街巷贫苦人生活窘状的描绘，却也能让人真切地体会到近代中国的落后与苦难。

过去把传教士的活动统统认定为别有用心的文化侵略，当然是不够客观的。但是看到李提摩太很认真地向张之洞提出过这样的建议——在一定期限内委托一个外国代管中国的外交，主持中国的改革，代管中国的铁路、矿山、工业，担任中国的官员，尽管是有一定期限的。他在朝鲜时，祝贺朝鲜人可以在日本的统治下获得新生，变成一个全新的国家。这是局外人才说得出来的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