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是根据唐代李世民第四子李泰奉旨撰写的《括地志》一书，对于宣太后陵、秦始皇陵、骊山、戏水的位置和距离，通过反复地实测和现场调查，最后做出的具体精确的描绘而绘制出来的地图。当前人们正在争论不休的宣太后陵，到底是在秦始皇陵以东，还是在秦始皇陵以西，其实在李泰《括地志》中，是有明确记载的，而且在《史记·正义》、《陕西通志》、《西安府志》和《临潼县志》之中，也都有相同的记载。从图中看宣太后陵陵位置，就在西杨村的附近。

    八十一集电视剧《芈月传》已经全部播送完毕，它现在留在人们心目中的悬念和余波是：芈月去世后，到底被秦昭王葬到哪里了？如果芈月被葬到骊山北麓地区、葬在她和西戎王居住的骊戎城附近，由于骊戎城就在西杨村北侧不远处，那么芈月和秦俑坑之间的关系，当然就板上钉钉了，她是俑坑主人的说法，就不该有所怀疑了。这也就证明电视剧之中“芈月葬骊山北麓，是兵马俑主人”的说法，是可信的、可靠的，是符合历史事实的，是经得起客观实践检验的。

 

    但是，无论是《芈月传》小说，还是《芈月传》电视剧，在最近的一段时间，却遭到了一些人莫明其妙的炮轰：著名作家萧盛先生愤怒地谴责，让秦宣太后贴上了“芈月”的标签，这本身就是对历史的一种无情奸污；有些专门研究秦史的权威学者，煞有其事地说：当前创作的《芈月传》作品，其实都在不负责任地误导秦代的历史，然而造成这种恶果的一个罪魁祸首，那就是人在南京那个所谓的建筑学家陈景元；更有人将“无耻、下流”的脏水，都泼到陈景元身上。

 

    《芈月传》小说的作者蒋胜男，《芈月传》电视剧的导演郑晓龙，都说秦宣太后的名字叫“芈月”，为什么就是对于历史的无情奸污了？陈景元根据自己几十年以来的考察和研究，得出结论说秦宣太后的名字叫“芈月”，为什么就是对于历史的无情奸污了？在没有系统地说出蒋胜男、郑晓龙、陈景元到底有什么过错的情况之下，这些自诩为中国权威的作家、史学家、考古学家，又有什么权利对陈景元等人，举起大棒，祭起屠刀，去进行如此恶毒疯狂的血腥清剿了？

   

应该说，在文学创作和学术研究中，只要不涉及敏感的时政问题，尤其是秦宣太后是不是叫“芈月”的问题，芈月本人是不是兵马俑主人的问题，任何人都享有充分的话语权，陈景元等人可以不受限制地发表自己的意见和观点；而与此相反，任何人如果持有不同的意见和观点，也都享有充分的话语权。双方是完全平等的。如果认为自己有实力、有证据，从学术上战胜对方，完全可以通过正常的渠道和方法，拿出自己的论著，去与对方进行较量，用不着去诽谤别人。

 

        这些人诽谤不会使受诽谤者遭殃，却会使诽谤者身败名裂。一定要对别人进行诽谤和侮辱，这是不能被许可的，是要承担法律责任的。俄国著名作家普希金告诫人们：“诽谤虽然不要证据，却也会给人留下几乎洗刷不掉的污点。”最近有人在《文汇报》《西安晩报》上，发表《俑坑不是芈月陪葬坑》和《兵马俑为谁陪葬》文章说：宣太后葬在秦东陵与兵马俑没有关系。以“文对文”方式，去与北京卫视《兵马俑为谁守护》的陈景元观点进行对抗，这条路就走对了。

 

