秦国京城在栎阳，秦孝公迁都咸阳，十二年后去世，惠文王即位时，渭河以南很荒凉。《汉书》记载“阿房宫由惠文王始建”，惠文王当政二十七年，直到秦昭王从宣太后手中接管政权，此时“三百里阿房宫”范围内，秦国宫殿已经连成一片；在这里，发现有“楚”的字瓦当，还出土有“歪髻、偏髻”的玉人；阿房宫高窑村“北司遗址”一个筒瓦内侧，刻有“芈月”两个字。而“芈”，正是楚国王族的国姓，这就证明了真正的阿房宫，是在秦宣太后手中建成的。

    1974年3月29日，在距离“北司遗址”八十多里外的临潼县西杨村，农民抗旱打井中，发现陶俑众多的残片，在没有经过考古论证的情况下，就认定它的主人是秦始皇。由于这些陶俑的服装不是黑色的，头顶上也梳着“歪髻、偏髻”，众多史料都记载着宣太后的陵墓就在附近，更重要的是在一个陶俑身上，甚至也刻着“芈月”两个字。在阿房宫和秦俑坑，本来似乎是没有任何联系的两个地方，竟然会有如此惊人的相似之处，难道还不说明它们拥有一个共同的主人。   

    这是从《中文大辞典》里影印的中国上下几千年以来，所有的古代金文、籀文、石碑以及其它古文字中，有关“卑”这个字的各种字形材料，请人们将它与秦俑坑陶俑身上的那个陶文去对照一番，陶俑身上那个被秦俑馆袁仲一等考古学家，一直认为是“卑”字，这两者之间是否能够划上一个等号。具有讽刺意味的是，历朝历代留下“卑”的古文字材料中，竟然没有一个与陶俑身上的那个字，存在着一丝一毫的相似之处，所以袁仲一的判读方法，完全是不可取的。

    这是《中文大辞典》中查到的“畢”字各种写法。而在所有可以查阅的古文字中，“芈”字并没有单独地出现过，只是在众多合体字里才发现有它的影子，好在阿房宫“北司遗址”中，“芈”字与当代“芈”字已经非常接近，所以认定它就是“芈”字的观点，不会有任何的一点点问题。与“畢”字一样，在“篳、華、崋、澕、樺、燁、曄、驊、鏵”这些合体字中，也都包含一个“芈”的独体字，以它去与陶俑的身上那个陶文进行对比，那就几乎是一模一样的。

    谁说陈景元的观点得不到考古材料的有力支持，请看2016年1月从湖北棗阳郭家庙传来以下最新的消息：考古学家在考古现场找到了一件春秋早期的青铜鼎，在这个青铜鼎上，有“曾侯作季汤芈鼎”这样的铭文，其中最令人瞩目的，就是那一个“芈”字。湖北省考古所所长方勤说：铜鼎是为迎娶“芈”姓女子而铸造的。这个“芈”字，与阿房宫北司遗址筒瓦的“芈”字大体是一致的，是合体字中的一部分。人们一直悬在心头的一个考古疑团，在此得到权威的破解。

 

   《芈月传》播映引起的轰动效应，绝对是前所未有的，过去知道秦宣太后的人本来就不多，对于“芈月”这两个字，除了陈景元的著作和他的博客里面，有小范围的提及之外，在其它浩瀚的舆论世界之中，几乎很难能够再找到它的身影。现在《芈月传》的小说发行了，接着它又被搬上荧屏，并且和《东方帝王谷》、《兵马俑为谁守护》轮番地上映，加上全国报刊杂志以及各种网站几百万次的转载和传播，“芈月”两个字，已经变成家喻户晓、妇孺皆知的事情了。

