秦俑馆的袁仲一先生,一直被称为“秦俑之父”,被誉为“世界一流”的考古学家,《袁仲一传》一书中,更直截了当说,“袁仲一始终坚持,有几分证据,说几分话的原则,他写下的每一个字,总结的每一条结论,都有理有据,掷地有声。正因为如此,秦始皇陵、秦代陶文、秦代文化等独特的研究与阐述,被国内外学术界广泛引用,奉为权威。”什么叫权威呢?权威是指在某种领域、或者某个学科上,拥有巨大影响力的头面人物。袁仲一权威形象的确立,应该定位在秦俑这个专题研究上面。如果他的一些言行,超越这一个特定的专业界限,那么也就没有什么权威性可言了。
对于真正的学术权威而言,不断坚持“有几分证据,说几分的话”的原则,是一个最起码的品德要求;对于真正的学术权威而言,做到“写每一个字,做每一个结论,都有理有据”,是能够使研究成果,被学术界广泛认可的唯一前提。学术权威的地位和形象,不是可以永恒不变的,如果在某个场合、某个问题上,犯了没有证据乱说话,犯了只有一分证据说十分的话,犯了学术论证缺理、失据的大忌时,“权威”这神圣的两个字,就要无情地离你而去了,所以学术权威们,要十分爱护、珍惜这“权威”两个字,不要将它变成一种“权势”,更不要将它当作“权柄”而去整治人。

这就是袁仲一鼓吹所谓“秦俑国际学术讨论会”的会场!
最近,在书店上市的《袁仲一传》这本大作中,人们发现有一段让人十分吃惊的文字---“1984年第3期《大自然探索》杂志,发表了陈景元《秦俑新探》一文,文章提出了一个惊世骇俗的观点:兵马俑的主人不是秦始皇,而是宣太后。此论一出,立即在社会上,引起了强烈反响,许多报刊纷纷转载。来自北京、上海、台湾以及美国、日本的各路学者,不断询问考古队对此的看法。当年在陕西召开的秦俑学国际学术研讨会上,百余名国内外专家学者就陈景元的观点各抒己见。在次年召开的一次兵马俑研讨会上,专家们又对此进行了讨论,一场没有硝烟的学术之争拉开了序幕。”
该书紧接着又说:“兵马俑坑是秦始皇陵的陪葬坑,在袁仲一看来,这是考古界、史学界、自然科学界普遍认为的一条科学的结论,毋庸置疑。这一结论不仅是他的观点,同时也是国内外考古专家的基本观点。”其实,有关这一次秦俑国际学术讨论会的材料,早就已经出现在袁仲一的代表作《秦兵马俑》一书之中:“陈景元《秦俑新探》宏论一经提出,立即在国内外引起轰动。当年在陕西召开的秦俑学国际学术研讨会上,到会的百余名国内外专家,各抒己见,成为会上、会下的热门话题。随着时间的推移,波涛渐渐平息……。”由此可见,两本书上的说法,完全是一致的。
陕西省文物局周魁英处长公开放话:“兵马俑是秦始皇陵的一部分,是秦始皇的陪葬品,学术界早有定论,绝大多数专家,对此都是认可的,秦始皇兵马俑的‘命名’是不可能被否定的。”显而易见,他是代表官方说话,代表行政方面说话。文物局本身职能中,没有一种可以决定什么问题能研究,什么问题不能研究的权利。学术界早有定论的问题,大多数专家都认可的问题,其他人就不能再去思考一下,不能再提出任何不同意见了?实际上,这位处长是以自己的身份和地位,对于陈景元及其支持者们,发出一种警告:你们不能再向前迈进一步,不要在秦俑的身上做文章了!