双方争斗的焦点，已经展现在公众面前，人们应该平心静气地进行交流了。如果宣太后葬秦东陵的观点能够成立，意味着宣太后确实与兵马俑毫无瓜葛；如果宣太后葬骊山北麓的观点能够成立，说明了宣太后确实与兵马俑有着直接的关系。由此可见，宣太后陵的位置到底在哪里，决不是一个小事情、不是一个无足轻重的、鸡毛蒜皮的问题，是一个关系到秦俑“定性、定名”是否具有真实性、正确性、科学性的大事情，是一个牵涉到了考古界本身工作的是非大问题。

 

1974年3月29日，临潼县农民打井挖出陶俑，《青年一代》杂志披露说：“袁仲一凭着广博的历史知识，猛然想到古书有记载‘臣斯率七十余万人，穿治骊山，下及三泉，旁及三百丈乃止。’三百丈，正是西杨村掘井址离秦陵的距离。”《旅游》杂志披露说：袁仲一“根据古书提到秦始皇下令将秦始皇陵向外扩展三百丈，然后停工。经过钻探测量，兵马俑坑在陵墓外城以东，正好在这个范围之内。”于是他向北京写了一封信，并要求上级尽快地派人前来进行发掘。

 

正如古希腊哲学家素福克勒斯在《奥狄浦斯王》中说的那样：“匆忙的决定是不可靠的。”袁仲一是第一个认定兵马俑是秦始皇陪葬品的人，1974年6月28日，江青作出重要批示，要国务院副总理李先念，立即采取紧急措施保护现场，7月15日匆忙建的考古队开进西杨村，这是兵马俑“定性、定名”的真正源头，在考古队进场前“兵马俑主人是秦始皇”就已经被“四人帮”匆忙拍板定案下来，这是典型的“先定性后发掘”，是严重违反考古规程的一种不正常现象。 

 

毛泽东的“两个凡是”得到了纠正，“一句顶一万句”的时代结束了。不幸的是，江青这个“凡是”，到二十一世纪的今天，仍然被一些人奉若神明，甚至有一个地方，一直怀念着江青：“真要感谢江青，当年没有江青批示，哪里有兵马俑滚滚财源”。“兵马俑主人”1974年6月被“钦定”后，从此就不许任何人有不同意见，谁要有不同意见，就给你一点颜色看看，谁要想发表不同的观点，当然是比登天还要难，他们对付不同观点持有者的办法，那是很多很多的。

 

剥夺了人家话语权，自己说话就方便了，想说什么就说什么，想做什么就做什么，谁也管不住他们。当年“四人帮”匆忙做出有关“兵马俑主人”的结论，自然留下各种考古学上的窟窿，为了填补这个学术漏洞，有人声称“三百丈”有出处，有人誓言“56平方公里”有依据，有人断定“吕不韦戈”是铁证，有人甚至还杜撰了“骊山在新丰县南十四里”的假史料。他们在为自己申辩过程中，对宣太后陵位置的各种说辞，是最理亏、最过分、最经不起历史事实检验的。

 

秦宣太后去世后，她到底葬在什么地方？1984年9月秦俑馆有一位叫聂新民的考古学家撰文说：“秦宣太后陵不在骊山北麓，而且它是位于骊山南麓的蓝田县境内。”秦俑馆另一位考古学家说：“《史记·秦本纪》之中，有‘四十二年十月宣太后薨，葬芷阳骊山’的记载，而芷阳这个地方，只是在骊山西麓的白鹿原上。一会儿说秦宣太后陵在骊山南麓，一会儿说秦宣太后陵在骊山西麓，让人搞不清楚，由此可见，这一时候在秦俑馆的内部，还没有形成统一的口径。

 

芷阳，是在秦穆公时期建造的一个城，那里有一座霸城宫，霸城宫又叫芷阳宫。芷阳城、芷阳宫的位置，就在现今霸河以西的白鹿原上，秦俑馆认定秦宣太后葬在芷阳，就是指葬在芷阳宫的附近，单单从字面上看，是找不出一点毛病来的。但问题是，过了不久之后，秦俑馆竟然又改口了，说秦宣太后并不是葬在霸河西边的白鹿原之上，而是葬到霸河东边的铜人原去了，一会儿说是葬在白鹿原上，一会儿说是葬在铜人原，她到底葬在哪里，真让人丈二摸不着头脑。