    《芈月传》跨年度热播，让蒋胜男火了一把、让导演郑晓龙火了一把，让最先提出宣太后名字叫“芈月”的陈景元，随后也火了一把。应该说，世界真是无奇不有，他们不约而同走到一起：没有陈景元对芈月的研究，不会引出蒋胜男的小说；没有蒋胜男的小说，郑晓龙就不会成功拍摄这部电视剧；没有郑晓龙的大片，“芈月是兵马俑主人”的影响力，就不可能达到世界的每个角落，人们也不会知道“芈月”两个字，是陈景元历经四十多年艰苦磨练，才修得的正果。

 

  《芈月传》播出之后，原来坚持“兵马俑主人是秦始皇”的人，立即进行了最激烈、最顽强的抵制：作家萧盛愤怒谴责说，将宣太后的名字叫“芈月”是对历史的无情奸污，而其罪魁祸首就是陈景元；著名考古学家段清段，更以“人咬狗才能变成新闻”的歹毒语言，对陈景元进行人身攻击；西北大学教授徐卫民，声称“对陈景元无聊的观点，没有兴趣进行反驳”，自己却跑到陕西省图书馆、西安博物院举办讲座，高呼“宣太后葬在秦东陵，芈月不是兵马俑的主人。”

 

  与此同时，西安一些考古权威向记者发表高见，声称自己观点的牢不可破、不可战胜，却一直不肯对当年争论的症结问题，写出自己各种有针对性的反驳文章，让公众看看自己的论证材料，有多么的确凿、可靠和令人信服。除了嚣张的气焰不衰，毒舌腔调不改之外，始终说不出多少真正有份量的话。相反陈景元是将咒骂自己的话，变成动力，并将自己对“芈月”两字进行考证的详细过程，毫无保留地公布出来，请公众本着公正、客观的原则，前来进行分析和检验。

  

    1976年一位叫郑洪春的考古学家，在西安碑林得知陈景元对阿房宫有新奇观点时，就写了一个条子，让陈景元到西安市文管会找李家翰和姜开任，李姜两人见到陈景元的《阿房新谱》，十分高兴地说：“学建筑的人系统研究阿房宫，你是第一个，我们发掘阿房宫北司遗址时，发现有麻点纹的筒瓦，说明阿房宫不是秦始皇时期建造的。不过希望你能够帮来我们辨认一个字：北司遗址的筒瓦上有个很奇怪的字，请教过西安许多历史学家和考古学家，结果谁都说不认识。”

      他们让陈景元辨认陶文，陈也说不认识，于是在本子上将笔划描下来，文管会开了一张去阿房宫公社的介绍信，让客人到发现筒瓦的高窑村考察一番。陈景元回到南京，一天去南京图书馆看书，碰到南京师范大学中文系的段熙仲教授，陈景元拿着怪僻字向他请教。段先生说：“中国古文字很有趣，经常有多一笔、少一笔的现象，有时减一笔，加一笔，就能把字认出来。这个陶文，其实是两个字，右边是月字，左边的字，将头顶的一竖，移下来，就是一个‘芈’字。”

    阿房宫“北司遗址”发掘中，知道筒瓦上有个不认识的字，除西安市文管会李家翰、姜开任外，还有北京大学考古系的高明教授。陈景元将这个陶文认定为“芈月”两个字，除了向中央作了反映之外，也已撰写到已经正式出版的《秦俑风波》一书中，外界如果对这个陶文有兴趣，可以与西安市文管会去直接联系，可以将筒瓦从库房中提出，看看它是不是如段老说的“芈月”两个字。姜开任不在了，李家翰已经86高龄，但是头脑非常清晰， 他们是筒瓦文字的见证者。

    考古界很讲究论资排辈，他们的言论是否具有权威性，取决于他们在业内的地位和影响力，有人资历辈份都很高，但说话总是没人听。比如，社科院考古所所长徐苹芳说“安阳墓”不是曹操墓，竟然一点用处都没有，姜开任被称为是考古泰斗，李家翰与徐苹芳、高明、俞伟超一样，都是1951年北京大学的同窗，个个都是顶级学术权威，他们决不讲假话、不做违心事。所以李家翰、姜开任对于“北司遗址”筒瓦文字的描述，是真实、可靠的，是经得起实践检验的。