就连西安市临潼文物局董虎立先生,在报纸上也煞有其事地说过:“1984年,陈景元在《大自然探索》杂志上发表文章后,国家和陕西省组织过一个学术研讨会,认定兵马俑是秦始皇的陪葬品。陈先生提出这个观点不值得一驳。”人们都看到了,他们通过以上这些资料,对外明确无误地宣称:1984年陈景元的文章发表后,“国家和陕西省”的有关部门,曾经组织过一次由100多位国内外专家学者参加的秦俑国际学术研讨会,就是在这一次高规格、高挡次的学术研讨会上,陈景元提出的那种观点,被国内外学者一致否定、“平息”了,是他们维护了国家正面的、良好的“形象”。
以上这些“白纸黑字”写着的材料,恐怕是很难否定得了的。应该说,如果要与陈景元展开正常的学术交流和争鸣,只要让双方都拿出自己的学术成果,並且让大家进行平等、自由的学术讨论就行了,哪里有什么谁“平息”谁的问题。他们那样做的目的只有一个:必须将陈景元的嘴巴封上,不让他再有发声的机会。在他们看来,与陈景元学术观点的冲突和矛盾,是水火不容的,是没有调和余地的。陕西省一位学术泰斗当着陈景元的面,大吼一声:我们陕西2300多万人,决不同意你那个观点,更何况陈的观点已经被来自国内外的专家学者,完全、彻底、干净、全部地否定掉了。
然而,以上对陈景元学术观点进行彻底否定的学术讨论会,包含袁仲一声称的秦俑国际学术讨论会、文物局长所说的国家、陕西组织召开的学术讨论会、袁仲一强调的1985年召开的学术讨论会,其实都是子虚乌有的、被袁仲一等人捏造、胡编出来的欺世谎言!1984年《秦俑新探》发表不久,在陕西哪一个城市、哪一个宾馆,召开过秦俑国际学术讨论会?哪一些国家、哪一些学术权威前来参加会议了?有哪一些外国朋友、带了哪一些学术论文,提交给会议,并且在会议上宣读了?国际学术讨论会召开期间,有关国际学术权威们及其学术活动的影像资料,都在什么地方存放着啊?
都说希拉克总统当年在秦俑馆《留言簿》上,有“秦俑是世界第八奇迹”的题词,如果确有其事,它的真迹应该被妥善保存着。1984年的秦俑国际学术讨论会,如果确有其事,难道连一张照片都不能展现在公众面前吗?或许有支持者会反问:你没看见,不等于人家没有,有些珍贵资料,你是没有资格看的!陈景元现在负责任地告诉大家,他写文章,说什么话,从来不放空炮,不像有的人嘴上说“有几分证据,讲几分话”,实际上是谎话多多。1984年10月,确实开过一个学术讨论会,但那是由秦俑馆自己组织的,根本就不是一个国际学术讨论会,因为其中没有见到一个外国人。
在会议的“请柬”中,清清楚楚地写着:“我馆为庆祝建国35周年,並纪念秦俑坑发现10周年、建馆5周年而举办的秦俑研究学术讨论会,定于10月23日至25日在我馆召开,恭请届时参加为盼。秦始皇兵马俑博物馆
1984年9月20日(章)。”人们都看到了,明明是秦俑博物馆自己“举办”的一个馆庆会议,偏偏要把它吹嘘成是一个国际性学术会议,这不是睁着眼睛说瞎话又是什么?把秦俑馆本身的一个会议,夸大成是国家机关召开的会,是国际组织召开的会,这一种完全虚构、作假的国际性玩笑,是随便能开的吗?这种“拉大旗、作虎皮”的行为,人们是能够容忍的吗?
有人担心,这种话是不是说得过头了,如果证据不足那是要吃官司的。那么到底有什么材料能充分说明,陈景元对这次会议性质的否定,是有可靠依据的?不瞒大家说,陈景元至今手里不仅掌握着一份当年会议代表的花名册,还有当年会议收到的学术论文清单和论文原件。所有这些材料,都是参加会议的代表,会议之后寄送到南京来的。陈景元就不相信袁仲一先生,现在能够拿得出一份称得上国际学术讨论会的代表名单和论文汇总表,即使真的能够拿出来,那也肯定是假的。如果需要,双方都可以把材料公布于众,甚至可以请求进行司法鉴定,以便最后能确认材料的真实性。
会议代表身份,从1984年10月24日打印的代表“花名册”可以进行确认:秦俑博物馆20人,秦俑考古队5人,陕西社科院1人,陕西考古所8人,陕西博物馆8人,陕西文管会5人,陕西文化厅2人,陕西文物局9人,西安文物局2人,半坡博物馆4人,咸阳文管会2人,临潼、宝鸡、咸阳博物馆各1人,西北大学10人,陕西师大1人,另有新华社、新华社陕西分社、陕西日报、西安晚报、西安广播电台等媒体记者9人,还有军区干休所、市委、临潼党校等5人,某地军事科学院1人。从秦俑馆1984年《年鉴》公布的38篇提交给会议的论文清单看,也根本找不到有任何外国人写的论文。