 

有人会理直气壮地说，《史记》不是说“宣太后葬芷阳骊山”吗？所以说宣太后葬在芷阳城又有什么过错呢？其实，芷阳城屹立在平地拔起的高于周围200多米的白鹿原顶端，所以它又称“霸上”，它控扼着进入咸阳的门户，是一座易守难攻的军事要塞，这是毫无疑问的。《汉书·文帝纪》中，有汉文帝刘恒“治霸陵，因其山，不起坟”的记载。由此可知，霸陵的位置是在霸河西岸白鹿原的东北角，如果说汉文帝葬在白鹿原的“霸上”地区，这种说法也是可取的。

 

但是这里必须重申一点，芷阳这个地方，应该具有两层的意义：一方面“芷阳”确实是秦国历史上的一座著名城市；另一方面它更是秦国版图上的一个有正式行政区划的建制县。芷阳城只是一个点，芷阳县却是一个面；芷阳城是芷阳县的县治所在地，芷阳县则是芷阳统一管辖下的一个行政区域。难怪在《中囯古今地名大辞典》这一部经典的史籍之中，要毫不含糊地告诉人们说：“芷阳县，秦置。自骊山以西，皆芷阳县地。……盖秦时，芷阳地甚广，不止霸上也。”

 

可以肯定，芷阳不是一座孤零零的古城，而是一个辖地广阔的大县。两者是互为依存，更是不能模糊混淆的。那么这个芷阳县到底有多大呢？《陕西通志》明确地说：“芷阳，在咸宁之东，横亘数十里，东接绣岭，南抵蓝田。如秦宣太后葬芷阳骊山，去新丰县南十四里，则在临潼界；秦悼太子葬芷阳，而括地志云，‘在蓝田县西六里’，则在蓝田界矣。”当年刘邦从鸿门脱逃，从骊山脚下“芷阳道”返回霸上，可见临潼骊山北麓地区，也都在芷阳县的大版图之内。

 

《咸宁县志》记载“故芷阳，谓本芷阳地耳，非谓芷阳城、即霸城也。秦时芷阳东境，兼有今临潼、兰田地矣。”《咸宁县志》附有一张“秦彊域图”，图上既有位于白鹿原上芷阳故城，又在图中注明“芷阳县东境”，也就是秦时芷阳县的辖地东部边界，已经越过了东西方向上的整座骊山，这就意味着骊山北麓的广大地区，以及骊山南麓的兰田地区，都在秦时芷阳县辖区之内。所以，秦俑馆认定骊山北麓的宣太后陵所在地，与芷阳无关之说，是没有任何道理的。

  

秦俑馆1986年后提出新观点，说秦宣太后葬在一个叫“秦东陵”的地方。依据是西安铜人原，有一个以“东陵”命名的乡，有一种水果叫“东陵瓜”，有一个叫“邵平店”的村子，而邵平就是秦代的“东陵侯”。以此推论，邵平这一个“东陵侯”，一定就是负责建造“秦东陵”的朝廷官员。后来在油王村附近的墓葬中，发现一个“芷”字，为此秦俑馆认为，在油王村一带，一定有一个秦宣太后陵。不久之后，国家文物局就确认它是一个“全国文物重点保护单位。

 

认为存在“秦东陵”的考古学家说：“宣太后、秦悼公子、秦昭王、秦孝文王、秦庄襄王等人都葬在“秦东陵”，有明确的史料记载作为根据。可惜这一个重要的史料，在古代任何文献记载中，是找不出来的。《陕西通志》说，宣太后葬新丰县南十四里，秦悼太子葬蓝田县西六里；《括地志》说，秦昭王葬新丰县西南三十四里；《史记·秦本纪》说，“庄襄王葬阳陵”。他们明明葬在不同的县，什么时候凑到一起了？其实有关“秦东陵”的说法，只是近代人虚构出来的。