    由于阿房宫遗址有“芈月”陶文和“歪髻、偏髻”玉人的出土，以及有大量文献资料记载作为依据，使宣太后芈月是“阿房宫主人”的结论，已经变成板上钉钉的、不可推翻的铁案了，它厘清、还原几千年来一直被模糊起来的那一段历史，彰显了秦宣太后不为人知的重大功绩，肯定她是一位中国不可多得的、有杰出成就的女权人物，这是一件多么值得人们肯定、宣扬的大事情。这里要向人们进一步地证明，地处骊山北麓那个“世界奇观”，也是宣太后的一个杰作。

    对于这个惊人的结论，很多学者是不愿意面对的。因为认可它就会引起学术大地震。比如，自己一旦认可秦宣太后的名字叫做“芈月”，认可梳着“歪髻、偏髻”是芈姓楚人传统的习俗，认可“阿房宫的主人”就是秦宣太后，立刻就会引起一个无可挽回的学术大坍塌。这是因为，在八十多里之外的骊山北麓西杨村附近，有几千个陶人也梳着“歪髻、偏髻”，陶人身上也有“芈月”的刻文，两个地方有着这么多惊人的相似，难道还不说明它们与宣太后直接有关吗？

    秦俑考古队在1975年第11期的《文物》杂志上，发表了《秦俑坑试掘第一号简报》，它首先公布俑坑的一个陶俑身上，发现有一个奇特的陶文，他们匆忙就说它是一个“脾”字，并且认为只是一个普通工匠的名字，断定这个字根本不可能具有其它特别的含义。问题是他们为什么说它一定就是“脾”字，那是没有进行任何的论证和解释的，这个陶文不是现代印刷体，而是古代的籀文，显然他们是将陶文中除了“月”字的偏旁外，一定认为另一半就是一个“卑”字了。

    但是细心的人们一定会发现，对于陶俑身上左半边“月”字的判读，是不会有任何异见的，而要将陶文右半边那个字，判读为“卑”字，就有很大问题了。因为“卑”这个字，无论在古代、或者现代，都是一个很普通、很常见的字，人们对它的字形、写法和读音，都是非常熟悉的，根本不用借助于各种字典，一下字就能够将它辨认出来。它如果确实是一个“卑”字，几乎人人都不会认错；它如果确实不是一个“卑”字，那么谁要说它一定就是，恐怕也是不行的。

    真正的“卑”字，应该是怎样书写呢？这个“卑”字的写法，人们是司空见惯的，“卑”字经常出现在人们的视野之中。如果将所有与“卑”字有关的字、或者将“卑”字各种写法汇集一起，人们一定会发现：从容庚《全金文》一书收录的古文字看，“卑”字有五种不同的写法；从徐文镜《古籀汇编》一书收录的战国时期的古文字字形来看，“卑”字也有九种不同的写法。也可以说，“卑”字的形象，上部全都是一个圆圆的头，下部则全都有一条细长细长的小腿。

    其实，在《中文大辞典》里收录的“卑”字，就更多、更直观、更能说明了。它里面显示的古文字材料，它的来源不仅有《说文解字》，还有著名书法家史游、孙虎经、王羲之等人六种关于“卑”字的写法。经过认真对照得出的结论是：所有这些古文字的经典写法，与秦俑坑陶俑身上的陶文，竟然没有任何一点的相同、或者类似之处。真不知道袁仲一等人当初除了臆断想象之外，还有什么可靠的依据，将陶俑身上这一个陶文，与“卑”字、“脾”字直接挂上钩的？

