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记者》专著连载之二（第一章，2）

如果说毛泽东是有过作记者的梦想，却又走上了职业革命家的道路的话，黄远生则是有这样的梦想、并且不顾一切地将理想付诸实施、并为此而付出了生命代价的一位才子官吏。

    黄远生，江西九江人，生于1883年，16岁考取秀才，20岁考中举人，21岁就考中光绪年间进士。在当时或现在看来，黄远生都绝非等闲之辈。少年得志，不可谓不是才华横溢。按照清代的科举制度，考取进士便可当官作知县，也就是可以作老百姓的县太爷了。十年寒窗，一举成名，这是当时几乎所有参加科举的学子所向往的。然而，年青聪慧的黄远生却不这样想，他觉得自己年纪轻轻，不忍坐堂问案。经他再三请求，清朝廷派他到日本留学。1909年学成归来后，被授予邮传部员外郎等职。辛亥革命后，他执意不做官，毅然决然地投身于新闻界，成了一个真正的布衣记者。

黄远生留学日本归来后的第三年，辛亥革命推翻了清王朝的统治，他的邮传部员外郎作不成了。以他的学识和身份，再在新政权中谋取个一官半职并非难事，当时的许多像他一样的知识分子士大夫也正是这样做的。可他却无意再混迹官场，并痛恨官迷。他曾写过一篇题为《官迷论》的文章，嘲讽道：“有直接而争者，有间接而争者，有用旧势力旧资格而争者，有用新势力新资格而争者。”他分析官迷病产生的原因：“以数千年封建专制之毒，世主既以官爵为唯一羁縻之具，而全国职务，劳少利大，而威武最盛者，既莫如官，则全国之争趋如鹄者固已宜矣。”“盖官迷之由来，……其原因皆由政治腐败。令官吏为一种特别阶级，特能多取不义之财，而淫威以逞。故求者极丧尽其廉耻，与者乃极肆其骄倨。而恶劣之心理，遂影响于一切政治。”黄远生目睹官场腐败，无意做官，不愿与之为伍。以他的学识和兴趣，该从事什么职业为生呢？

在日本留学期间，他对报纸的作用、和记者职业的特点有比较深入的了解，遂弃官为文。他的同乡李盛铎，是清政府预备立宪时派往国外考察政治的五大臣之一，此人从欧洲回来后对黄远生说：“西洋方面那些熟识近代史和国际情况的，大都是报舘的撰述人员。你如果做个新闻记者，那一定是个名记者。”[1]这番话正适合黄远生之意！

黄远生作记者，果然身手不凡。先后被聘为上海著名的报纸《申报》、《时报》驻京特派记者、袁世凯的御用报纸《亚细亚日报》的总撰述。同时他的文章还散见于当时的著名杂志《少年中国》、《东方》、《庸言》、《论衡》、《国民公报》等。同时代的人形容他：远生为人风神朗澈，平易近人，博闻强记，健谈工辩，与朋友们海阔天空地聊天时，他偶有所感，随即提笔为报刊写“论说”或“通信”，一挥而就，人称报界之奇才。

黄远生从事新闻工作四年，留下《远生遗著》四卷40多万字。他去世12周年的时候，北京的同仁仍难以忘怀他的业绩，开展隆重的活动纪念他。那是在1927年，北京新闻学会在《新闻学刊》上发表“远生纪忌祭文”。评价他：“公之纪事，绘水绘声，须眉毕现，影无遁形。公之批评，议论风生，笔撼山岳，风雨满城。公之文字，不胫而走，如饮醇醪，竞称可口。”后人给他如此高的评价是有原因的，一般认为：“我国报纸之有通讯，实以黄远生为始”。[1]

    在此之前，戊戌变法时，作为一种信息媒介的报刊只是小试锋芒，在社会上初步地产生了比较广泛的影响。而那时的报刊多以评论取胜，梁启超先生尤其以写作鼓吹变法方面的评论文章见长，他写的《变法通议》发表时，号称是“举国趋之，如饮狂泉”。随着清王朝的瓦解，报刊上的文字，引起人们关注的就不仅仅是长篇的评论文章了。除了言论之外，能在社会上引起广泛关注的，还有叙事的消息和通讯。黄远生成为名记者，恰恰是以写作这类体裁的文章见长，他在报刊的事件报道和叙述方面颇有建树。