 

以邵平“东陵侯”封号作为依据，断定他就是建造“秦东陵”的官员，实在很荒谬。西汉就有河陵侯、沶陵侯、醴陵侯、阜陵侯、义陵侯、容陵侯、淮陵侯、路陵侯、南陵侯、兰陵侯、商陵侯、安陵侯、平陵侯、开陵侯、建陵侯、乐陵侯、将陵侯、高陵侯、沂陵侯、成陵侯、定陵侯、宜陵侯、睢陵侯、朗陵侯、众陵侯、榖陵侯、波陵侯、洛陵侯、泉陵侯、襄陵侯、句陵侯、沅陵侯、侯魏驷、舂陵侯、众陵侯、成陵侯、建陵侯、高陵侯，竟然没有一个是建造陵墓的。

 

在《史记》记载中，有房陵、幽陵、马陵、召陵、寿陵、胡陵、江陵、醴陵、夷陵、西陵、东陵、桂陵，它们都是地名；秦代有个王陵，那是一个将军，秦代有个阳陵，那是一个地名，秦国有个秦陵，那是一座山；在《汉书》之中，更有“营陵侯”刘泽、有“建陵侯”卫绾、有“阳陵侯”傅宽，按照秦俑馆过去的思维逻辑去看，他们总应该和修建、营造陵墓有一点关系吧，可惜他们中任何一个“侯”，竟然百分之百地和建造陵墓，却是没有任何一点点实质的关系。

 

人们要知道，无论那个朝代，建造帝王陵墓是举国上下的大事。要主持建造帝王陵的必是当朝的丞相，和丞相直管的工部，他们要去调动千军万马，非要有很大的军政大权力不可，丞相食邑“十万户”，而邵平只是一个“食千户”，是一个小小的芝麻官，他哪里有什么资格和能力，前去督造一个帝王陵？另外，秦国王侯去世之后的坟，只能称墓、称丘、称冢、称山，没有称陵的，将坟称陵，是汉代以后的事情。邵平“东陵侯”只是将“东陵”作为食邑的爵位而已。

 

陈治国在《文博》杂志上发表的《秦东陵称谓考辨》文章中，一针见血地指出了：“无论秦汉时期还是后世，文献中从未记载秦时有‘东陵’这座陵园。秦俑馆第一次将秦王芷阳葬地与‘东陵’联系在一起。将秦王芷阳墓区称之为‘东陵’的结论，还有许多值得商榷的地方。”他强调“目前这里将秦王芷阳的葬区称为‘东陵’，人们经过分析后认为，秦时尚不存在将帝王墓称之为‘陵’的做法，此前认为是秦王陵的‘公陵、永陵和寿陵’，都只是地名而不是陵名。”

 

考古学家陈治国重申说：“如果将‘东陵’理解为是一个帝王陵园的话，那么‘东陵’这一称谓，在秦时官制的设置方面，将得不到一种合理的解释。将秦王在芷阳的葬地称之为‘东陵’，其证据力实在是不够充分的。其实，在秦时的‘东陵’指的只是一种封侯而已，‘东陵’的封号，也只是一种美称，而不具有任何实际的含义，因此人们不能简单地将芷阳的墓区，称之为‘东陵’”。谁说陈景元的观点，得不到任何考古学家的认可，这就是一个最好的回答了。

 