    陶俑身上的怪僻字，袁仲一认定为是“脾”字，是没有一点点道理的，那么这一个怪僻字，到底是一个什么字？陶俑身上的怪僻字，说它包含一个“月”字，可信度是很高的，如果说怪僻字外一半有问题，无非是指那个“卑”字被否定之后，要有一个字去替代它。应该说这是学术之争出现一个的焦点和核心。而在“卑”字必须退出，人们要重新判读另一半的字形和字义时，南京的段熙仲教授原来提出来的“芈、月”一说，自然而然就要引起人们特别的特别关注了。

在遗留至今的几乎所有能够找到的古文字字形中，“芈”单独出现的机率是很低的。人们要想找“芈”字原始的写法，要想与俑坑陶俑身上的陶文对号入座，而找出它的原始出处，估计是不可能的事情。但不管怎么样，它终究是古文字中曾经存在的一员，总是在历史上曾经单独存在的一个字。也就是说，虽然在众多独体字中，找不到它存在的可靠字形，那么人们在众多合体字中，能不能找到它的形象和痕迹呢？通过人们坚持不懈的努力，终于将它一个个都找到了。

从汉字的字库里，找到“畢、篳、華、崋、澕、樺、燁、曄、驊、鏵”这些标准汉字，实际上这些汉字，都由几个独体字组成的合体字，除了字的头顶有个“帽子”之外，它的下方都有一个标准的“芈”字。人们回头看看，这一些的“芈”字古文字与俑坑那个陶文的形象，就己经非常地接近了。即使在当代出版的《史记》之中，“芈”字也有五种不同的写法，所以将众多的“芈”字，从各种合体字分离出来进行辨认，应该是非常合乎情理、也是一种最正确的选择。

所有古文字资料，全都展示在世人的面前，人们完全可以确认俑坑的那个所谓的“脾”字，肯定就是段熙仲认定的“芈、月”两个字，应该认为是一个谁也无法否认，更是一个不可以被任何人逆转的事情了，从单纯的学术论证角度上去看，争论的最后结论应该是有眉目了，这项研究也应该划上一个句号了。而让人不可理解的是，就在这一种大局已定的情况之下，袁仲一等考古学家们，本来也应该就此止步，应该去面对现实，并且应该去调整自己以往的那种思路了。

但是他们并没有这样做，有种种的迹象表明了，一场新的学术争论，又被他们逐渐地推到争鸣的讲坛上来了，袁仲一和他的许多支持者，仍然做出超常的反应。他们从另外一个角度，向自己的学术对立面，提出了一个新的反驳意见。他们坚持说：“陶俑身上的陶文，是一个字不是两个字，一个完整的陶文，一个完整的字，怎么能够采取拆开辨认，把俑坑一个好端端的陶文，竟然被割裂开来变成了‘月、芈’的两个字，这样一种做法，是严重违背古文字释字常规的。 ”

袁仲一对于陶俑身上那一个陶文，到底是不是“芈、月”两个字，已经闭口不谈了，他最新的观点是：“人们在释读古文时，必须忠实于原有字形，不能把一个完整的陶文，采取拆字的方法进行辨认。”人们应该如何回答他新的挑战？首先他对于汉字为什么不能进行拆分的问题，并没有拿出多少有说服力的理由来。人们应该知道，将一个完整的文字拆开来，字义可能有所不同，但是谁也不能因此就否认一个完整的字，本身是可以由多个独体字构成的这个造字法则。

汉字发明和使用，是一件非常奇特有趣的事情，几乎在每一个朝代，都能够造出很多的新字来，所以汉字的数量实在是多得非常惊人的。比如，在《康熙字典》中，有47000多个字；在《中华大字典》中，有48000多个字；在《中文大辞典》中有56000多个字；在《中华字海》中有85568个字；在北京国安资讯设备公司的《汉字字库》中有91251个字？据统计，自公元前2098年的炎黄时期开始，一直到2012年的现代，估计出现过的汉字的总数量，已经超过了l0万多个。