袁仲一先生不是说,当时开了一个有100余位国内外专家出席的“秦俑国际学术研讨会”的吗?其他人不是也一直在说,这个学术研讨会是由“国家和陕西省”组织召开的吗?如果真是这样,那么大会上一致通过的《会议纪要》及会议正式文件,应该代表着会议的结论意见,代表着会议的一致赞同的观点。如果这一种说法真实可靠,那么必须明确:负责具体主办这次会议的国际组织名称,以及国内协办机构单位的名称,它们都应该对会议发布的各种文件(比如,对会议肯定某种观点、或者否定某种观点),他们都负有不可推卸的责任,否则就没有资格称之为“国际学术讨论会”。
学术上有不同的意见、观点,完全是正常的。胡乔木代表中央,对秦俑争论有重要批示,于光远一直强调“学术研究不能搞少数服从多数,不能搞民主集中制”。袁仲一等人却肆意歪曲事实,宣称陈景元的观点在国际学术讨论会上被彻底否定。这种自我拔高、自欺欺人、蒙骗公众、戏弄舆论的卑劣行径,是那样的不理智、不道德。应该知道,越是有权威、有地位、有名望的大学者,越要自爱自重,越不能口不择言,越不能做一些不符合自己身分的事情。袁仲一之流,用这种方式,弄虚作假、编造谎言,做出这种荒诞无稽的勾当,实在有违高智商学者的学术风范和高尚品格。
著名学者毕星星先生,在2009年第11期《同舟共进》上发表文章说:“近来传出的造假活动,越来越离谱,越来越骇人,若论其荒唐,足以令全国上下笑破肚皮。说学术造假已进入建国以来最热烈最高产的新阶段,当不为过。更可恶又可气的是,对于种种造假、犯错,被揭穿西洋镜以后,我归结出大体有四种对抗方式:一不理;二狡辩;三耍赖;四蛮横。我们生活在一个文过饰非、扬善隐恶的时代。为什么学术领域接连出现大面积造假和抵赖?说一千道一万,是我们的道德大环境,已发生根本的改变。我还注意到了,这些人拒绝认错的蛮横程度,是和他们地位实力成正比的。
某个学科、某个系统,造假者若是个响当当人物,要让他出来认错,就比一般人难得多。造假者若是学术权威,再加上背后有强大权势的支持,要让他出来认错,就比登天更要难了。因为,在他原来掌控的王国里,这块天地他是口含天宪,本来“一口唾沫、一个钉”,早就司空见惯了,谁敢贸然出来说半个不字。袁仲一先生已经登上了巅峰,戴上了“秦俑之父”的高帽,被尊为世界一流考古学家。人贵有自知之明,自己到底是半斤、还是八两,应该比谁都清楚。如果自己确实有实力、有把握从学术上胜陈景元,何必制造什么“国际学术讨论会”的谎言,去为自己壮胆和助威。
“秦俑之父”源自何时何地,出自何人之口、何人之手,袁仲一自己是最清楚的。“秦俑国际学术讨论会”都能编造出来,再要制造出一个“秦俑之父”,那是不费吹灰之力的。在中国,民意“被绑架”的现象还少吗?各种称号,各种荣誉,成了一些部门和某些权贵的“私藏品”,他高兴给谁就给谁。像这个“秦俑之父”是怎么来的?俑坑是他主持修造的?是他首先发现的?实际上都不是。难道仅凭他当过几年“馆长”,又被称为“著名考古学家”,就有资格获得“秦俑之父”的荣誉和金色光环吗?如果真能把秦俑研究透了,又何必装腔作势说,自己观点得到国际的认可呢?
著名教授易中天先生,在湖南卫视的《零点锋云》节目中,就直言不讳地说过:你看现在有很多人,学历越高,就越不会说人话。尤其那些专家、权威,他们说的根本不是人话。对如今高学历的专家、学者,应该另眼相看,他们在介绍自己的时候,往往会说我来自某某大学,觉得这话说得很风光,显得很有文化、有身份感,有角色意识,然后下面说的肯定不是人话。所谓的专家、学者、教授们,在电视荧屏上“说事”,更是一种扯蛋,因为大家都在各种场合扯蛋,只不过他们以专家、学者、教授、博士生导师身份来扯,扯成了文字发表在什么核心刊物上,那就叫“学术论文”。
(详细内容,见陈景元《秦俑风波》一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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