《重修扬州府志》中：有“扬州张纲沟在东陵村，而东汉志广陵有东汉亭，意即邵平所封”的明确记载。所以“秦东陵”不是秦国王陵的建设集中地，邵平“东陵侯”的“东陵”，也只是邵平被封侯的食邑，这个食邑就在他的家乡---扬州的东陵。另外，“东陵”又是一个复姓，《万姓统谱·东陵姓》称“东陵，风俗通，东陵侯邵平子孙氏焉，又东陵圣，广陵人，适杜氏。”由此可见，扬州广陵的“东陵”确实只是邵平的封地，而且“东陵”竟然又还是一个姓氏。

 

宣太后陵到底在哪里，一直有明确的记载。比如在《陕西通志》中，说“秦宣太后葬芷阳骊山，去新丰县南十四里”；在《西安府志》中，说“秦宣太后葬芷阳骊凶，去新丰县十四里”；在《临潼县志》中，也有“秦宣太后陵，在新丰县南十四里”的记载；在《历代陵寝备考》之中，还有“昭襄王母宣太后，楚人，芈氏，四十二年葬芷阳骊山，正义曰，在雍州新丰县南十四里”的记载；在李泰的《括地志》一书中，就有“秦始皇陵在雍州新丰县西南十里”的记载。

 

李泰又是谁？李泰是唐太宗的儿子，平生爱好地理方面的著述，他奉太宗之命，组织一个班子，化了五年时间查遍朝廷内府所藏图籍典经、地方志书，并派遣使者分赴各地进行考察，最后完成《括地志》一书的编著工作。书中涉及的秦宣太后陵、秦始皇陵的位置、方位、里程，都是精确的、翔实的、可信的，在地面上都是遗留有可以进行测绘明显标记的。人们从新丰故城出发，向南行进十四里，就是秦宣太后陵，向西南方向进行十里，就是秦始皇陵陵北正门了。

 

显而易见，无论是秦宣太后陵还是秦始皇陵，它们都处于“雍州新丰县城以南”的位置上，都在骊山北麓的广大地区。更加具体地说，它们都不是坐落于骊山的西麓地区，都与秦俑馆的一些考古学家一直坚持的铜人原、或者是白鹿原，根本没有任何一点点的关系，都与骊山西麓的芷阳故城、或者芷阳宫，根本没有任何一点点的关系，都与秦俑馆当家人目前认定的“秦东陵”，根本没有任何一点点的关系。事实证明，他们认定的秦宣太后陵，只是一种空漠的想像。

 

在以上所有的史料之中，同时还有“骊山在雍州新丰县南十六里、秦始皇陵在雍州新丰县西南十里、骊戎故城在雍州新丰县南十里、戏水在雍州新丰县东北十一里”的记载。有这么多地点的方位和里程数字，现在去进行实地的勘查定位，将这些方位和里程数字，分别在准确的地形测量图之中，全部精确地标示出来，那么长期积累在人们心中的一个最大疑团，自然而然就能真正解开了。应该说，在宣太后到底应该葬在哪里的问题上，最后就可以得到一个正确结论了。

 

从这些极其具体、可靠的材料中，人们可以看到：在雍州新丰县城正南方向十六里的地方，就是高高的骊山；在雍州新丰县城正南方向十里的地方，是西戎王居住过的骊戎故城；在雍州新丰县正南十四里的地方，是秦宣太后陵的位置，也就是骊山在南，秦宣太后陵在北，两者相距二里之遥；所有这些材料都说明一个事实，秦宣太后陵在正南方向十四里的地方，秦始皇陵在西南十里的地方，它意味着秦宣太后陵在秦始皇陵的东侧，秦始皇陵肯定在秦宣太后陵的西侧。

 

秦宣太后陵和兵马俑坑之间，到底存在什么关系？唐代有大程和小程两种，小程是一步六尺，一里三百步，即1800尺，一尺为24.56厘米，一里等于现今442米。“秦宣太后陵在雍州新丰县南十四里”，折合现在的尺寸，就是6189米。雍州新丰县城的具体位置，就在现今新丰火车站附近，由此朝着正南方向，前行六公里多一点，这里就是众多史料记载中秦宣太后陵的位置，而这一个地方，让人惊讶的是，它恰恰就在秦俑博物馆所在地西杨村---下和村的附近地区。

