吐槽“北京的减负”

昨天，在网上看到一篇文章《大红门投资商回应外迁保定:我们会导致雾霾么》。是大红门最主体投资商鑫福海工贸集团董事长陈重才对中国经济周刊－经济网记者做的独家回应。而他应对的正是“5月8日，丰台区政府已与保定市白沟镇眉目传情，政府计划引导大红门批发业务向保定白沟新城转移。”这一个说法。

北京现在的城市规模是太大了，人口是太多了。二千多万人，挤在一个不到一千平方公里的核心区域里，相对于北京的水资源，能源供应，生态环境来讲，是有一些“负担过重”。以至于很多人已经讲，要命空气污染，拥挤不堪的交通状况，畸高不下的房价，北京已经不是一个宜居的城市了。北京需要减负，真是不能这么再膨胀下去了。政府方面所做的一些决策，包括污染行业，高能耗、高水耗的低端产业的外迁，甚至一些简单的劳动密集的加工工业、装配工业外迁，也都有道理。这些产业，不太需要依附于首都的城市功能，首都也确实不太需要他们来提供就业，税收。简单讲，不缺这一点。

但是，让一些大的批发商，一些商业企业的外迁。有道理吗？对此，陈书记的回应就显得那么有理，有据，那么的有力。 “首先，我们这个地区是不是有污染？会不会导致雾霾？如果是有污染，我们无条件关闭。产业调整需要调查研究，实事求是。外来人口不是北京市的负担，也不是丰台区的负担，我认为他们是财富。在北京，各行各业都有外地人，没有他们就没有北京市现代化的发展，没有他们的智慧和资源，就没有大红门的发展，也没有大红门商贸圈。至于外迁，我想我们符合首都政治文化中心的定位。服装是一种文化，首都需要发展服装产业。我们国家的古丝绸之路也是因为服装发展起来的，现在，我们的服装已经从这里卖到华北地区甚至外蒙古，这也是丝绸之路的一部分。”

城市，离开市的城，就是一堵防御的墙。我们看到了长城，就是一堵墙，外国人把长城就直译成伟大的墙。城市除了那周围的墙，主要的功能就是市，一个交易的环境。现在人们把有集中公共服务系统的，人口集中居住的环境叫作城市。但是，任何一个城市都离不开商业，离不开市场，因为人们离不开吃喝，离不开穿用。不管是它是大的批发商业，还是直接服务于民众的零售业。这都是城市民众所离不开的。所以陈书记也讲：“零售是针对北京市市民的，而北京市周围通州、昌平等外区县还有很多商户需要批发服装，北京市东单、西单、翠微百货等很多商城的服装也会从大红门采购，北京市既需要批发，也需要零售，批发和零售需要结合起来，这是由市场决定的。北京市也有一些中低收入的人群，也需要中低档服装市场的存在。”

要说，陈书记的话，句句在理儿。但是，很多时候，政策的制定，未必是根据民众所言称的道理而定的。说白了，“大红门”也好，“动物园”也好就是因为它太低端了，它服务的对象更低端了。为什么聚集了那么多的人，因为来得都是小批发商。小商小户的，每一个人的货量都才是手提肩扛的，量小，人就多。为什么吸引都是外地的小商户，因为它卖的东西大都太便宜。倒到外地还有一个升值的空间。但是，这不正是服务于基层老百姓的事儿嘛！为什么就容不下呢？难道北京就只需要一些高大上的金融业、服务业，科研新兴产业。就不需要一些低端吗？

其实，城市就一个人口聚集的环境来讲，它是从高到低都需要的，它是一个生态系统，缺了哪一块，生活都会不方便。我居住的楼下不远，就有一个人才招聘市场，而市场里最缺的是一些低端的服务人员。试想一下，再高端的一个生活小区，如果收垃圾的人不来，过不了多久，这个小区，也会成为一个没人居住的环境。

北京需要减负，真正需要减的是一些军政机关，一些部委办，甚至一些大专院校。把这些机构调离开北京，服务于它的一些人员也同样会离开北京。这种功能性的减负，才会让北京“瘦下身”来。当然，这事儿，不是北京市政府能够担得起的，而当下，谁也不愿意去触动这些“大佬”们的利益。

芝加哥学派的布坎南，因为他所提出的公共选择理论，于1986年获得了诺贝尔经济学奖。而他的理论核心，即是批判了所谓的“哈韦路假设”。“哈韦路是英国剑桥市的一条街，这里住的都是政府官员与上层人士。哈韦路假设是指这里住的人既有为社会之心，又有治国之能力。由这样的人去干预经济，在经济危机时自然能救劳苦大众于水深火热之中。借助于政府干预消除市场失灵，实现资源最优化配置的观点正是以这一假设为前提的。承认国家干预的合理性，就是承认由精英官员干预经济的合理性。所以，政府官员是不愿意承认市场机制的完善性的，即使在不得不承认市场机制之作用时，也总是强调它如何有缺陷，必须由政府来干预。凯恩斯主义之所以受欢迎正是由于它迎合了某些官员这种有意无意、习惯成自然的心态。”

说这些话有些复杂，其实把布坎南的理论翻译成北京话，很简单：“别太信那些当官的，他们也是人，胳脖肘不会往外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