    黄远生曾记述了1915年日本对中国的军事政治侵入的事实；记述了洋人对洋车夫的凶狠；记述了在外国人开办的海上客运轮船上洋人对中国人的歧视和船舱的污秽；记述了一个前清的厨子如何以贿赂手段盘距外交部横行官场的现象；记述了1913年10月10日袁世凯就任大总统的奢华场面……。从他的这些记述中人们在今天也能感受到当时的场景和气氛。他周旋于政要之间，悉心观察民间的事件，了解人们需要什么样的报道，频繁有吸引人们关注的文字见著报端。他以他的学识、文笔、采访赢得了声望。一时之间，京城名记者黄远生，比之过去的官员黄远生还要著名得多，也风光得多，他凭借他的才华赢得了赞赏和地位。

    然而，盛名之下亦有隐忧。黄远生在做名记者的同时，也与当权政要和实力军阀建立了千丝万缕的联系。本世纪初的中国社会，尚未给新闻界提供正常的采访报道条件，记者的采访报道还没有受到相应的法律保护，更谈不上受到官员和军阀应有的尊重了。在这些人的眼中，记者与当权政要和实力军阀的关系，就是一种利用和被利用的关系。记者要报道政治新闻就必然与政客打交道，然而这种交道绝非一般意义上的工作关系。这些人给记者提供信息的同时，也就产生了利用他们的欲望。当政客们面对著名记者的时候，利用的动机就更加急切了。政客们很清楚名记者在读者心目中有怎样的地位，也很清楚名记者的话语权能在社会上产生什么样的反响。

袁世凯曾聘请黄远生作自己的御用报纸《亚细亚日报》的总撰述，他在袁世凯称帝野心尚未暴露时，也曾为其写过歌功颂德的文章。但是，随着他对袁世凯认识的加深，便不愿意再昧着良心去写那些吹捧的文章了。他说：“取大猾豪右之唾余而以为养而又游食四方，以社会耳目口舌美誉自赞的报人，比之那些手足胼胝、终日劳碌不得温饱的农夫，实在是刍狗之辈”。[1]当袁世凯再一次有求于他的时候，他不敢直截了当地推辞拂逆。一介布衣记者怎么敢拒绝当权显赫人物的“美意”呢？他只好采取了避走海外的办法。

极其可悲的是，此一去便是黄远生的殒命之旅。1915年11月中旬，他乘船赴美，12月27日晚上，黄远生在美国旧金山唐人街被人暗杀！

对于他的死，学术界历来有多种猜测，比较可信的说法是：他是被反袁世凯的爱国华侨所杀。如果真是这样，那么，无论是他的在天之灵，还是后来了解此事的诸君，都会感受到非同寻常的无奈。

阴错阳差之间，黄远生竟然受到的是这样的惩罚。一位不愿做官的文人，一位在中国具有开拓性影响的名记者，在他33岁的时候，在他仅仅从事了4年新闻工作的时候，就这样丧命于他所钟爱的事业。更让人难以释怀的是，黄远生是在他已经认识到了袁世凯的称帝野心，并且决定要与之决裂的时候，惨剧却发生了。或许是由于消息的阻隔，人们尚不知道他已经转变了立场——不愿再为袁世凯歌功颂德，仍然把他作为袁党的党羽将他暗杀了。或许是人们不信任他的转变立场的意愿是真实的，导致了悲剧的发生。他是那样的年青，那样的有才华，给人们留下太多的遗憾，同时也给后来的新闻从业人员提供了太多的思考内涵。

新闻这个职业是风光的，有魅力的，也是暴露的，有风险的。新闻职业的所有风光和风险来源于它不能不介入社会矛盾，介入其中，有风光也就蕴含着风险。黄远生品尝到了这种职业的所有风光，也体味到了这种职业的全部危险。而这一切，在那样一种社会背景下，又上演和浓缩的这样惨烈，进行得如此迅速、如此清晰、如此不容置疑。时至让今天，让回眸这段历史的人们不禁要唏嘘不已，不能不感受到一种强烈的震撼。人们会有一种感叹，原来这种职业是这样的可爱！又这样的可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