汉字数量浩大，但最常用的汉字，仅仅只有3500多个，汉字的造字方式和结构，也是千奇百怪、变化无穷的。比如：两个“人”字，能组成一个“从”字，而三个“人”字，能组成一个“众”字。两个“日”字，就能组成一个“昌”字，而三个“日”字，能组成一个“晶”字。在现实生活之中，谁又能否认有的汉字，是由上下两个独体字组成，谁又能否认有的汉字，是由左、右两个独体字组成的，谁又能否认有的汉字，是由三个、四个、甚至更多独体字组成的。

在中国有许多古怪的文字，绝是大多数的人，既读不出它的音，也不知道它的含义。比如：两个“又”字，一般都认识它是“双”字，但是由三个“又”字和四个“又”字，组成的“叒”字和“叕”字，就不知道到底是什么字了? 如果再将两个“田”字，三个“田”字，四个“田”字叠在一起；又人们将两个“鱼”字，三个“鱼”字，四个“鱼”字叠加起来，又将两个“龙”字，三个“龙”字，甚至四个“龙”字捆在一起，人们就很难认出它们都是一些什么字了。

或许人们还记得：民间经常将“招、财、进、宝”和“黄、金、万、两”这些字，拼叠成了一个吉祥字。在陕西广大城乡的大街小巷之中，也经常能够看到一些小吃店家，在大门口高高地挂着一个奇怪的金色大字，虽然谁也不知道它到底叫什么字，但是当地的大人小孩，一口气就唱出它的意思来：“一点飞上天，黄河的两边弯；八字大张口，言字往里走，左一扭，右一扭；西一长，东一长，中间加个马大王；心字底，月字旁，留个勾搭挂麻糖；推了车车，走咸阳。”

在现实的生活中，有许多的文字，人们确实是很难认识的，但是碰到了又不能回避，不能不去面对，所以聪明的人，往往就会用自己最熟悉的语言，将它们形容出来、比划出来。也就是说，人们可以将一个不认识的字、笔划很多的字，拆开分解成为好几个字，来进行辨认、来进行书写，总之难不倒任何人，会用各种方法，将自己碰到的怪僻字，逐一地将它们忠实地记录下来，保存下来，也可以对这些材料，不断地进行琢磨，最后或许真的就能够揭开很多的秘密来。

在人们的日常生活中，常用“弓长张、立早章、古月胡、口天吴、木子李、人可何、言午许、木易杨”等口头语，可以形象地表述汉字的基本结构。“张”字，可以拆成“弓”和“长”；“章”字，可以拆成“立”和“早”；“胡”字，可以拆成“古”和“月”；“吴”字，可以拆成“口”和“天”；“李”字，也可以拆成“木”和“子”；“何”字，可以拆成“人”和“可”；“许”字，当然可以拆成“言”和“午”。汉字这种分分合合，根本不值得大惊小怪。

在同样的情况下，谁又敢断言很多怪僻字，只是一个独体字，而不是一个合体字？谁又敢说很多怪僻字，是不能够拆开进行辨认的？谁又敢说秦俑身上这个怪僻字，不是由“月、芈”两个独体字组合而的？人们不禁要问：即使袁仲一等人将陶俑身上这个怪僻字，释读为“脾”字，难道这一个“脾”字，不是合体字，而是独体字？不正是自己先将它拆成“月、卑”两字，再去做各种文章的吗？由此可见，袁仲一提出汉字不能拆分的观点和主张，根本就是站不住脚的。

人们应该怎样对待独体字和合体字的问题呢？所谓独体字是指一个汉字，只有一个单独的形体，而不是由两个、或者两个以上的形体组成。独体字大都是一些简单象形字和表意字。这一类字，是从图画演变而成的，每个字是一个整体。如日、月、山、水、牛、羊、犬、戈、矢等，都是独体的象形字；又如天，立，上、下、一、二、三、见、门等，都是独体的表意字。这种独体字，是不能将再进行拆分，而成为两个或两个以上的形体，拆了就不成为一个完整的字了。