 

秦宣太后陵在雍州新丰县城的正南方向，和雍州新丰县城西南方向的秦始皇陵，构成一个27.5°的夹角，加上西南方向有10里的边长尺寸。经过另一种方法计算，结果是：10里×sin27.5^o＝10里×0.4618＝4.618里。秦始皇陵封土中心距城垣487米，秦俑一号坑中心距西边115米。可见秦始皇陵东城垣与秦俑一号坑西侧的投影距离，应该是2059.628-487-115＝1457.628米，这一个距离，与秦俑馆过去发布过的两者相距1500米的尺寸，事实上已经是非常接近的了。

有这么确凿史料，可以对骊山北麓这么多遗址的方位和里程，进行“定性、定量”的分析和考证，无论是通过现场的放线，或者去进行座标精确计算，都是很科学的、严密的，所有的这一切，更是滴水不漏、无懈可击的。完全可以断言，对西安那一些自以为是，盲目地认为比别人要高明、优秀得多的考古学家来说，就应该对于陈景元的这么一种科学论述和计算方法，赶快去找点破绽、找点问题才对，如果真的能够破得了陈景元这个学术“阵法”，那才叫做有一点点真本事呢！

俗话说“有理走遍天下，无理寸步难行”，硬要说秦宣太后葬在“秦东陵”，却拿不出任何一点点经得起推敲的依据，就想去否定和推翻《史记·正义》、《陕西通志》、《西安府志》、《临潼县志》记载的“秦宣太后陵在雍州新丰县南十四里、秦始皇陵在雍州新丰县西南十里”的史料，那这就必然注定西安一些学者，认定的宣太后葬“秦东陵”之说，已经失去任何一点的立论基础了。由此可知，声称秦宣太后等人葬在“秦东陵”，才是一个走遍天下都寸步难行的“无理之说”。

 

有关秦宣太后陵的具体位置，《陕西通志》、《西安府志》、《临潼县志》以及《史记·正义》、《括地志》等众多无可辨驳、无可回避的史料，难道在西安的那么多专家和学者，都没有听说过和见到过吗？所有这些研究地方志时，不可缺少的史料，在完全没有能力对铁一般的证据进行否定，在这一种是非界线十分清楚的情况之下，秦俑馆的一些权威考古学家和他们的支持者，竟然采取一种驼鸟式的不承认主义，以为这样就能保全自己，从而不丢掉一点自尊之心。

 

1981年上海的《文汇报》，通过自己的内参向中央反映了陈景元秦俑研究的不同观点，中央书记处书记胡乔木作出了重要批示，意思是“能否把陈的观点作为一家之言，请社科院组织一次学术讨论。而考古界的顶级权威夏鼐以“国际影响太大”为由拒绝进行争鸣。在北京大学的著名教授陈传康先生鼎力帮助和支持之下，陈景元的《秦俑新探:秦俑坑的主人不是秦始皇》14000多字的文章，终于冲破了重重的封锁和阻挠，在1984年8月第3期的《大自然探索》杂志上公开地发表了。

 

为了应付国内外的各种质疑之声，秦俑馆在1984年12月11日的《陕西日报》上发表文章竟然说：只有“骊山在雍州新丰县南十四里”的记载，而无秦宣太后葬“雍州新丰县南十四里”的记载。然而“骊山在雍州新丰县南十四里”，是秦俑馆杜撰的史料。因为《史记·周本纪》上，明确地写着“骊山在雍州新丰县南十六里”。正反一对比，谁是谁非，一目了然，秦俑馆杜撰史料的恶行昭然若揭了：当年宣太后葬“秦东陵”为什么会有很大影响力，就是假史料起到了关键性的作用。

 

                                                                                                                        2016年2月23日第11次修改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