实际上，独体字在现在使用的汉字里面，所占比例是很小的。绝大多数的汉字，都是由两个、或者两个以上的独体字组成的合体字，而独体字才是众多合体字构成的基础要素，从这一个意义上看，就使得独体字一直成为了汉字结构系统的主体和核心。就秦俑身上的这个怪僻字而言，它到底是独体字，还是合体字，如果是独体字，是不可以拆分的；如果是合体字，是可以拆分的。所以将合体字作为一个切入点，去判断这个怪体字的字义，一切问题也就迎刃而解了。

  

用合体字的方法，去认定俑坑这个怪僻字，到底合适不合适、到底可取不可取呢？秦俑馆研究室主任张文立，应该是最有发言权的。他在1984年9月撰写的一篇题为《近年秦俑研究述评》的论文中，明确无误指出：“陈景元提出了铁兵器的问题，以及对陶俑的陶文，重新释读为“芈”字，这无疑是正确的。”人们都看到了吧，秦俑馆本来承认，陶俑身上的那个陶文，陈景元将它由原来认定的“脾”字，重新释读为“月、芈”这样两个字，应该是没有一点点问题的。

也就是说，包括袁仲一在内的其他秦俑馆考古学家，如果还要坚持陶俑身上那个陶文，仍然只能是“脾”字的观点，那就是完全站不住脚的了。在这里也要奉劝袁仲一几句话，对于陶俑身上这一个怪僻字，首先要下一点功夫去核对和认真地探讨一下，对于那个陶文，到底是不是真正像传统意义上的“卑”字，还是像各种古文字资料中频繁出现的“芈”字，请先在秦俑馆内部，认真探讨一番，争论一番，等到统一意见后，再对外公开发表，似乎会好一点，稳妥一点。

在学术冲击波的强烈撼动之下，袁仲一等人可能也发现，自己对于“脾”字的错误判读，是太明显了，存在的学术漏洞，实在也是太大了。但是要让他们心甘情愿地接受“芈、月”就是秦宣太后的名字，恐怕在感情上还是很难通得过的。袁仲一在1985年发表的《秦俑坑是始皇陵的陪葬坑》这篇文章之中，提出以下一个全新的观点。文章说：“退一步说，那个陶文即便是芈、月两字，也是与秦宣太后毫无关系。因为俑坑中出土大量陶文，都是俑的编号、或者陶工名。”

  

在袁仲一看来，陶俑身上的文字，即使真的是“芈月”两个字，也与秦宣太后无关，但是只要有谁能够证明“芈月”不是陶俑制作工匠的名字，那么“芈月”两字的存在，他也许就不再坚持原有否定的态度了。在这里，一定要请他记住自己说过的这一番话，如果陈景元或者是其他的什么人，能够运用充分、可靠的材料，去否定“芈、月”这两个字，确实与塑造陶俑的工匠毫无关系的话，那么就要请袁仲一等人，痛痛快快地去承认芈月就秦宣太后名字的这个结论吧。

人们从《秦兵马俑坑一号坑发掘报告》一书中提供的数据来看，在一号坑中出土的陶俑数量是1087件，而在陶俑身上有陶文的俑，也仅仅只有382件，有字的陶俑只占35％左右，其它大部分的陶俑，身上都是没有任何陶文的。另外，在382件有字的陶俑中，只有62件是印文，其余的都是刻文。这些现象到底能够说明什么问题呢？首先如果“物勒工名”落到实处的话，既然制作的陶俑都要编号，那么就应该做到一个陶俑一个号，1087件陶俑，完全应该有1087个编号。

大部分陶俑没有编号，说明制作陶俑时间，是在吕不韦担任宰相之前。请人们注意，秦国“物勒工名”，是吕不韦提出并且付诸实施的。这里必须调一下，陶俑身上刻的数字，与工匠塑造工作量毫无关系。这是因为，在382个陶文中，带有数字符号的只有190个，但不能说它们是陶俑的编号。在陶俑身上刻“一”的有3个；刻“二”的有14个；刻“三”的有5个；刻“四”的有20个；刻“五”的有32个；刻“六”的有13个；刻“七”的有10个；刻“十”的也有20个。

190个陶俑中，有32个同时以“十”编号，有20个陶俑同时以“四”编号，这难道真的是给陶俑编号的？袁仲一难道不应该将陶俑，有的有号、有的没有号，有的号闲置没有用，有的号竟然同时用了30多次，对这种奇怪现象，进行一番必要解释吗？有一点是完全肯定的：人们有理由相信，在日常事务中，凡是要以编号进行统计，不会出现一个号，同时多次使用的，陶俑身上连号都编得如此无章无法、杂乱不堪，这与秦始皇时期实行四级管理制度完全是背道而驰的。

 

袁仲一提出陶俑身上陶文只是工匠名字的观点，就更站不住脚了。不知人们有没有注意，如果要说陶俑身上的陶文，一定是工匠名字的话，那么暴露出来的问题就更多更严重了。这是因为；制作陶俑是一个很复杂的过程，制作陶俑的工序也很多，环节也很多，决不是单靠一个工匠，就能够顺利完成的。比如：制坯、造型、干燥、烧窑、彩绘、拼装，参加的工匠人数也数不清，如果在陶俑身上都要刻上名字，就要刻一大片，不然出了质量问题，谁都负不了这个责任。

还有陶俑制作，采用的是大批量的模制方法，有的人大量制作手臂，有的人大量制作俑头，有的人大量制作身躯，等到各种半成品一批一批制作完毕，最后再进行总体的安装，这时制作陶俑躯干、手臂、头部的工匠，都是很不相同的，如果工匠都要去刻名，那是没有办法刻、没有地方刻的。在382个陶文之中，有62个是印文，其余的都是刻文，这说明了62个印文，是在泥坯还没有干透前，就印到上面去的，而其它刻文，都是在陶俑烧制完成之后，才匆忙刻上去的。

 

有一点是可以肯定的，陶俑身上的陶文，人想刻什么就刻什么，根本没有规律性可言。实际的情况是，由于陶俑都是出自众多工匠们的手，一开始只是制作泥坯，接着塑造陶俑形象，绝大多数人是不会惹事生非，去乱刻乱划的；有少数人，在不起眼的部位，拿工具去划上几条线，刻几个名，都是有可能的。甚至将所恨的人，刻在上面，发泄一下，也有可能。过去人们在乡间大树上、石板上、甚至在厕所里，经常看到打倒“谁谁谁”的字，其性质应该都是一样的。

陶俑身上，还有“咸阳、安邑、临晋、栎阳”等字，这是典型的地名，而与工匠名字无关。在陶俑身上，还有“不、少、宫、咸衣”等与工匠名字不相干的字。另外，有五个陶俑的颈部，都刻“冉”字，而在秦国的历史上。以“冉”为名的人，只有一个，那就是秦国早年的宰相、秦宣太后的弟弟魏冉。袁仲一凭什么一口就咬定除了一些奇怪的数字以外，凡是有字的，也包括那一个怪僻字，除了猜想还是猜想，根本没有任何理由，说它们都是制作陶俑的工匠名字。

2016年1月考古学家在湖北棗阳郭家发掘现场找到一件春秋早期的青铜鼎，在这一个鼎上，赫然醒目地显现一个清晰的“芈”字。据湖北省考古所所长方勤先生介绍说：铜鼎上刻有“曾侯作季汤芈鼎”的铭文。当然，铜鼎上的那一个字，实际上也是一个合体字，它是由一个“芈”字和一个像“弥”的字，所共同组成的，而其中的那个“芈”字，当然也是一个独体字。青铜鼎是春秋时期的，陶俑是战国时期的，由于两者相隔几百年，所以书写起来还是有少许差别的。

                                                                                                                      2018年5月31日 第八次修改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